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解释中国家庭消费行为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对于中国，这是理解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而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关键所在。对于世界，这是理解中国出口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失衡的起始点之一。虽然从国民储蓄的构成来看，除了家庭储蓄外，中国政府和企业储蓄持续增长也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然而，理解家庭储蓄和消费却是经济学研究更为根本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家庭储蓄占国民储蓄的大约一半，是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主要贡献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率在近年来呈现出快速下滑趋势，是我国内需疲软的主要动因：2000-2007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相应上升了10.4个百分点[1]。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是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居民消费不足已经构成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重要的制约因素。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国家的结构因素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关注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异质性。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形成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即同一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样的“新二元结构”。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14.6个百分点。因此，当这部分人越来越多，同时，他们的收入还在增长的时候，加总的居民消费率就会下降，而储蓄率则相应上升。本文在政策上的含义是：如果能够放松户籍管制，将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我们粗略的测算表明，若在2002年放松户籍限制，这可能能够带来2002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2.2%，而这一差异可以补偿2002-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47.1%。进一步，我们估计，如果将同样的参数运用在2000-2005期间，那么，被户籍制度制约的移民消费相当于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40.8%-64.2%。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总结了有关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基本事实和相关解释；第三节是本文的模型和数据介绍；第四节报告基本的计量分析结果；第五节进一步讨论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总量的影响；第六节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当前中国无城镇户籍的进城农民数量大约有2亿，即使用较低口径，其数量也超过1.3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在中国，目前由于受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农民进城后，不少人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家乡。与城市居民相比，城镇移民具有更高的流动性，而且缺乏社会保障，面临更强的信贷约束，因此，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要低14.6个百分点。我们的测算表明，放松户籍限制将导致2002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2.2%，这一差异可以补偿2002-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47.1%。在2000-2005年间，由户籍制度制约的消费可以解释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40.8%-64.2%。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最大程度地给予已经进城的城镇移民以城镇户籍，或者尽量缩小城镇居民和移民之间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受待遇上的差异。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消费，增强内需的有效手段，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涉及到2亿城镇移民的福祉，而且还会影响即将进城的约4亿农民的未来，它本身也是一个有关公平的问题。

消费和储蓄长期以来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但经济学家却习惯性地用“代表性行为人”的模式来理解消费，鲜有人从消费行为的异质性来思考问题。不管是因为制度或是人口结构等因素，从结构变化的视角来解释总体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变化都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是出生地（国）和居住地（国）不同的移民，理解这部分人与原住民之间的行为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是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