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受到制约、土地农转非指标严格按地区配给的非市场化前提下去判断产业是否应该转移，其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够令人信服

　　此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有几个新提法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二是谈及区域协调发展时，突出了“互动”二字；三是首次把“改善民生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单独成篇列出。本文从产业转移时机之辩入手，解读以上几点内容。

　　从2004-2005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就有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据此有学者认为东部产业大举西进转移的时机已经到来。我认为，在劳动 力跨地区流动受到制约、土地农转非指标严格按地区配给的非市场化前提下去判断产业是否应该转移，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够令人信服。相反，倒是东部发达地区产 业及其人才的聚集还远未完成，而其障碍恰恰也正是户籍制度对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限制，以及土地开发指标配给体系下出现的中西部地区的“过度”工业化。这些 现象的背后，既体现了政府对地区差距扩大的担忧，也与长期以来城乡及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有关。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三大新提法，内在 有着很强的逻辑联系。

　　生产要素流动受到制约

　　此次“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我的理解是，这个“互动”其实质应该是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生产要素无非就是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本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流动的；而后两者流动的难度很大，直接受到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以及农转非用地指标制度的影响。

　　劳动力方面，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是利用了农村生活状况比较差、收入比较低这一现实，因而能以较低的工资吸纳大量的农村劳 动力。但是城市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的同时，并没有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化的待遇。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大量的城市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 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大大挫伤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所谓的“民工荒”，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因为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而只是农民工进城 后缺乏社会公共服务待遇，而不堪其劳动及生活环境压力所致，形成了目前这种候鸟式的短期劳动力输出，更有部分劳动力不愿继续再向大城市流动。

　　土地方面，就其物理属性而言，土地并不会流动，但由于我国有农转非用地指标这一特殊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农转非指标)大量土地流 动的可能性。从目前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各地能够使用的非农用地指标已经很少，甚至没有了；而中西部地区对非农用地指标的需求增长就没有那么快，同时， 其土地更多是的粗放式利用，单位产出相对更低，土地利用效率也更差。那就意味着，如果能把更多的指标从中西部地区转移给东部沿海地区，就有利于更好地发挥 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集聚作用，也更符合市场的逻辑。但由于各地出于其利益相关，都向中央要农转非的指标，都想开发，都想招商引资，最终都想获得GDP的快 速增长，结果反而导致了土地合理流动的难题。

　　目前部分省市内部已经有所谓的“指标交易”出现。因为即便同一省内，地区之间发展差异也很大，有些地方工业化很落后，其农转非土地指标根本用不 了。而有些地区则大量需要非农用地，尽管其农地也是有的，但农转非指标已经用完了。那么这个时候，两者就可能达成协议：我把一部分税收划拨给你，而你把用 地指标划转给我。从省内总量上来说，用地指标仍然是平衡的，但是土地利用的效率明显得到了提高。这样形式的指标交易流转中央已经默认，但对跨省的指标交易 目前仍然明确并不允许。此次“十二五”规划纲要着重提出了区域之间“互动”发展，显然可以看作为打破目前这一现状的积极信号。

　　产业转移应当动态平衡

　　回到产业转移时机。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到产业大规模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时候。正是由于前述种种要素流动的限制，使其尚不能进行完全市场化的配置。目前过早出现的产业由东向西转移现象，实际上有很多是企业不得已而为之，是违背效率原则的。

　　产业是否需要转移，何时转移，怎么转移，应该由企业家来决定，而不是政府通过规划、条例的形式来确定，更不是通过人为限制其它要素的流动去实现的。

　　不少人看到目前有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就判断产业转移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将要素非市场化配置所导致的产业转移现象，反过来作为其发生的 依据，纯粹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好比你爱吃中餐，但酒店中餐区已经满座了，你不得不选择去其西餐区就餐，如果因此得出结论“你变得爱吃西餐了，所以就去了西 餐馆”，那完全是违背实际情况的。因为西餐区的空位置如果能够坐着吃中餐，你肯定还是会选择中餐的。所以，只有当户籍、土地等约束因素都放开了，在充分市 场化的环境下企业家确实选择了进行产业转移，我们才能真正认为产业转移的时机已经来临。

　　所谓产业转移，其实并非必然意味着原本产业集聚地区GDP增长的衰退，大都只是低附加值、低效率、高资源消耗的产业的离开，而这种转移恰恰腾出 了更多的空间给予那些高附加值、高科技、高效率的产业。产业转移绝非是单向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有人走才能有人来。伴随着产业转移，本地企业的附 加值应该是不断在提升。

　　缓解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人才集聚

　　此次规划纲要提出，东部地区应“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其实是对东部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和人才集聚，实际上还远未完成。而阻碍人才向发达地区集聚的因素中，城镇化发展的落后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性不平衡是其重要的两 项。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即使把非户籍常住人口都算作城市人口，与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相比，我们也没有优势。按常规来 说，各国城镇化水平往往要高于工业化水平，而我们恰恰相反。由于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差异相当悬殊。显而 易见，只有大城市才享受得到的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就会越发供不应求。目前大城市房价的高企，就包含了资本化了的高水平公共服务。

　　尽管大城市人口已经高度膨胀，为什么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其原因也正在于当地优质的公共服务。试想一下，如果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能够适度均衡，如 果中小城镇、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能够发展得足够好，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全国对接，很多人就未必选择非得留在“北上广”，例如退休职工、老 年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承担大城市的快节奏和生活压力。而释放出的资源空间，也就能吸引更多的城市急需人才的集聚。

　　一方面是大城市的过于拥挤，生活成本过高，一方面是人才集聚度的不足，这就是要素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以及各地之间公共服务悬殊差异所致。如 果要素流动能够突围，那么低生产率的个人就会选择出城，更多高生产率的新人将选择进城，从而促进大城市人口结构的健康发展，这才是市场化的有效率的资源配 置状态。由此，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到的产业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