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地方政府提出房价调控目标，发生在一个要求全世界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国度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政治的因素需要地方政府作出难度极大的决定。国务院划定的三月底的时间“大限”将至，诸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尚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目标选择之难可想而知。

　　本人以为，房价调控目标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把房价调控目标设定在5%之内，中策把房价调控目标设定在5%至10%之间，下策把房价调控目标定设在10%以上。上策以通胀率作为参考标杆，中策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作为参考标杆，下策以地方的GDP的增速作为参考标杆。

　　上策招致的民怨最小，表现出来的“政治觉悟”较高，容易出“政绩”，但实现起来不容易，甚至需要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建设进度。在地方官越来越难当的今天，当官被骂，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你想不被开车的骂，就会被走路的骂，你想不被走路的骂，就会被开车的骂，同样被骂，只要不撞到风口浪尖之上，宁可“搁浅”也不“触礁”，依时而变，顺势而为，即可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对于一线城市而言，5%的目标不是空口说白话，亦是可以达到的。注意到一些中心大城市，利用其土地价值较高的优势，以商品房与保障房相互搭配的方式出让土地，既缓解了保障房资金短缺之困，又抑制了住房均价的过度上涨，可谓一举两得，只要政府选好发展商，做好事前的规划、事中的监控和事后的检查，即使不获“吉”，也可“无咎”矣。

　　中策可谓不过不失，似乎方方面面都可以交代过去。然而，对于中房协副会长顾云昌认为的“对房子抱怨最大”的数量占10%的那部分群体来说不一定满意。尽管中策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作为参考标杆，但是，中国的问题不在收入增长不快而在收入分配不公，“对房子抱怨最大”的那部分人一般处于“体制”之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不居收入增长的“中上游”，而居收入增长的“中下游”，商品房买不起，保障房轮不到，福利房够不着，属于“夹心阶层”。选择中策不能减少“不和谐的声音”，尽管调控目标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但“政绩”不易体现。

　　下策之所以为下者，是因为即使地方政府无所作为，随着世界经济受累于日本的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影响而延缓复苏，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收紧银根、加息制胀的阶段，房价涨幅的最大可能性也与GDP的增速持平或略高一些。以此作为房价调控目标，难度不大，却可能面临“对房子抱怨最大”的那部分群体不断扩大、抱怨之声不断增强的危险。尽管选择下策，也符合中央政府提出的房价“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精神，大多数已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以此作为指导，许多专家学者亦以这个政策的字面精神作为建议的依据，然而，一旦房价民怨再次叨扰上级领导，尽管“法不责众”，也难免有下级官员要为此做“替罪羔羊”以“平民愤”，至于问责之“罪”具体会落到谁家的“顶戴花翎”之上，只好看其个人的“官运”和造化如何了。

　　时易了，事恐易，把目标定得低一些，再来个“超额完成任务”，还是把任务定得高一些，即使不能完成，也表现出“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尽忠职守而因顺自然的精神，更符合社会舆论和“圣意民心”的要求，值得有关方面仔细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