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计划撞上亚洲金融危机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当时被美国《时代》周刊比喻成“飞向太阳的鸟,但翅膀已被烤焦”。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    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1997年,关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颇有争议。这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曾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使经济受阻。2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当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开始的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999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则与1998年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的信建议,在3年至4年内使中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这封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次年,有关部门拟定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几个月后又增至47%。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这年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米勒来到北京,与朱总理进行了长谈。朱镕基幽默地请米勒教授转告《时代》周刊,“我的翅膀还在”。
      从疲软经济中走出来的九五计划,最终不负众望的超额完成了多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