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还没有到拐点时刻，广东的提前量做得实在太早了”

　　一个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不应以政府规划和行政力量来推动，而是应该以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前提。

　　针对广东省目前在产业转移升级上的动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18日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陆铭认为，广东省目前仍然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他指出，现在不能在城市集聚优势还远没发挥完的情况下，就过早地进行产业转移。政府其实应该做的是破除行政干预，破除束缚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让市场来决定什么时候该进行产业升级与转移。

　　除了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还是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到需要产业升级时

　　东方早报：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珠三角地区是否仍然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陆铭：仍然适合。现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到了，也不是经济发展到了土地稀缺的程度了，而是行政管制导致的一种扭曲。目前农村人口在全国仍然超过50%，劳动力依旧充裕。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不缺土地，只是缺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指标。

　　劳动力看上去比较紧缺，是户籍制造成的城乡分割导致的，而土地价格上升是因为非农用地指标过少导致的。如果能够打破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破除行政管制的扭曲，那么珠三角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潜力仍旧很大，珠三角地区还远远未到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

　　东方早报：广东省政府觉得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认为产业的升级与换代有必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陆铭：如果广东省是一个像日本、韩国甚至中国香港这样的独立的经济体，那么现在提出这一要求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广东是中国的一个省，其发展与定位应该纳入到中国这一盘大棋的范畴中去，而不应该是孤立出来的广东省一盘棋。

　　如果全国现阶段的发展仍旧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劳动力成本和素质上依旧有优势，那么广东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物流成本低、产业集群发展良好，还是非常适合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不仅是广东地区，浙江、江苏也同样如此。

　　不应以行政力量来推动

　　东方早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

　　陆铭：这首先需要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农村的劳动力能够真正融入珠三角，成为城市居民。在融入后，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他们的保障、收入、消费能力都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地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就减少，相应的，农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人均收入也会增加。这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要求也会相应上升。而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受的工资压力就会比较大，土地成本也日益增大，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选择将产业移到相对外围的地区去。而珠三角在发展得更加成熟的情况下，也会发展以及吸引更高级的产业。但所有这一切应该是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前提的，而不应像现在这样，以行政力量来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东方早报：为何广东地区的发展如此不均衡？

　　陆铭：对于“均衡”首先应该理清概念。到底是不同地区规模总量的不均衡，还是不同地区人均收入的不均衡？如果是规模总量，那么这种不均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的。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来看，产业总是有集聚的倾向，这样能产生规模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部分GDP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就国家而言，像美国、日本的大部分GDP也是集中在少部分地区。所以广东经济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周围，这是很自然的。

　　真正有问题的是不同地区人均收入的不均衡，而这才是广东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广东能够打破户籍的限制，让人口自由流动起来，那么这种人均的差异就会减少。同时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由于人口减少，人均土地增加，那些地方就可以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业，到时候农民也将不再是简单的农民，而将是农场主。这就有些类似美国，西部加州、东部沿海有着一批大城市，在广大的中部，大部分是在发展农业和旅游。美国固然地区间GDP总量和人口规模分布不均，但是不同地区间人均差距不大。

　　要素流动不自由是障碍

　　东方早报：目前阻碍产业升级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铭：中国的情况是，首先，要素流动不自由，无论是土地还是劳动力都受到了行政的干预，结果是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出现扭曲。

　　从汇率上看，中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名义汇率升值已经超过20%了，名义汇率升值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还不如放松人口与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进一步的大发展，使这两者成本在市场机制下自然上升，也能够达到减少顺差的效果。

　　而在教育方面，中国提出的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法律规定，同时地方本位主义过重，都只注重本地户籍人口的教育。发达地区认为没必要把本地的税收花在流动人口的教育上。现在中国高级技工急缺，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大城市的孩子不愿意上这些学校，而外来流动人口又上不起。即使上得起，由于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外来人口在教育上也不愿意投入。这就造成产业升级最为急需的劳动力素质没能得到提高，应该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没有充分接受这些教育的现状。

　　东方早报：对汪洋提出的“双转移”即“腾笼换鸟”，你有怎样的评价？

　　陆铭：从长远来看，总体思路是对的，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肯定是会到来的，但问题是现在珠三角还没有到拐点到来的时刻。政府应该在拐点到来前做好一个小的提前量，比如做好劳动者的教育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政府服务工作等。但问题是，广东省的这个提前量做得实在太早了。

　　其实，中国的趋势是，全国早晚要一盘棋地发展，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可跨地区接续，这些不久都将实现。这样中国劳动力跨区域、跨城乡的自由流动就越充分。怕就怕当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了，以珠三角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过早地进行了产业升级与转移，导致农民工想来沿海打工却发现已经找不到他们可以从事的工作了。这样势必影响中国的发展潜力，也将加剧就业矛盾，扩大收入差距。

　　建土地与户籍联动机制

　　东方早报：你对广东省“双转移”的建议？

　　陆铭：建立土地与户籍的联动机制。珠三角地区不是没有足够的土地，而是没有足够用地指标，这个问题在长三角也存在。这些地方往往是项目还有很多，但是用地指标却没有了。浙江有些地方甚至搞起了填海造地，这成本实在太高了。

　　我的想法是，内陆地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其实都是有宅基地的，这些就是非农的建设用地，他们如果愿意在珠三角发展，可以把老家的宅基地与珠三角地区的农业用地进行置换，家乡的宅基地转化为农用地，相应的，可以使珠三角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这样既可以通过转让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增加进城农民的财产收入，让他们获得应有的补偿、城市身份以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还可以使城市中的各个产业获得更多的可利用土地。此外，这还可以解决“民工荒”问题，将农村中的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用人短缺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不能在城市集聚优势还远远没发挥完的情况下，就过早地进行产业的转移。政府其实应该做的是破除行政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什么时候该进行产业升级与转移。

　　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都喜欢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且行政干预力越强的政府越喜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好看，容易显政绩；其次收税多，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投资规模更大，产值和利润更大，税基更大。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同等规模税收相对较少。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也把税收看得比就业更重。

　　我的建议还是应该破除束缚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规划以及行政的力量去促进、推行产业的升级与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