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在进步、停滞还是后退？
--经济学数量化历程中的科学性审视
内容提要：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以自然科学为效仿对象，把形式逻辑越严谨、数学化程度越高的理论视为越“科学”的，从而导致了数理经济学急速膨胀。但显然，这里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科学理论本身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时代和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客观化；二是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因而经济学数量化也并不意味着科学化。事实上，由于主流经济学无视经济学的这种特性而片面向自然科学攀亲，试图借助数理逻辑来增强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结果，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看似更“硬”了，但其理论离真实世界反而更远了。
一、引言
一般认为，数学可以使得理论的形式逻辑更为严谨，而形式化程度越高的理论也往往被认为是“科学性”越高的；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其根本目的也是试图使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客观而科学化。但问题是，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其实，客观性的理解本身就是多角度：本体论的、机械论的或透视法的；显然，经济学中所谓客观性的含义就是基于透视法理解的，而透视法本身揭示了数量经济学中所潜含的修辞，从而具有主观性。更一般地，科学本身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因而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特别是，由于形式理性并非与实质理性能够保持一致，因而符合形式逻辑的经济学理论并非就能够反映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然而，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且，逐渐把这种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以致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人士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
事实上，科学之所以在现代文明中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人们普遍持又这样一种信念，即科学及其方法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说某种主张或某个推理方法或某项研究是‘科学的’就是想暗示它们具有某种价值或某种特别的可靠性”。[1]问题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数理化努力使得经济学更科学了吗？更客观了吗？经济学已经更为接近其研究目的了吗？罗森伯格认为，任何科学都应该在在预测、解释和技术成功方面取得长期进步，预测正确与不正确的比率应该不断提高，预测的精确性也应该不断增强。[2]问题是，经济学数理化的大肆推进提升经济预测的正确率了吗？增进了经济预测的精确度了吗？显然，21世纪初经济违纪尤其是源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风暴显示出，不管数理经济学的模型多么完美或它的推理是多么严密，都不能证明它的解释和预测是可靠的。而且，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不像其他不精确的学科，经济学像以前一样不精确；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是很难做实验的，因而经济现象的原因就很难被识别并被隔离出来。[3]是以本文就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作一探索。
二、经济学的科学化不等于客观化
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以我们所能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人的观点或推测性的想象为基础的。因此，如果对世界的观察是仔细和无偏见的，那么，以这种方式确定的事实将为科学构建一个可靠和客观的基础；而且，推理使我们从这些事实基础到达构成科学知识的定律和理论，而且这种推理是完备的，那么，由此产生的知识本身就可以看作得到了可靠的证实和客观的。查尔默斯将这种认为科学知识源于事实种推到出来的观点称为常识科学观，它有两个思想流派：一是经验主义学派，而是实证主义学派。这种科学观源于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视觉是观察世界时使用得最广的感觉，而大脑对观察获得信息的记录构成了人类观察这对物体的观看过程，从而使得他或多或少会直接获得有关世界的某些事实的知识；二是眼睛的功能与照相机相似，可以将来自观察物的光线转变成客体的一个映像，从而两个正常的观察者在同一时间、地点观看同一物体或同一景象时将看到相同的东西。[4]正因如此，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都强调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知识是一种精确的、非个人的并通过遵循严格、明晰的规则来获取的知识体，它仅仅以观察数据为基础而不涉及观察数据之外的任何假定实在，认知主体也不对知识作出任何贡献而仅仅服从证据，这种证据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同样程度上认同；相反，如果在科学的探究中渗入个人的想象、信念、判断或认知，那么就会因主观主义而损害知识。
然而，大量的证据却表明，两个正常的观察者在同样的物理环境下、从同一地点观看同一物体时，即使在他们各自的视网膜上的映像可能实质上是相同的，但也并非必然会获得同样的视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观察者所看到之物是受他过去的经验影响的，也即，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经历的主观体验不仅取决于视网膜上的映像，也依赖于观察者的经验、知识和期望。[5]正因如此，观察命题往往就以适当的概念框架为先决条件，因而库恩强调，每一个认知主体都不知不觉地“参与”并“共有”一个集体的世界观，这也就是库恩的科学范式，这个范式决定他做什么和“看”什么。事实上，正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渗入，被“观察”的事物，被看做是“证据”和不被看做是“证据”的事物，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产物；也即，观察者本身参与了“世界”，因而“世界”就不是客观的，而是被认为社会化地构造起来的。同样，尽管常识科学观把由真实客观的自然“世界”（实在主义）或经验现象的“世界”（工具主义）所构成“彼岸”世界视为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因素，但强纲领的观点强调，不是“彼岸”世界，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利益出现在这一背景之中——决定了科学家们持有什么样的信仰，并且这些信仰反过来决定什么将逐渐成为科学知识，而他们所持的信仰是由他们的生活背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决定的。[6]
显然，尽管科学强调要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但实际上,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却往往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在特定范式下被塑造的，因而在这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选择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而且，由于科学家的信仰决定了什么将成为科学知识，因而科学知识根本上是社会性的，是它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科学体现为主体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的认知，它本身包含了主体的经验和信念，从而也就必然会打上深深的主观性。正因如此，即使就同一“事实”，人们也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论，而这些不同的理论并没有正误之分；正如霍金指出的，“如果假定量子力学可以继续用于进行一项观察，并且假定它既描述被观察的系统又描述观察者，那么，必须承认一项观察的所有可能的结果是共存的”。[7]其实，波兰尼就认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关于实在的，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和承诺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们所知东西的正确性；同时，由于知识中渗入了人的认知过程，是被个人所支持和认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科学只能部分地被系统阐述，根据研究者的个人判断而被运用、修整和补充。在波兰尼看来，基于数据的经验主义往往不能证实科学陈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学的有效性往往以人们的感觉经验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为基础，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传统逐渐灌输给我们并被现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学家作为科学传统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为个人预感而形成，或者（4）被认为是我们内心意识的指示。[8]
而且，尽管波兰尼、库恩、拉卡托斯、劳丹以及查尔默斯等人对科学内含主观性的见解主要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理论特征的思索，但这一见解也早已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凡勃伦、荣格、阿德勒、奈特、西蒙、森以及其他的科学哲学家如豪斯曼、罗森伯格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人所阐述。例如，荣格就指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9]再如，阿德勒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经历的事物，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经历，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10]正因如此，尽管现代主义方法论往往宣称它的研究是客观的，但实际上它并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因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它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如果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儿”。[11]
关于科学的相对性问题，经济学大师森也作了非常系统阐述，他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客观性实际上时位置相关的；他写道：“我们所观察的内容取决于我们相对于观察对象的位置。我们决定相信的内容受我们所观察到的内容的影响。我们决定的行动方式又与我们的信念有关。位置相关的观察、信念和行动对我们的知识和实践理性来说处于中心地位。认识论、决策论和伦理学中的客观性必须考虑到观察的参数相关性和基于观察者位置的推论”。显然，“强调位置的一个直接含义就是质疑将客观性视为个体观察者及其位置的不变性的传统观念”，因为位置相关的客观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在基于直接的观察获得的科学知识中，而且，也体现在对信念的理解中，因为“推理的客观性体现在给定个人所拥有的信息下推导出一个特殊的新年的过程，但真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12]当然，尽管客观性是位置依赖的，但客观性往往要求人际不变性；即，不同的人可以处在相同的位置作出相同的观察结论，而同一人处于不同位置上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因如此，我们称某一思想或观点更为客观时，往往强调他更少依赖于个人的气质。
不过，强调客观性的非位置依赖性，主要针对的是外生的位置，如外在的场合或社会环境等；但是，如果位置是内生的，如包括个人的信念、出生、思维角度等，那么，我们就很难对位置的异同进行比较。显然，如果说那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外在位置依赖的客观性适合于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究可能显得并不完全相符，因为社会科学的观察位置更体现了内生性。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会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即社会学的解释在过去至少两三个世纪里没有挑战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这种‘客观真理性’也许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战，但不能只是根据命题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别它的真伪，而只能从其他方面提出质疑。……即，逻辑性、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和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但社会科学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命题的基础的方法进行质疑，而且可以质疑它们仅仅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13]另一方面，正如奈特指出的，经济学主要不是由自然因果律而是由实际的欲望来解释实际问题，而“任何欲望的‘绝对性’都值得怀疑，我们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变意义和价值的系统”。[14]实际上，熊彼特也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任务变化并不满意，而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和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欲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政见和政策主张——包括直至心灵追求的整个道德人格都带进了他们的工作”。[15]
因此，尽管流行的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的根源，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正当行为，研究者会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的推论符合某种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对它们进行歪曲”，但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这种不当行为和研究者展开论证的‘价值前提’或辩护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以个人对它所见的所有事物的真实陈述”，更不要说，“每个其他的社会群体都（会）发展出一套保护性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真诚的，那就什么也不是”。[16]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的政策含义都不是像工程学结论的含义那样是客观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技术推演的结果与价值判断或偏好的结合；因此，经济学本身根本离不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和特定的价值信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尽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的，但是，一个具体社会关系的理性行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规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经济行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会涉及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影响；例如，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就指出，“虽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类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经济学却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基础上的学问，且和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关系”。[17]
究其原因，经济学本身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而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又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因此，经济学不但不能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标准，也根本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实际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以为实证分析是客观和科学的，但果真如此吗？显然，任何经济学在致力于他的研究时，都是为了说服别人，为此，他就希望找出那些有助于支撑自己观点的那些证据，并且，在向他人解释自己的发现时也必然会使用各种具有高度感情色彩的措辞；这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经济学家很少遵循他们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论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信念的基础”，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他们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辞方法，他们在头脑里和研讨室里论辩的方式，与官方的修辞学大为不同”。[18]
事实上，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理论思维的产物，思维是通过范畴和概念完成的，而范畴和概念本身则受规范的影响；因此，从来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也就没有绝对的“客观的”科学。相反，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反而会抹杀或窒息它的科学性，将科学变成一种教条；正如基尔曼指出的，把“数学化”和“科学的”两者看成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那么，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一方面，即使关于科学理论的一个最宽泛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应该是指一个科学理论应该能够产生新的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从明确地表达的假设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不一定暗示着我们讨论的这个学科非得进行数学化不可；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科学的“非客观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情形下，科学性和数学化两者的关系更不对应。另一方面，科学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反映现实，尽管主流经济学大肆使用数学，但它的科学性似乎并没有提高，甚至有悖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而离“科学”性越来越远；因此，基尔曼认为，“经济学家进行的许多研究似乎是错位、误传而且与这个领域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无关”。[19]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包括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制度）等都是演化的，经济现象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学的研究也应该遵循演化的路径，需要探寻内在的演化规律以及解释其可能的内卷化危险，从而为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服务；但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主流经济学家却开始把人类社会当成了一个静态均衡社会，把经济现象视为孤立而自我存在的，从而开始摒弃了传统的演化分析思路而局限于形式逻辑和技术功能方面。显然，这就正如朗达内写道的：“人们认为‘进化’趋势是非正统思想这一事实，暗示着经济学界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水平”，尽管“近年来，在一些方向上、一些领域中、特别是关于动态博弈理论的基础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在整体上，我们关于代理人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解释、关于历史地位的认知、关于组织机构在预期和协调方式上的描述以及关于发展、移民与内部变化的了解仍然相当缺乏。结果是，使这个学科自身在理论化方面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限制”；相反，“正像自然界不容忍真空一样，科学没有征服的领域要由信仰来填充，因此，也就有了人们对自明性公理的忧虑。因为除了少数几个案例外，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认为他们或他们掌握了几乎‘绝对的’、公认的、经得起检验的和得到证实的科学真理。我们所做的只是垒了几块砖，但是，我们要共同居住的房子还没有建起来”。[20]
可见，尽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科的成熟往往体现为其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但科学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客观性越来越强；究其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本身是复杂多变的，而科学理论本身也仅仅是基于特定时代和特定视角的认知。宋承宪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想通过从经济学中排出价值判断，甚至排除对价值判断的研究来保证经济分析的客观性，有其实证哲学的原因。在这方面，一个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罗宾斯，但是他们未能成功。海萨尼说：‘幸亏他们没有取得成功，如果他们当初成功的化，经济学会变的更佳苍白无力’，‘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当它们不是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时也是如此’”。[21]显然，就当前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而言，尽管主流经济学试图借助数理逻辑来增强经济理论的客观性，但数理模型的膨胀并没有使得经济学变得更加客观，也更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已经越来越科学了；事实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只不过是比喻的另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往往反而偏离了认知的要求，使得基本的思想被神秘化了。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当前过度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反而阻碍了经济理论的实质性进步，贝内蒂和卡尔特里耶指出，“尽管由于数学的普遍使用使得经济学理论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远没有证实经济学奠基者们的那些直觉性结论，这恰恰证明了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方面还有多少最基本的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严格这一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与两个世纪以前相比，今天没有更多的理由认为我们的学科是一门硬科学”。[22]
三、经济学的数量化更不等同科学化
由于经济学理论呈现出强有力的思辨特性，体现了主体自身的认知和理想；因此，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观点乃至分析都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主观色彩，经济学的科学化水平不是绝对体现在客观化程度上。郎达内写道：“无论是实证经济学还是规范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人们甚至可以比这种观点走得更远，认为经济理论是一个社会问题，把他当成是一种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现有经济政策进行辩护或挑战的工具”。[23]其实，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证分析是客观的，但是无论从数据资料的选择还是从分析工具的选择，都充满了主观性。同样，逻辑实证主义的迷恋者们希望在经济学领域把科学理论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也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者，以实证主义方法来处理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显得困难重重，二者，任何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受得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家以及其他方法论者对逻辑实证主义展开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于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就转而把萨缪尔森的观点作为实证主义的替代；特别是，基于对数理逻辑客观性的信仰以及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诱惑，经济学甚至把萨缪尔森的数理经济学视为实证经济学的唯一可替代方案，从而开始强调数理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性。正因如此，现代科学哲学家以及方法论专家往往热衷于对弗里德曼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但却相对忽视了对萨缪尔森数理方法论的反思；显然，这里同样的问题是，数理模型的分析就是客观和科学的吗？
一般地，判断经济学理论之科学性的根本标准是能够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那么，迄今为止，那些基于数理模型所得出的分析结论能够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吗？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理论或推断都是在特定引导假定下我向推理的结果，而很少能够满足可检验性标准；试想，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被任何客观差的事实支持吗？罗森伯格就指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论证和构建是与西方主流的社会契约论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哲学，即使一般均衡理论根本得不到任何经验的论证，阿罗和哈恩也可以轻描淡写地说：“受自利驱动和价格信号引导的分散经济将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容”；而且，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哲学，布坎南将以一般均衡为理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其所定义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他写道：“制度经济分析试图说明法律的-制度的-政治的规则的另一选择性集合的起作用的性质，这些规则约束着经济人的选择和行为，这些规则规定了经济人和政治人所做的一般选择的框架”，“制度经济学为处于制度规则中的社会成员提供规范性的建议创造了一种可能……它考察了作为在约束范围内的选择之对照的对约束的选择”。[24]
正因如此，我们说，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崇尚形而上学的数理经济学和热衷实证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本身都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它们的理论和结论不但经受不起真正的检验，甚至还无法自圆其说地进行一致性解释；这也意味着，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远没有达到科学的要求，它们的分析中充斥了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判断，因而也远非客观的。一方面，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的和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因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这也正如布劳格指出的，“正像如果没有一些先入之见，我们不能研究‘数据’一样，如果没有一些关于在历史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观念的话，我们也不能研究历史”。另一方面，尽管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越来越精致，但是其对现实的解释或预测则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例如，布劳格就指出，“经过一个实际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部分的多少是无休止的改进——一个吸收了20世纪的经济学中的最优秀的人才的运动之后，这个理论还是不能明确地告诉人们，即使是在一般均衡理论家深爱的玩偶世界的经济学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的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多个市场均衡实际是如何实现的。因而，一般均衡理论在适当的时候必然会死亡：它没有并且永远也不会有经验性的内容；即使被宽容地看做‘社会数学’中的一个研究纲领，它也注定会彻底失败。”[25]
当然，由于科学本身就是体现了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科学本身就不是绝对客观的；马兰沃甚至认为，“科学解释的成分越多，出现的分歧也越大”。[26]正因如此，理论的发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结论被证实的精度上，希克斯就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学“是一种训练，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经济理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自然科学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尤其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派演变显然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麦克洛斯基就写道，“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科学方法论规定的那套原则，经济学中就根本不会有凯恩斯革命这回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洞见仍然不能转化为统计命题来表述，然而这时大批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统计检验中屡战屡败，但流动性陷阱和投资的加速数模型仍然被当作科学的常规事实，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在1936年就把这一切结束掉：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客观的、可检验的、可控制的证据在哪儿呢？”同样，“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行事，那么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方法论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他们是最激烈地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但是，实际上，货币主义的实验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长，但他们却因为这些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货币主义真正说服人们的，完全在于他们书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丰富而机智的论证，尽管多数论证都和主要论题无关”。[27]
那么，难道就没有区分经济理论之好坏或合理与否的判别标准吗？否则，经济学理论又是如何发生更替的呢？显然，经济学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公理体系，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应有什么变化发展了；相反，作为一个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必须满足社会实践的目的。例如，希克斯就坚持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应该成为“应用经济学的奴仆”，经济理论必须有实际用途；不过，拒绝经济学理论的实际用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普遍性的。究其原因，经济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面对的对象那样具有“可控性”以及结论的“可重复性”，而“例外”在经济学领域里是广泛存在的；事实上，在频度范围内的“例外”不仅不是颠覆该理论的理由，而且正是该理论发挥其解释功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并不在乎是否与具体的事件有所出入，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经济理论必须与普遍性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显然，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更替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这一点在经济学说演变史中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而且，一个真正有深刻的理论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能够发现隐藏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背后的那个不变的奇怪吸引子，从而能够预测随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规律。因此，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体现为认知主体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系统认知，不仅认识短期的外在现象，而且要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只有深入到本质以及挖掘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那么，不论现象怎么波动，都可以对它的现实波动做出更好的解释和预测。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更替中，其理论往往过分偏重于适应短期的具体环境，从而具有极强的短期应用性的；正因如此，其理论往往不但缺乏逻辑一致性，也无法指导经济的长期发展，这就如凯恩斯经济学的特点和发展史所表明的。事实上，尽管20世纪的经济学因开辟了多种分析视角而取得了不少“启发式的进步”，但由于撇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控制方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稳定进步；这种状态导致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不断更替，各个流派也层出不穷、争奇斗艳，但经济理论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正因如此，人们对经济学“进步”的失望已经成为常态，于是就开始指望以变量的增加或理论模型的数学复杂化，或者是以经验分析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以对经济运行的更好理解为尺度来对“进步”进行衡量；特别是，出于对经济学解释、预测力的失望，一些学者开始改变了对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认识，把它视为一门具有自洽性的逻辑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学朝数理方向的畸形发展，进一步误导了经济学的这门学科。其实，尽管经济理论无法对一个个特殊现象进行预测，但是，任何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毕竟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对所研究现象作更好的理解，至少可以对整体现象提供越来越精确地预测；显然，尽管当前的各种数据已经日益丰富，分析技术也日益复杂，但目前经济学的数量化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那种进步，相反，整个社会经济反而日益陷入一个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混沌之中。
正是鉴于经济学的这种现状，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者中就开始出现了像豪斯曼、布劳格这样的认识论悲观主义者：长期以来，经济学自视科学的自大倾向以及对实证主义的乐观已经被彻底放大了，但当前日益“高深”的理论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解力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特别是，认识论的悲观主义者对经验工作的前景也表示深深的怀疑：不论计量经济学的技术多么先进，也不论数据群是多么复杂和详细，强相关的联系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些不可测度的变量经常会出现，使得我们可以理性地对一个发现表示怀疑，而在回归计量中所包括的变量发生改变时，研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结果，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总是充满分歧。[28]当然，尽管当前的经济理论在解释和预测方面所取得的效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理论是毫无用途的；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太过抽象，太过于强调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了，而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学科特性，没有发展适合这种特性的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待理论问题：一方面，由于任何理论都是抽象的，从而必然无法与现实完全相一致，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任何作为科学的理论，又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而主流经济学正是在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方面探究得不够。显然，由于经济领域的问题要比自然领域的问题更为具体，经济学理论也比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为此，在构建经济理论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时就必须把握理论抽象的限度，只有建立在合理抽象之上的理论才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
可见，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经济学科学性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软”科学的特性，这是经济学本身的特性的内在规定。当然，这丝毫没有贬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思，也绝不是把自然科学研究看作是比经济学研究更高级的活动，克洛尔和豪伊特就强调，“衡量一门经验科学的硬度要看他在实际运用中发挥出的作用是大还是小，而不是看它的定理有多少或形式是否优美”。[29]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正因如此，布罗西耶强调，“规范性并不是一个低劣的标志。要明确地承认规范性理论是‘我们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体现，而不是要去刻意地把它装扮成一门失败的实证科学。实际上，关于这种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研究，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30]相反，如果我们片面地按照自然科学的特性来发展经济学，过分夸大数学在经济学科学化发展中的作用，反而会窒息经济理论的发展；麦克洛斯基就写道：“如果一丝不苟地按照它（现代主义方法论）要求的去做，那就会狭隘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把它们局限在经济学（或物理学）的命题范围内，严格地按照现代主义的步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了……现代主义承诺，知识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独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科学家们的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科学方法’而已”。[31]
四、简短结语
尽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具有特定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根植于历史和制度，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但不幸的是，主流经济学却往往无视经济学的这种特性而片面向自然科学攀亲，试图使经济学不断地“硬”起来；结果，尽管在数理逻辑的严密推理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看似更“硬”了，但却如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一语道破的，理论越精致反而越远离真实世界了。泡勒马尔凯科斯就指出，“硬科学的方法使定律和简单概括的形式化，它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甚至预言经验或实验现象。当定律与观察结果相矛盾时，人们要对定律进行修改、甚至放弃它们。通过观察与实验不能证伪的定律，既不能解释也不能预言新现象”。[32]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能预测到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在爆发后还极力为这种破坏性的经济危机进行辩护。例如，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就说，“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而前普林斯顿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2004年还在庆祝前二十年经济运行的伟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表现，并且将之归功于经济制定政策的改进。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些经济学家又出来说，经济危机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必然现象，它通过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来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显然根据泡勒马尔凯科斯的见解，我们说，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它的科学性，但当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状况却反映出它还是不成熟的，至少还不是其宣称的那种真正的“硬”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片面地强调主流经济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会因忽视其内含的缺陷而带来严重的问题。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不仅没有促进理论的进步，反而有所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段评论。其一，法夫罗写道：“使得经济学与硬科学最相似的东西——即，数学模型——也是明显地妨碍它成为硬科学的因素：模型是实验的替代品的观点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幻觉，即这是惟一的方式来理解经济现实。模型的这种性质来自模型技术上的二元论——最大化选择符合个体理性，市场均衡的固定点符合个体间的协调。如果人们承认个体理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种二元论才能得到理解，反之亦然。作为一种结果，通过把更多的优先权给予状态而不是导致这些状态的过程，换句话说，实质性优于程序性，这种二元论已经编织了当代经济学中保守的工具主义理论。面对它承认的现实与模型之间的差距，这门学科通过使得理想和均衡的概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远离经济代理人理解他们行为的方式。只要经济学拒绝弱化它的基本原理，拒绝向着导致与协调相关的决策过程发展，它将会继续陷入在它自己的模型陷阱中”。[33]其二，克拉克在其《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则写道：“上帝创造经济世界的各种规律只是为了和经济学家们开个玩笑，让他们白费力气。在物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积累在过去的400多年里稳步增加”，“然而，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描述和预测世界经济的能力只是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经济学变得更加专业化了。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指掌的高水平经济学家。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在回答普通人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将来世界各国的经济是否都能很好的增长-时几乎没有说服力”，结果，“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各种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包围。这些论文和书籍不但没能让我们对事物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而更糊涂了”，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经济学家的劳动并没怎么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经济学家们的收入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