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康银行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为抗日大后方三大民营银行之一，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

　　我所了解的胡子昂先生

　　作者：冯克熙

　　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胡子昂先生作为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企业家，已以他对国家、人民的贡献载入史册。我想从半个世纪的亲身交往中，谈谈我对这位长者的风范、人品的感受，以表达对他的深挚的追念。

　　我相识子老是在抗日战争末期的1943年，那时刚从学校出来就到《新蜀报》工作。我先认识子老的公子胡克林，随即参加以克林为首的一个进步青年组织“中国青年民主社”。我们这批20岁左右、刚从大学出来的青年，就此经常出入新民街的胡公馆。那里不仅成了青民社的主要活动场所，郭沫若、陈铭枢、邓初民、施复亮、张友渔、刘光等党内外知名之士也常去。大家针贬时政、激扬理念，十分热烈。这些情况子老知道，只是由于他当时的身份，不便公开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他对青民社、对民主运动，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是支持的。

　　当时，子老是重庆有影响的银行家、企业家，兼市参议会议长，和国民党中央、地方的政界人士张群、孔祥熙、刘文辉等都有相当交情。他亦商亦政、活动广泛。工商业是他的基础，他办银行(华康银行)、办企业(重庆自来水公司、华西兴业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十分务实，精明干练。这些事业，在他主持下欣欣向荣，成为当时重庆民族工商业中的佼佼者。我有一段时间寄住在华康银行楼上，亲自看到：银行人员不多，管理有序，经营有方，重效率，出效益；一批中青年人在子老亲自指导下团结拼搏，很富朝气。经济学家施复亮先生有次曾对我说：“你看，华康的经营和官僚资本就是两码事。”

　　子老经营企业，并不只是为企业发财而经营，他的视野更在政治，注视中国多难的现代进程，对当时政界的许多方面都有接触。远见卓识使他超越了当前利益而更多着眼于国家前途：民主运动的发展。可以说，他在旧政界的一些活动，是为了掩护对民主运动的支持。随着抗战末期到新政协这段时期形势的发展，他日益直接参与民主活动，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向。

　　子老和周恩来、吴玉章、邓初民先生等早有接触，我们都知道，他却从未向我们谈过。他对青民社的支持，我们却是亲自感受。青民社人是他家的常客，对青民社主办的一些进步事业：华裕农扬、适存高商校、亚洲中学、群益出版社、新中国剧社，他都是既出力、又出钱。他只是告诉我们：“我支持他们，但大家要理解我的处境，不能公开。你们也要注意策略，斗争复杂。”抗战结束，民盟总部东迁，克林和我以及青民社的一些同志接办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子老给了我们不少支持。相当部分经费来自他的华康银行、怡益银号。《民主报》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自办印刷厂，主要资金也是来自子老、克林的筹措。表面上，他和报社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支持民主报的幕后主角之一。这些情况，党内外好些同志也都知道。

　　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子老公开站出来为民请命。他在重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上的三呼和平，反对内战，是当时传遍重庆的佳话。在较场口血案中，他掩护了施复亮等同志，用自己的车子把受伤的施先生等撤离现场。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搞大逮捕，子老的至交鄢公复被捕，胡克林、胡甫珊(子老的侄女，我的爱人)和我也在黑名单之内，是子老通过当时的重庆市长张笃伦，把鄢公复先生营救出来，也使克林、甫珊和我免遭于难。张笃伦和子老是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下的老同事，私交甚笃。子老当重庆市参议长，是张支持。张笃伦曾对子老说：“我当市长，你当议长，我们两人捆在一起。”那两年，他们确实“捆”在一起，为重庆市政建设，掩护民主活动做了一些好事。1949年中，民盟利用李宗仁搞和谈，提出释放被捕民主人士：一份名单由潘大逵、梁漱溟、鲜特生，范朴斋几位先生交给张群(当时的西南军政长官)，另一份名单则是由子老通过张笃伦转交张群。20多位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包括中共党员得以脱险，子老尽了一份努力。记得他在重庆市参议会的第一次会上，还曾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题，提出建设重庆下水道、北区干路和两江大桥三个主要工程，前两项也确在他任期内部分落成，这都是为重庆人民做的有益的事。

　　由于他越来越公开地倾向民主运动，加上他的弟妹子侄不少积极参与了这方面的活动，如：他的堂弟胡定一(中共党员，当时沙区学运活跃分子，解放后，任驻美公使、驻英大使)、侄子胡甫臣(中共党员，也是沙区学运负责人，解放后是《工人报》副总编)、侄子胡夏畦(万县民建会负责人)、侄女胡甫珊(民盟成员，新闻记者)、侄女胡珂(文艺工作者)、侄子胡北淇(中共党员，新闻记者)加上克林和我。于是，反动报纸《新华时报》等诬我们为“胡家班”、“中共走狗”。我们成了特务打击的对象，在重庆也就越来越无法立足，于是，有的去解放区，有的去成都，有的隐藏到乡下。到1949年初，子老也呆不下去，他潜赴香港，和南方局进一步联系，直接投身民主革命。他在重庆的家被国民党查抄，他却应共产党之邀由港经解放区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次会议，从而开始了他政治生活史上新的篇章。

　　西南解放，子老随刘、邓大军返川，组建和负责重庆工商联，同时兼任重庆副市长。那时，我奉重庆工商局负责研究室工作。他经常找我去谈如何开展工商工作。他是长者，也是上级，但十分虚心，不耻下问，而且一再对我说：解放了，一切要重新学起，重新做起，要兢兢业业，“夹起尾巴做人”。他的语重心长的教诲，对我们这些当时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很有针对性，可惜，我们没有能很好体会，终于1957年一场风暴，使我和子老违隔20多年。那时，他已调去北京，主持民建、工商联工作，我则在基层劳动，没有可能去北京看他。只记得，我爱人有几次到北京出差，见着时，他老人家总要带口信给我：“不要灰心，要相信党，相信历史，历史总是公正的。”“文革”前两年他有一次回重庆，住重庆宾馆，通知我去见他。我曾经犹豫：去还是不去?去了会不会对老人家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和一个“右派”、“五类分子”接触，尽管是亲戚，是否也有个“立场”问题?在我爱人的鼓励下，我才去看了他。一阵相对无言之后，他对我抚慰有加，问了不少家庭、生活琐事，要我“坚强些，向前看”，情慈语切，意在言外，这是我在被“斗争”、“监督”中很难感受到的人情的闪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79年，我改正后第一次去北京，首先想到的，是到北太平庄看望子老。见着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看了又看；老太太专门去买了烤鸭、大虾来招待我；弟妹们对我也十分热情。那以后，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和他老人家以及在家的兄弟叔侄聚首一堂畅谈，谈生活、谈时事、谈改革。大家说，北太平庄是我们的温馨的沙龙。那时，子老虽已年过八旬，却仍每次都和大家在一起欢聚，直到1988年后，老人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才少参加我们的聚谈。以后，则连楼也少下，但只要精神稍好，他仍总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故乡重庆。1989年，他还对我说，希望能再回山城去看看，“回到哺育我成长的地方”，“看我能不能为故乡做点事”。不料，这都只成了老人的最后遗愿。

　　子老在旧社会是位声名颇显的金融家、企业家，但他并没有发大财，生活也很俭朴。刚解放，他就把价值约20多万元的所有股票、股权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说：既然是要作个人民干部，就要把资产阶级东西全部抛光!他的这个行动，在当时重庆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1957年，他把在重庆的最后一处房产：新民街的那幢平房，捐给市中区办学。他嘱咐他女儿胡静和侄女胡甫珊办理此事，一再告诉她们，不能向政府提任何要求，捐献要无条件!

　　几十年，子老以务实的精神，有成效地兴办了一批民族工商企事业。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有洞烛时代、顺应潮流的远见卓识，有刚正不阿的端庄人品。正是这些，使他这位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对曙光而昂扬!

　　献给老友胡子昂

　　作者：古耕虞 黄凉尘

　　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闻子老以九五高龄阖然长逝，我们亲自到花店定制了一个花环，下署“老友”，以志哀思，并告慰子老在天之灵。 我们和他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了。我们都是四川人，但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因而用中国人的感情写了这篇悼文。

　　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与他结伴同行。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我们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相识。子昂与周恩来见面较早，最初是在武汉；而我们两人较晚，是在重庆。由于周恩来的指引和教导，我们逐渐地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知道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抗战；进而知道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在全国解放以后，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以实际行动，不尚空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与共产党走到一起来

　　我们俩都是年近80或80岁以上的老人了。深知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有个最敏感的部分，那就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掠夺、压迫与欺侮。我们所以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中结伴同行，后来又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出发的。后者，我们认为是民族的灵魂与源头。

　　许多人都知道，胡子老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和四川省建设厅长。在此之前，从30年代起，他是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华西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国民党政府军队自上海撤退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国使节也随之西迁。重庆因人口骤增，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严重不足。子昂亲自到了武汉(当时政府要员还在武汉)，要求政府拨款，在重庆建设新的供水系统和供电设备。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搞到一笔款项，在武汉就地购办了大量有关设备和器材，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随同船舶沿江上溯，亲自押运。重庆是战时首都，它的建设不仅有关抗战，而且影响国际。子老此举是有功绩的。

　　就在武汉筹款期间，子昂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受到许多教益。他认为这是他认识共产党，并认识共产党为国脉民命之所系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仰仗美军、美舰、美机、美械之淫威，置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建立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1945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协商，以及各方面爱国民主力量的奔走呼吁，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规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然而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这个协定旋被他们撕毁，使内战蔓延到全国10多省，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

　　我们工商界是热烈拥护中共号召的和平建国的。这是因为我们十分懂得只有和平，才能建国；只有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老百姓才有衣穿，有饭吃；也只有社会有了购买力，生意人才能有生意做。也在1945年10月，周恩来在重庆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商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界应推代表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社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原则下相互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

　　由于官僚(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一贯排挤摧残民族资本，经过八年抗战，工商界正处于极度困境之中，而这时候，周恩来讲了话，给我们工商界送来了一阵和煦的春风；若大旱之望云霓，共产党为工商界下了一阵及时雨。

　　我们是在国共两党的比较、鉴别中，逐步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

　　好民所好 恶民所恶

　　胡子昂本来并不想竞选重庆市参议会议长，他向我们表示要放弃那次竞选。但工商界一再敦促。这有四个原因：(一)他有才干，有人缘，与四川的政界、军界、财政金融界、实业界都很熟；(二)他公正廉直，有正义感，不斤斤计较私利；(三)他主要是政治活动家，但也是经济家，他与工商界结了不解缘；(四)当时除了重庆一位银行家外，有资格能与他竞选的，是一位国民党在四川负责党务的长官，工商界不喜欢这位长官，所以我们希望他参加竞选，当参议长。 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使我们最憎恶的，是他们自以为抗战胜利以后，有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帝国和军事帝国作他们的靠山，就能保住他们的反动统治，可以为所欲为地压服人民革命和民主爱国力量。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胡子昂以他的实际行动报答了我们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希望。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他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的党旗，以示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

　　1946年2月，重庆市各界在市区较场口庆祝“双十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从中捣乱，打伤爱国民主人士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当时，胡子昂在场，一气踏上长凳，厉声斥责打人凶手，并把被打伤的与会人士迅速送往医院。

　　内战期间国民党特务横行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革命诗人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重庆市各界为此举行追悼会。子老在会上慷慨陈词，认为国民党这类恐怖活动和罪恶行为，完全违逆民意，人民决不容许。为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必须奋起抗争。他在追悼会上再三地振臂高呼：“我们要和平救国！”他“三呼和平”，正气凛然，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因此对他深表赞许。子老嗓音宏亮，至今忆及，犹感余音缭绕。

　　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国民党反动特务头子戴笠，在这一年的3月坠机跌死。当时，重庆市参议会有人提出要送挽联。子老说：“只要我一息尚存，不论用市参议会或用我个人名义，决不准送这种挽联。”当特务横行之际，这等于“虎口拔牙”，其胆识确实可敬。而国民党特务也确实对他屡图下毒手，只因迫于胡子昂在四川地望之重，加害于他会触犯众怒，尤其会触犯四川上层各界，搞得局面不可收拾，才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认为：胡子昂来自国民党(他在1947年底尚被选为立法委员)，但却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行为。我们说他主要是政治家，就因为他有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子老有句名言：“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他是认认真真与人民站在一起，认认真真身体力行的。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途穷路末，更加残酷地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反动派的压迫越重，人民的反抗也就越烈。1948年，子老偕其夫人到了香港，见到了古耕虞，对古说，他要“投奔共产党了”。当时，古在香港有公司，有钱。古知道他是政治家，需要政治活动经费，送了他一笔资助。他在香港默默地住了两三个月，不久，东北全境解放，他是坐香港驶往东北的第一条船(古的船)到大连的，实现了他“投奔共产党”的愿望。

　　当时，黄凉尘在重庆，西南诸省尚未解放。子老有些活动古耕虞不知道黄凉尘知道。胡子昂在香港好像是静居，但在赴东北之前，他是在重庆、香港间来来去去的。有一天，他突然到了重庆，说要去见川军中某位兵团司令。那位司令在重庆，而他的兵团驻扎在川东。

　　胡子昂登门拜访了那位司令。司令似乎知道他的来意，开口就问：“你是替共产党来当说客的吗?”

　　子老答道：“我是来看望老朋友的。问你好，并问你在当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有些什么想法。我是本着老朋友的感情并本着自己的志向来拜访你的。”

　　他是冒着杀头的危险赴重庆的。当天，他从那位兵团司令那里归来，收到了一张条子，上写“速离重庆，明天不走就走不了了！”这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写给他的。

　　好在子老在重庆有很多老朋友。当时的重庆市长张笃伦，替他搞到了第二天清早起飞的飞机票。这架飞机是飞广州的。国民党的行政院还在广州，财政部长徐可亭(徐堪，四川人，孔祥熙的红人)，同胡子昂与我们都很熟。他假说徐堪急电要他去当财政部次长，于是就坐了飞机逃出了虎口。其实他一下飞机就转坐火车到香港去了，当什么“财政部次长”!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全国解放以后，邓小平先在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很关心西南的经济建设，常常会见工商界。胡子昂和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结识邓小平的。

　　解放初期，子老在四川职务很多，诸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副市长等。但他的工作重点是在工商界，我们都是最早把企业与资金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轨道的。

　　1956年，子老由川调京，襄助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工作，把他的影响从四川扩大到全国。任老、叔老都是著名的爱国老人，受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称之为“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叔老是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故世后，胡子昂任第四届全国工商联主委，继续团结带领我们工商界接受党的领导，进行自我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出重要突出的贡献。

　　胡子昂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重要领导人，任民建中央副主委。1958年后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成立协作委员会。他与后来任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厥文团结协作，由于他们德高望重，深受全国工商界爱戴，称之为“两位胡老”。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指出的“把门路搞得宽一点，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的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成立了三家大公司，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和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这三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与工商界有关，被戏称为“三兄弟”。我们两人都是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们继续结伴同行为改革开放效力。

　　1983年，全国工商联有个代表团访问港澳工商界。参加代表团的都是内地工商界著名人士，胡子昂是团长。港澳工商界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都在港澳有很多朋友，纷纷送礼。子昂规定，任何团员不收任何礼物，包括亲友私人送的礼物在内。当时，政府规定，凡赴港澳或出国人员，回来时可带一件免税商品。而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归来时，却没有人带一件这类商品，使海关人员为之惊讶不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当时政府发给一笔外汇，作为特需费。到港澳后，这笔外汇也没有花出去，按照子老吩咐，归来后原封不动上交国库。

　　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是赚了钱的。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有些经验，而所聘的总经理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们的业务重点一是向外国的大企业，诸如向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碳化氰公司等15家大公司、大银行提供咨询服务；二是代理，例如代理我国纺织工业部进口外国毛条，加工成毛纺织品出口，代理山西煤矿扩大外销等。这家公司的业务是受过国务院审查的。子老说：“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地办起来，清清白白地交出去。”

　　子老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探索真理，坚持进步，坚持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需要几代人的团结努力。前人走过的正确道路可以激励后人。在子老的昭示下，我们希望年轻一代继续向前走，而且要更上一层楼，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

　　古耕虞

　　1905--2000，祖籍广东，出生于重庆山货业世家。21岁即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仅两年便“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仅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抗战期间，猪鬃的收购、出口指定由官办的川畜公司经营，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古耕虞又将川畜业务推向全国，以致垄断了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解放后，为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使我国猪鬃顺利出口做了大量工作，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其财经委副主任等职。

　　冯克熙

　　冯克熙(1922—2004年），四川江安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重庆市名誉主委，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重庆社会大学校长。冯克熙同志，因病于2004年3月17日在重庆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