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领域超常规发展，得益于中国搭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彻底阻挡了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的战略机遇也就此打住了。正如一个部队经历一场战役后，需要修整一样，中国经济也需要修整，需要一次较长时间和彻底的修整。
从根本上修整中国经济，就要在制度层面对中国现行制度进行新的改造，即消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上的缺陷，我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社会保障问题。自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体制内就业的人口有比较彻底的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城镇人口有一部分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没有社会保障（最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2、户籍歧视。全世界各国中，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外，都取消了这一歧视性政策。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本质上都是统治者牢牢控制和防范本国民众的一种手段，户籍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历史遗产中的糟粕，现在，中国经济得到了质的大发展，到了应彻底铲除的时候了。
3、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资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层面的，朱镕基在任总理时就说过，我们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都都用于了政府行政，能够用于改善民生的，少得可怜。时至今日，即使到了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还不包括五花八门且规模庞大的政府行政收费），这种现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令人感到绝望的事实是：中国有几个省（市）、县、乡政府和直辖部门的办公大楼，不是本地最豪华的建筑之一？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总费用的增长幅度，总体与同期经济增长相当。
第二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宪法上定义定位是全民的，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到底做得如何呢？国有企业得到的是全社会最佳的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等），但是，第一，不向国家财政缴纳每年的盈利（别给我说央企红利哦，搞清楚央企红利再说话），第二，没有向全社会提供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廉价和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即在现实社会里，国有企业只不过是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利益阶层，他们赚了钱不上缴国家财政，赔了钱让国家财政和央行买单，即全社会纳税人买单。
在此，国有企业的问题，我要略加展开阐述。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GDP产出，只占中国全部GDP 的约三分之一（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至多只占到全社会的1----2层），而印度占了约50%。如果以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和产出量划分社会制度，印度应该划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再考察西欧和南欧等国家，二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骨干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那个时候国有化风靡全球），虽经二十世纪八十年实施了一波私有化，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全社会经济的比重仍然很高，这次欧债危机，这些国家估计会实施第二波私有化。
从世界范围内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国有企业是多是少，不是划分本国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第二，任何制度形式的企业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公有制企业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私有制企业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三，消除各类型企业（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在本国经济生活的垄断和特权，是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最佳途径，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
告诉各位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我所了解到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每年的盈利中的相当部分，直接上缴本国政府的财政（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全民），但中国目前一分钱没有上缴，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在本国经济活动中几乎不享有特权，虽然存在垄断，但前提是，你要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并提供非国有企业不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价格）。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差得太远了。
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来源于消除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性缺陷和不足。作为共产党人和体制内的人士，与远大的政治理想相比，更要有宽阔的胸怀：对待利益要拿得起、放得下，对待社会公众的不满乃至发泄，要予以严肃的尊重和改进。
希望总书记和总理说的改善民生，能落实到实处；希望国务院主导的结构调整，能将中国经济中的各种“价格泡沫”，一个个挑破。回归合理；希望发改委查处类似中国电信行业垄断和商业欺诈的调查，未来越来越多。希望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每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监管，越来越严厉。
人民的希望和不满，就是我们要修整的内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和再造与中国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越好，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要求和期盼越高----公平正义的呼声会越高，这是非常正常而合理的，不是非分之想，不是刁民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