借城镇化消除“二元结构”社会


 

 

  中国地域辽阔,城乡分隔巨大,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社会,尤其在贫困地区,因边界性、地理性和文化性差异,脱贫致富更是没有办法展开。如能消除这种社会结构,无疑对中国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关键在于,采取怎样的方式合适呢?
  去年十一月,中国新的执政领导团队形成,坚定了改革的决心,而城镇化成为其中的润滑剂将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但其实,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在消除“二元结构”城乡社会方面,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略目标。因为如此,方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均衡度,具有充实性。
  那么,要如何借助城镇化的力量去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呢?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孵化”、“消纳”、“反哺”三大功能作用。


  孵化功能
  城镇化的孵化功能,是指在立足于农村领域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要积极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广大农村转移,实现以产业发展来“孵化”城镇化建设。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建设几乎没有公认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少以产业作动能的支持。
  产业动能的意义在于,在资源和空间要素的直接作用下,推动国家或地区社会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对涵盖农村经济在内的区域整体经济的拉动效益更加明显。而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正在于是城乡区域差距。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而中西部有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
  为此,缩小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就要依靠城镇化产业动能的支持。从发展趋势看,这项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将落在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施上。而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既可以盘活农村经济,同时还能实现提振内需的目的,可谓一举双得。
  目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逐步由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现代化,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但还远远没有到位,必须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拉动。为此,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要符合空间结构与资源特征,注重产出的效率与质量;在路径上要从空间结构优化入手,带动从资源配置到产业升级的全链条的优化与升级。
  唯有这样,农业现代化才有望尽快实现,让农民在地就业,并以此作为产业动能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发展,促使农民身份的转变,从内质消除城乡差异。


  消纳功能
  城镇化的消纳功能,是指在客观地评估现有的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后,对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期设定一个“安全阀值”,这样方可在预知的合理发展空间内,让现有城镇做到积极有序地接纳从农村转移过来的“新成员”,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
  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存在严重的“城镇门槛”现象,而且这已然成为城里人(既得利益的守护者)与城外人(欲求分享的跨入者)之间的一道生死线!为了更多地攫取存入城镇账户的待分配或按人头可获取的公共红利,双方的博弈日益白热化,演化成了政府不得不去关注的社会问题。
  利用城镇化的“消纳功能”去消除社会的二元结构,即要尽快提高城市化的管理效率。如加强对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生态环境的改善,当然,这些硬件环境的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必然结果,但也要从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方面面进行协调发展,如完善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提供支持。
  同时,外来人口的激增给城镇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和治理压力,这也是一个的必然会遇到的问题。目前,中国城镇化率高达50%多,但是其中有超过10%的流动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这是城镇化建设的“缺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制度吸纳农民工“进城”,并让他们在医疗、教育、户籍等方面逐步享受到平等待遇,这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无疑是十分现实的考验。
  因而,改变农民工的身份,并真正接纳他们,进而削平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是城镇化建设中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巨大工程。


  反哺功能
  城镇化建设的反哺功能,指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次财政支持力度与对农民的二次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使农民分享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这样可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
  农村是城市的养育之源,但却始终处于发展滞后的状态,农民也因生产方式的落后,总是处于产业结构末端,其收入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2011年的数据,中国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实际差据为10457.435元,如不采取调整措施,消费差距将继续扩大,到2045年会高达73057元。而从目前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仅靠对产出效益之比甚差的农产品进行有限度的直补,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居民的差距,更无法解决他们最盼望解决的现实困难。
  要说农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居住在农村大大部分“空巢老人”而言,从城里寄回乡下的打工钱就是他们的救命钱。“养儿防老”的“生物规律”已经成为拉紧与城里第二代农民工之间的“红丝带”。老一代农民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在一步步逼近,他们盼望能与城里人一样就近领到养老金。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必将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影响。
  因此,破解农民老难题,正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提高中国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2011年的数据,在广大农民群体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数量仅为4140万人。为此,有必要对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如集中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或大幅增加地方政府能够调配的资源。这不仅映衬出城镇化的“反哺功能”的重要意义,更可成为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要消除“二元结构”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如能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孵化功能”、“消纳功能”、“反哺功能”,就可以有效缩减目前的城乡差异、缓解中国广大农村挤压已久的矛盾。只要不停止前进的步伐,未来的城乡一体化景象就不仅仅是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