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核电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在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面前，所有的理论都是脆弱的。日本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人类的渺小再次提供了一个实证。

　　本次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出现了我们不可思议的情节：不少公共场所的广播要求公众不要离开建筑物。这表明，日本人对建筑物的抗震标准是足够自信的。以此推论，在地震高发的日本，建设核电站时应对地震的设防标准之高，也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但是，福岛的几座核电站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核泄露，从而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民众的恐慌，甚至连美国西海岸的居民也出现了抢购碘片的风潮。而中国的很多城市更是出现了大面积抢购含碘食盐的非理性行为。

　　在我们对“谣盐”感到愤怒，对公众的过度反应提出批评的同时，又需要强调，普通老百姓毕竟不是科学家，对核辐射问题完全不懂，当核泄漏事故出现并且灾难继续扩大后，表现出一定的恐慌情绪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1942年，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建成，科学家们终于能够神奇地将核裂变这个面目狰狞的“魔鬼”控制于股掌，并且在三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将“魔鬼”释放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首次展示了利用核裂变功能杀人的可怕手段。

　　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苏联奥布灵斯克核电站建成，从此，核裂变不再是战场上冷血的杀手，它以核能源的面目出现，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摇身一变为人类的伙伴。

　　不过，魔鬼终究是魔鬼，稍不留神，它就会从“潘多拉盒子”里跳出来，扑向人类——1979年3月28日凌晨4点，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第二组反应堆发生事故，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溢出，反应堆报废。虽然由于应对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该事故对美国的核电建设影响深远。

　　真正让世界惊恐的是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座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发生大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31人当场死亡，在随后的多年内，又有数万人陆续死于这场核事故。同时，事故使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众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严重污染，由此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无法估计。

　　时隔25年，日本福岛又一次上演核泄漏悲剧。作为邻国，福岛核事故无疑震动了中国。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我国有关方面应对日本福岛核泄漏情况的汇报后，决定采取四项措施：加强正在运行的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国家高层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显然是及时和必要的。就当前中国核电发展的现状而言，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技术之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经运行的核电站，主要使用俄罗斯的技术，而正在建设的多个大型核电站，既有俄罗斯的AES—91型压水堆技术，也有法国的CPR1000技术，以及专门成立的国家核电公司花巨资全盘引进的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争议最大的是CPR1000和AP1000，二者都属于三代核技术，不仅造价极其昂贵，而且就像磁悬浮一样，没有经过实践验证，我们将其大规模投入商业运营，意味很多未知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已建和在建的核电站全部处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部或东部沿海地区，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必然代价高昂。因此，福岛核泄漏事故既是警钟，又像一副冷却剂，为中国过热的核电建设计划清醒了一下头脑，特别面对未经实践充分验证的三代核电技术，更应当谨慎决策，避免急于求成，大规模上马存在风险的核电技术。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安全的技术，都无法完全应对自然灾害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核裂变这个“魔鬼”，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对它的畏惧之心，万不可自恃技术过硬而放松警惕。

　　不可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能源短缺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以核电为主的清洁能源的大方向没有错误，也符合未来世界的大趋势。但考虑到核泄漏事故的可怕性，我们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不仅要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而且始终要将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将经济利益凌驾于安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