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希克与中国宗教研究（直至2010年为止）
压缩版见《世界宗教文化》 2011.05 PP.80-84
王志成
摘要：
约翰·希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多元论的倡导者。在中国宗教学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宗教学20多年的发展走向。本文就约翰·希克和中国宗教研究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梳理，以此让学界尤其西方学界了解希克对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 中国宗教
一、约翰·希克著作在中国的译介
一个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要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产生影响，首先需要有一个逾越进其它文化的过程。翻译在这个逾越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历史上的学者们没有大规模地翻译佛经，我们很难想象当代中国的佛教发展；如果没有学者们努力翻译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福科、德里达、罗蒂等人的著作，我们也很难设想当今中国哲学界的话语。在宗教哲学、宗教多元论[1]、宗教对话等领域，如果我们没有翻译诸如约翰·希克、史密斯（W. C. Smith）、保罗·尼特(Paul Knitter)、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等人的著作，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当前中国宗教学界的话语。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汉语学界就开始逐渐引进了约翰·希克（John Hick）的作品。
希克的第一部中文著作是他的《中庸基督教》。该中文版第一版由廖湧祥于1973年翻译并由东南亚神学院协会台湾分会出版。该书于1986年再版。此书出版较早，又由于其他原因，中国的大陆学术界一直没有注意到此书。
希克作品引起重视的最初本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对中国学界直接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何光沪教授于1988年翻译并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宗教哲学》。
20世纪90年代，希克的作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宗教哲学界的视野。首开先河的是浙江大学的王志成。1998年，王志成翻译了约翰·希克的吉福德讲座《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四川人民出版社）。约翰·希克曾经对王志成说，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中，约翰·希克全面阐明了他的宗教多元论哲学体系。自从该书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一些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必读书目。至此，对希克作品的翻译以及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1999年，王志成、思竹翻译了约翰·希克的《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该书采取对话体写就，非常容易理解，同样得到学界的欢迎，并被广泛引用。该书印了大约4，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并于2000年重印。同时，台湾宗博出版社注意到此书，于2004年出版了台湾繁体字版。2000年，王志成、思竹翻译了约翰·希克的《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江苏人民出版社）。该书完整表达了约翰·希克的基督论思想。在此，要特别感谢的是，约翰·希克教授免费提供了《信仰的彩虹》和《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两书的中文版版权。2000年，王志成、思竹翻译了约翰·希克的《第五维度——灵性领域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该书通俗易懂，系统描绘了约翰·希克对于灵性维度的系统性探索。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宗教学元老、中国哲学史家、已故教授任继愈先生说，此书在中国的出版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之发展。2001年，台湾出版了邓元尉的译本：《第五向度——灵性世界的探索》（台北：商周）。2003年，陈志平、王志成翻译了约翰·希克的《理性与信仰：宗教多元论诸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这是约翰·希克的一个宗教哲学论文集。2005年，王志成翻译了约翰·希克的《多名的上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有两个同名但内容有差异的宗教哲学论文集，是根据希克于1982年出版的版本翻译的。2006年，王志成、朱彩虹翻译了约翰·希克的《上帝与信仰的世界》。在这部重要的论文集中，希克提出了基督教神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2010年9月，王志成、柯进华翻译了约翰·希克的最近论文集《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同时，约翰·希克的其他一些论文也被翻译成了中文，例如《恶与灵魂塑造》、《宗教多元论与拯救》等。
二、中国宗教学界研究希克思想的方法
中国宗教学界对于约翰·希克的宗教哲学、宗教多元论思想持有不同的立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梳理和学习。在接触到希克宗教哲学和宗教多元论的初期，正是中国宗教学开始关注国外宗教学之发展阶段。国内学者比较少地否定希克的思想，而是乐意介绍和关注。例如，
第二，比较和评述。不少论文都是在将希克的观点和其他人的观点展开比较，并加以评述。例如，周伟驰比较了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排他论和希克的多元论，他指出：“按照普兰丁格的强硬排他论和希克的强硬多元论，宗教对话在他们（那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预设了‘唯我独真’，因此无对话必要；一个预设了‘大家都一样’，因此也没有对话的必要。而真正的对话可能是一个过程，不作过多的预设，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有一些新发现和新改变，从而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2]王志成比较了希克的批判实在论和库比特的宗教非实在论。[3]欧力仁从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三个方面比较了希克和库比特（Don Cupitt）的宗教哲学思想，在比较中，作者肯定了希克的批判实在论的合理性以及存在的问题，也肯定了库比特的非实在论之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王志成也比较了希克和其他多元论神学家（如保罗·尼特、约翰·科布、雷蒙·潘尼卡）或比较论神学家（如弗雷德里克）或后自由主义神学家（如林贝克）的观点。在比较中，王志成首先客观地介绍他们的观点，其次就他们的观点之差异进行比较，对他们的观点之合理性和问题作出独立思考。杨乐强对希克和雷蒙·潘尼卡的多元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和有深度的比较。张志刚、王志成、周伟驰、单纯等人系统梳理了和多元论相对应的排他论、兼容论。在比较中，三人对希克的多元论都持有相对肯定的立场。
第三，为多元论做辩护。王志成在不同场合为多元论辩护。董江阳翻译出版了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的《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但董江阳同时在序言中为宗教个殊论辩护，这导致王志成撰写回应文章，系统地为史密斯和希克的宗教多元论辩护。在这之前，王志成在《维真学刊》（1998年第一期）发文回应托伦斯（Alan J. Torrance）的《宗教的学术研究和真理的问题》一文中为宗教多元论辩护。王志成对多元论的辩护有两个立场。从宗教实用主义立场看，多元论比希克所批评的排他论和兼容论要好。从哲学立场看，排他论和兼容论的理论经受不起反驳，也不符合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而从纯粹理性的思考，多元论理论也无法经受住反思。然而，从相对的层面看，多元论的理论更具有合理性。独立学者安伦在《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学林出版社，2009年）中接受希克的宗教哲学观，特别是宗教多元论的哲学观。他在诸多场合为希克的宗教多元论辩护。南京大学圣凯通过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尝试从佛教思想内部寻找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的智慧，以便为当前文明对话提供思想资源。[4]
第四，对宗教多元论展开批判。中国有一些基督徒学者对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持不认同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来自他们的传统信仰，也来自西方一些基督教神学家的立场。例如，曾庆豹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坚持后自由主义立场，批评宗教多元论，指出：“[宗教]多元主义仍是一种为取得‘一体化’之现代性‘启蒙思想’（康德）框架内的主张。多元主义对各种宗教主张进行‘理论化’，忽视了宗教认同的重要性。多元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理论，一方面承认各宗教之特殊性，却又假定存在着共同的终极实在，这项共同性成了压迫差异的权力言说。所以，多元主义的对话是一种压迫性的机制，将异质性化约为同质性。后自由神学主张‘不可共量’，致力于维护差异，保护宗教生存的能力。多元主义[者]都是本质主义者……多元主义是‘殖民主义者的语言’，通过为我们设计了‘普同图式’，目的是削解彼此的差异，弱化（debilitating）对自身宗教的认同。”[5]而段德智则在肯定希克的宗教多元论的同时，批评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具有乌托邦性质，他说：“毫无疑问，希克的多元主义假说，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理论，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不幸的是，宗教同哲学虽然有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希克多元主义假说的根本缺失就在于它混淆了哲学理论与宗教信仰，脱离了宗教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抽象性、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因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6]杜小安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学位，受希克的影响，却持有宗教包容主义立场，主张宗教融合，反对多元论，批评希克的多元论“仅仅强调对世界所有宗教的平等态度和开放精神，必然导致对自己宗教的偏离和背叛，导致欺师灭祖、朝三暮四、放任自流和无所归依”，“最终滑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坑”。[7]
第五，对希克宗教多元论理论的应用。主要是运用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思想去探讨或解决一些问题。例如，王志成利用希克的多元论假设，分析《老子》的思想。[8]他也利用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去分析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认为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对于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宗教多元论可以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建设提供终极的基础……其次，宗教多元论也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多元化建设提供背景……再次，宗教多元论为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的资源多元化提供合法性。”[9]王宇利用希克的多元论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多元论资源，用希克的理论阐明中国“殊途同归”理论，并指出这一理论是中国特有的本土资源。[10]彭国翔对希克的多元论没有批判，而是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或阐发了和希克一致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他指出，“就化解宗教之间的冲突而言，如果说需要以既肯定差异又肯定统一并鼓励不同宗教间的沟通互动方为上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阳明学‘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和多元宗教参与的实践的确对此有较为深入与广泛的探讨，有较为丰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经过进一步创造性的阐发，相信这一笔资源可以为全球宗教冲突的化解做出应有的贡献。”[11]
三、中国宗教学界关于希克思想的研究成果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宗教学界对希克作品的译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致有10本希克的作品被正式翻译成中文，这些作品基本囊括了希克在宗教哲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涵盖了希克宗教哲学和宗教多元论的思想和体系。
中国宗教学界对希克的研究极为重视。众多学者基于对宗教哲学和宗教多元论的希望和批判，对希克的宗教哲学和多元论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此外，还有一批研究生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在大陆最早对约翰·希克宗教哲学思想展开研究的学者是北京大学
作为浙江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在1996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研究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哲学的博士论文：《解释与拯救——宗教多元哲学论》（学林出版社）。在该书中，王志成系统介绍了约翰·希克的生平、上帝存在的证明、宗教多元论的认识论基础、宗教多元论的哲学建构、宗教多元论的对话思想以及宗教多元论面临的各种可能的挑战。王志成没有停留在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思想的介绍和一般评述上，而尝试基于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对一些基本的宗教哲学问题做出新的探索，他于1999年出版了《宗教、解释与和平——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哲学的建设性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
在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哲学和雷蒙·潘尼卡的跨文化对话思想的影响下，王志成独立地探索了一系列宗教哲学问题，他和思竹合作撰写了国内解放后第一部系统的宗教哲学著作《神圣的渴望——一种宗教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几年后，王志成又对该书进行了修改，最后出版了修订本，并改书名为《全球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其他的学者，诸如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台湾学者赖贤宗教授、北京政法大学单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和周伟驰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关启文教授等一批中国的知名学者都对希克的思想展开了研究。他们或批判，或赞同，或借鉴，推进了对希克思想的研究，建立了中国的宗教哲学研究。
此外，中国众多高校的博士生、研究生乃至本科生，都对希克的思想发生兴趣，选择约翰·希克作为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对希克思想展开探讨和研究。
2009年，武汉大学副教授杨乐强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走向信仰间的和谐——多元论哲学之信仰和谐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约翰·希克和雷蒙·潘尼卡的多元论思想。在中国台湾，王荣昌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约翰·希克宗教多元思想研究》是我所见到的汉语界最早研究希克的专题论文。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王涛撰写了硕士论文《终极实体与宗教多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中回应了加文・德科斯塔对希克的质疑，认为宗教多元论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态度，而不是某种真理宣称，因此我们不能依照逻辑推演得出多元论是对排他主义和包容主义的一种排他主义之类的结论，多元主义者并不是加文·德科斯塔所说的那样也是“匿名的排他主义者”。宗教多元论来自宗教外部而非内部的要求，它是应对和处理世界各大宗教关系的一整套文化方案，试图将不同的信仰体系纳入到人类文化整体语境当中。200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王李撰写了硕士论文《简论宗教对话基础——以约翰·希克的终极实在观为例》。在论文中，王李考察了约翰·希克的宗教对话理论，并注意到了后现代理论对于约翰·希克的宗教对话的影响，同时在寻求宗教对话的出路问题上，作者肯定了汉斯·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推进宗教对话、保罗·尼特把共同的难题（苦难）和由之生发的全球责任作为对话基础的合理性。
2007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高丽娟用英文撰写了硕士论文《基督教哲学中恶的问题——对斯温伯恩和希克神正论的比较研究》，在论文中主要比较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和希克的神正论思想。
2009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春晓用英文撰写了硕士论文《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理论初探》。在论文中指出，希克的宗教多元理论认为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和体系是对终极实在不同的回应方式，其共同特征是自我中心论转化为实在中心论，它们是同等有效的救赎方式。宗教多元理论倡导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一种谋求宗教间和平关系建构和诸信仰群体和谐发展的尝试，在面对当今世界的多重挑战中展现其对话价值和实现人类和平的意义。希克的思想为世界各大宗教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2009年华侨大学马松超撰写了硕士论文《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思想特质——兼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视域下的宗教多元论》。马松超在论文中指出，宗教多元论是以解决宗教对话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学研究的总理论，它包含了这一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的范畴与内容。希克将哲学的超越与思辨统一于宗教对话这一现实问题上，从而成为当代宗教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作者除了考察希克宗教多元论本身的理论问题，还基于对希克宗教多元论思想的结构和内涵分析，在宗教多元论理论间揭示出相关理论的联系与冲突，并把理论展示与批判的维度延伸至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下，以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角度进行更宽泛的理论思考，以期进一步拓展相关的理论空间。
2009年浙江大学刘瑞青撰写了一篇学士论文《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思想之批判》。刘瑞青在论文中指出，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自提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堪称20世纪下半叶最具前沿性、话题性和争议性的宗教哲学理论之一。根据诸多批判所针对的主要问题及宗教多元论假设的内在逻辑推演过程，可以发现有三个维度的信念，或者说三方面的原则，制约并同时滋养着希克这一理论的发展。人性原则体现在希克对终极救赎的普遍性的坚持，理性原则体现在希克对理论的透明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的追求，灵性原则体现在希克对灵性知觉的提升和对自我超越的重视。三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而多元论假设正是希克在三者间张力的作用下不断权衡、不断妥协所得出的理论成果。
对希克思想研究的论文众多。在中国主要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学术刊物以及重要的大学学报中，如《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中国宗教》、《浙江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道风》、《汉语基督教学术评论》等等，均可以见到对希克思想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研究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的或和宗教多元论思想有关的。
经大致统计，王志成发表了八篇论文：《寻求宗教间的新和谐——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载《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春季号）、《简论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哲学》（载《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约翰·论相互抵触的宗教真理性要求》（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五期）、《见证实在？——约翰·希克论宗教经验和宗教神秘主义》（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五期）、《“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约翰·希克基督论思想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二期）、《宗教多元论与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宗教批判实在论与宗教非实在论之争》（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三期）、《神经科学与宗教经验：约翰·希克关于宗教经验之合法性的辩护》（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八期）。杨乐强发表了四篇论文：《宗教多元主义如何可能——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困境》（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十一期）、《宗教多元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本质主义解读》（载《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宗教多元论的问题域及其意义之维》（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五期）、《论希克宗教多元论的解构维度》（载《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二期）。赖贤宗发表了一篇论文：《宗教多元论哲学：希克与康德》（载《揭谛：南华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报》，创刊号，1997年6月）。段德智发表了一篇论文：《试论希克多元论假说德乌托邦性质——对21世纪基督教宗教对话形态的一个考察》（载《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关启文发表了一篇论文：《约翰·希克对宗教排他论/特殊论的批判》（载《道风》，2002年秋）。刘忠良、沈小勇发表了一篇论文：《约翰·希克“第五维度”思想述评》（载《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二期）。祝薇发表了一篇论文：《浅论后现代语境中的宗教多元主义》（载《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三期）。周伟驰发表了一篇论文：《当代宗教多元论和宗教排他论之辩》（载《道风》，2004年秋）。肖娟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宗教经验与宗教神秘主义——从约翰·希克的<第五维度>谈起》（载《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一期）。吴广成发表了一篇论文：《试论希克的宗教解释》（载《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二期）。区建铭发表了一篇论文：《从宗教神学到比较神学（二）：宗教多元主义》（载《思》，2006年7月，第100期）。单纯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实体论的宗教救赎思想——对希克多元论宗教哲学的思考》（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王才昌发表了一篇论文：《浅析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载《天府新论》，2007年第六期）。欧力仁发表了一篇论文：《希克与库比特之宗教哲学的批判性比较》（载《汉语基督教学术评论》，2006年第二期）等。
除了上述涉及到的著作和论文，还有其他多部译著、专著和多篇论文讨论希克的思想，这里不具体罗列。
四、 约翰·希克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贡献
约翰·希克的思想经过翻译、介绍、梳理、利用，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任何关注宗教哲学问题、宗教关系问题、宗教对话问题的人都无法避开约翰·希克。不管你认同还是反对，约翰·希克的思想都已经容纳到中国学界内部，已经成为中国宗教学的重要资源。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中国学者就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和中国宗教哲学未来的发展进行的深入反思、争论上。
以王志成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在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基础上，对多元论本身做了新的分析，指出三种类型的多元论：混合多元论、理性多元论和灵性多元论。[12]在宗教对话上，王志成分析了各种对话模式，发展了一种基于人的生命成长的对话模式，简称为成长模式。[13]
杨乐强通过深入研究希克和潘尼卡的宗教多元论，在宗教多元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彼此相通的脉络，“那就是两者之间共有的人类关怀的价值向度：把捉到多元论哲学关于人类诸信仰只有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并以生存和谐为共同目标和最高原则，才能实现自身的存续与人类整体生命更新的统一这一价值洞见，通过比较分析多元论哲学关于信仰间和谐的核心主题，从总体上说明人类诸信仰走向和谐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14]
在中国，在一些学者沿着约翰·希克的思路继续推进宗教哲学和宗教多元论的同时，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宗教哲学本体论之争悄然出现，有学者指出，这场争论对当代中国宗教哲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启了中国学界对宗教哲学、宗教关系、宗教对话问题研究的新篇章。
段德智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及其学术意义》一文中指出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三场有关宗教的争论，第一场涉及“宗教是否是鸦片”，第二场涉及“儒家是否是宗教”，第三场争论则是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他认为第三场争论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质，是国际宗教哲学界有关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15]
段德智指出，关于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主要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和浙江大学的王志成之间展开。这场争论从200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何光沪撰文《“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强调无形、无相又难以描述的看似“空、无、非”实为“实、有、是”的世界本源。显然，何光沪是宗教实在论的支持者。[16]浙江大学的思竹和王志成先后分别撰写两篇论文，即《“存在”存在吗？——回应
段德智进一步指出，何、王两位学者之间的这场争论意义深远，它是目前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场学术之争，不仅因为它具有国际性质，而且具有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他们是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宗教实在论”与“宗教非实在论”之争在中国的再现，也是中国宗教学界近30年来新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宗教哲学界的一种表达。这场学术之争不仅揭示了西方宗教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揭示了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的全球哲学需要面对的挑战。[18]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学者对约翰·希克的研究将会继这场学术争论继续深化下去，并且会在之后的宗教哲学、宗教学、宗教对话等之类的书中对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以及他对其他学者的影响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
例如：王蓉在深入研究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思想的过程中，通过概述约翰·希克从上帝中心到实在中心的宗教多元论对话模式的形成过程，探讨了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对保罗·尼特的对话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反思了王志成提出的宗教对话模式，即成长模式的优点和弊端，说明中国需要一种跨生命对话意识和灵性更新。[19]
综上所述，学者们借助约翰·希克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宗教进行重新认识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在帮助人们更系统地探索、挖掘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宗教多元论思想资源，并让这种资源服务中国宗教之间的和谐、世界宗教之间的和谐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做出了积极而巨大的学术贡献。
结 语
一言以蔽之，约翰·希克的思想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人们通过学习、反省、争论约翰·希克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推进了中国宗教学、宗教哲学的发展。在推进中国宗教关系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现实地推进中国宗教的和谐和繁荣。对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宗教学研究自此迈入了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