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授破格晋升的乱象
干部年轻化的危害也体现在当前的高校和学术界，因为上述官职迁升的八种现象也都充斥在当前的高校中。每一个院长、主任上台都开始擢升一些今后听从自己的青年学人，一些年轻人则为了获得赏识而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关系上，同时为了堵人之口而努力满足一些形式主义的学历或者论文指标。当然，学校的院长、主任所干的琐碎工作本身既不复杂却又费事，真正的学人是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浪费于此的；因此，让那些有精力又愿干的年轻人来担任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在当前中国社会，权力和资源的不可分离，一个学术再差劲的人一旦获得了副主任、主任、副院长之类的职位，就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可以获得大量的课题和奖项，成为政府机关的红人和媒体的常客，从而又名正言顺地获得教授职称和博导资格；这样，行政职务的迁升就成为获得学术地位的捷径。大家只要观察一下周围，你们学校中有多少这样的现象？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亲自就在经历这些。
同时，干部年轻化趋势在学术界还使得教授破格晋升逐渐成了常态：目前的教授越来越年轻化，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破格教授。我周围就存在这种现象，近5年来学院每年都有教授破格，甚至2010年全部三个教授指标都用于破格。事实上，我们知道，教授职称是衡量学术阶位的最高的形式化指标，是一个学人在其学术生涯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一般来说，往往只有作出了显著贡献之后，学者才可以被授予教授职称，而且，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和精力来从事进一步的学术探究。尤其是，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长期的内省，因而其成就的取得和贡献的显现也要相对滞后；正因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中教授职称的获得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尽管越来越的学人获得了教授破格晋升，但他们果真作出了重要乃至相应的学术贡献了吗？甚至有比那些按正常条件却没有获得教授职称的学人更高的学术研究吗？同时，这些学人被破格擢升为教授后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了吗？
其实，目前的教授擢升主要按照一些量化指标，包括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等级等，不同单位的偏好有所不同。不过，随着学术排名的竞争，各院校都注重学术的等级，而这种所谓的学术等级则主要体现了主流的倾向。譬如，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取向就是数量化，于是《经济研究》之类注重数理形式的刊物就被纳入最高等级，在此类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容易获得教授晋升乃至破格擢升。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那些以晋升为鹄的的年轻学人都会刻意地模仿这种研究取向，力图模仿出这样几篇形式主义的文章而发表，从而就产生了当前经济学界的数量拜物教现象。而且，这种逆向选择和自我强化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反思性和思辨性的课程如经济学方法论、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等都不受学生欢迎，乃至被排除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之外。事实上，这种激励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经济学危机说一直不断。
同时，各高校获得教授职称聘任资格的指标往往是既宽松而又弹性的。我所在学院仅要求10篇高水平的专业论文，而且，只需要3篇是第一作者以供外审。结果，这又衍生出新一轮的逆向选择：数量化文章对年轻学子来说更容易发表，同时这种文章更容易通过合作而满足数量要求。于是，为了职称升迁，很多年轻学人又热衷于相互“合作”：这篇文章我挂你的名字，下篇文章你挂我的名字；结果，只要写上了3-4篇文章，就满足了职称聘任的基本要求，从而开始递交教授申请。当然，在这种宽松的条件下，就会有很多学人都满足职称聘任的基本要求；问题是，学校每年给定学院的教授名额却有限，那么，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于是，那些教授们尤其是职称聘任委员会中那几个教授们的权力就彰显出来了。
一般地，目前大学的教授聘任权主要在院职称聘任委员会，这些委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在所有满足基本条件的学人中进行选择，最后按照所谓的“多数原则”确定名单。那么，职称聘任委员会的教授们又如何进行选择呢？如果具有渊博的知识素养和高度的学术理念，他们当然应该会选择那些学识渊博、成就突出而又持守学术的真正学人；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价值主义的教授实在太少了，相反充斥了知识狭隘者和功利主义者。为此，他们或者根据裙带关系投票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或者根据学术取向而投票给与自己学术一致的人，或者根据领导的臆想进行投票。考虑到这种情况，一些年轻学人就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关系处理上，努力使自己成为当权者的圈中人；而那些已经占据主任、副主任、副院长之位的学人，则更有条件做好这些工作。
而且，为了更好地评估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本来教授晋升也有一个时限要求；如中山大学规定，需副教授任职时间5年以上，除非有非常突出的学术成。但由于“学术突出”本身就含糊不清，结果这一条就形同虚设，相反成了领导和官僚的变相权力。如果他们不想聘任你，那么，就以“需要突出成就”为借口；如果他们青睐你，那么就说是投票的结果。于是，尽管充满了实质不正义，投票悖论也尽显其中；但所有这些投票结果却往往以符合程序而成了合理、合法的依据，从而不断出现教授破格晋升现象。相反，即使知识再渊博、成就再突出，只要“朝中无人”（或者没有师承关系、或者不属于同一学术共同体），就往往会被这些教授们刷选掉，那些学术上的特立独行者尤其会面临这种命运。尤其是，那些职称委员会本身就是由平庸的教授组成的，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平庸者。加尔布雷斯就曾指出，平庸者往往“可以获得晋升机会，在更大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他的庸才。而且，他的升迁常常会受到他的同事们的欢迎，因为和一个有才华的人相比，他对于愚蠢行为的忍耐度更高。”这样的事例我感受太深了。
最后，需要指出，教授职称本来是为有才华的学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和空间，但目前这种选聘机制却完全颠倒了这个初衷。事实上，由于教授聘任中指标的形式主义、过程的随意主义、偏好的主观主义、选择的裙带主义，往往导致那些功利主义者在教授聘任中拥有优势；既然这些人原本就不是热衷学术的真正理念人，当然也就不会将教授职称视为进一步提升学术的契机，而是打造成扩大社会关系的新平台。表现在：一者，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开始利用这个地位找学生或其他更青年的学人进行合作，而自己则越来越少地从事理论探索和文章写作，这进一步助长了论文的形式主义；二者，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开始寻找赚钱机会，或者搞培训班或者作横向课题，从而将教授头衔作为开拓社会资源的资本；三者，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试图转换跑到，或者找地方挂职或者直接公选其他行政岗位，从而将“赢者通吃”的潜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试问：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那些教授们还有几个在埋头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