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形的商品，无不包含着一定量的某种自然资源。因此，商品的交换价格，无不与国家的资源政策相联系。

比如住房价格无不与国家的土地资源政策密切联系着。在自然资源公有共享的资源政策下，人们要盖房子，象土地这样的自然资源都是无须付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我国农村的土地都是村里集体所有，社员盖房子只要经生产大队批准即可（完全是一种规划性行政审批），根本用不着花钱买地（做了房子也只对房产享有所有权，而土地仍然是国家的）。而在资源私有的社会制度里，土地资源从来都是有价的，它的易手从来就是要向原所有者付足费用的。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土地资源的价格也日益严重地影响着商品房的价格，有报道说，2009年，北京一些地方的住房价格中，土地的价格约占总房价的三分之一，达每平米七千元以上，这个比例在全国来说还不算最高，在有些城市，土地费用占整个住房价格的40——50%。为什么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房价会飞速上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对住房实行了货币化改革和紧随其后的土地资源政策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的土地，都被一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开发”之名引入市场进行交易，由公有（含集体所有）变为私有或部分私有。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绝对垄断经营，加上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的积极配合和助推，使得全国各地土地价格无不象坐直升机一样急速飙升，新的地王记录每日都被刷新。在土地价格疯狂暴涨背景下，房价安有不涨之理？

资产阶级学者说土地的有价是因为土地稀缺，一切不稀缺的自然资源是绝不要钱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土地资源在数千年以前就大大地稀缺了，因为，自私有制社会制度确立以来，土地从来就是可以卖钱的。私有制建立之初，土地相对人类的需求就真的很稀缺吗？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即使人类发展到今天，地球上的土地虽没有增加一寸，而人口却比几千年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但至今它还是足够地球上所有人享用的，也就是说从总量上看，过去几千来土地资源相对于那个时代人类的需求来说并不稀缺，它完全能供养得起那个时代所有地球人的居住和耕种之用。但为何还要卖钱？就因为整个社会对自然资源实行强者自由瓜分的私有制，少数人对土地的大量圈占和囤积，造成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它的所谓“稀缺”（不缺别的，只缺所有权），从而促成了土地市场的形成和土地价格的飙升。

除了所有制这种根本性的资源制度会影响到相关资源的价格外，国家的分配制度对资源价格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人一付好嗓子，它天生就是一种私有资源，不是后天可以造就的。在不同的分配政策下，歌星的工资或“出场费”与普通演员的工资报酬是有天壤之别的。在按劳分配的社会里，大家都按劳动拿工资，明星演员的工资不会比普通演员高到那去，只是嗓子好的人选择做演员当歌唱家的概率比正常人大些而已。而在按资分配的社会里，资源是获取收入的最重要依据，按资分配也是法定的重要分配原则之一。请歌星演唱，你若不付足资源费，他（她）就“拉俏”不为你唱，谁出的钱多他就为谁唱，你有什么办法。这也是一些大牌歌星的出场费数十倍、数百倍于那些普通伴奏伴舞人员的原因。

古董文物也是一种资源，虽然制造这些古董时所耗费的劳动未必很多，价值并不是很大，但在若干个年代过去后，它就成为一种历史文物，一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当时代的变迁使得这些物品残存数量极其稀少时，它就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它的这种资源属性，不是一般的劳动所能复制的。因此，这类文物的价格，总是会随着这类资源政策的改变而大大改变。任何一件文物，在资源公有的改革开放前与“产权明晰”的现在，其价格是大相径庭的。只要取消资源私有和贯彻按劳分配，这些东西的价格就和普通商品的价格没什么两样了，除了政府的博物馆愿意收藏这类文物以资考古外，民间收藏这类文物并无什么大的经济意义。

资源税政策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政策，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税收政策的任何调整，包括开征与停征，税率或税额的增减调整，计证方式的改变等等都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相关资源产品价格，同时也影响到使用这些资源的下游产品的市场价格。

各种传播媒体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电视广告为什么那么挣钱？就是因为电视传媒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社会资源。这种本应属于社会共享的资源一旦被相关部门居为己有，高额收费就不可避免，只要这种“部门所有”的资源体制不改，各电视台利用其传媒资源获取巨额超劳动收益的局面就不可能改变。2009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几秒钟的广告被宝洁公司以5.1517亿元中标，利润之大无不让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