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经济新论》读后感

朱书刚＊

严炳洲博士（以下称作者）送给了我一本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学术专著《民本经济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认认真真地通读了几遍，深感这是一部深入揭示当代经济体制转型逻辑的力作。只要仔细研读这本著作，就不能不被其中所蕴含的创新意识，所坚守求实态度，所彰显的民本情怀，所体现的探索精神深深地打动。谭崇台、夏振坤、夏兴园等著名经济学家对该书给予了好评。我所学习的专业是哲学，虽曾将经济哲学作为研究方向，也写过一些探讨经济问题的文稿，但对经济学至今还处在“脱毛阶段”。严格地说来我没有资格对《新论》发表什么评论。下面，谈谈我阅读《新论》的一些感受及感想。

一、成于执著，贵在“新”

黑格尔说：“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达尔文说：“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这三位大师的名言说的是科学研究需要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才能“研有所成”。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皆“成于执著”。“成于执著”可以说是所有思想家、科学家和实业家的成功之道。《新论》作者还年轻，尚处“不惑之年”，但他专注于民本经济研究已有十几年，是中国民本经济问题研究勇敢的拓荒者，更是坚定而执著的探索者。早在1993年他就写作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民本位+股份化》一文（公开发表在1994年第3期《江汉论坛》上）他认为民本经济的本质是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民本位+股份化”。可以说这是他所思索的“民本经济”的初始形态。1996年，他的论文集《民本经济论》出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5月），比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文集《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早九年。在经过长达10余年的跟踪研究并充分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将民本经济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08年9月出版了四十二万多字的学术专著——《民本经济新论》。正是这种执著，才孕育出精品之作。

执著，不同于固执。固执往往比较盲目，执著则目的明确；固执趋于固旧，执著则期待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强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路径。《新论》之所以“标新”，一方面自然是相对于作者10余年前出版的《民本经济论》而言是新作，另一方面从谋篇布局、理论观点到写作方法诸方面都是新意迭见。标新乃名副其实。

关于《新论》一书的“新”，著名经济学家夏振坤研究员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新视角，构建了新框架，揭示了新矛盾，进行了新概括，探索了新思路，反映了新背景及新动态，提出了新设想、新预期、新论点，案例典型且富有新意等。欲知详情，可阅《新论·序言》（也可参见夏振坤先生在《江汉论坛》2008年第8期发表的“《民本经济新论》新在何处？”）。这里仅就新观点略语一二，如提出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造就“自主人”和制度创新的过程,是实现“见人见制”的社会转型过程，指出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并通过完善法律等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向基层和公民个人的“分权让险”，如提出对权威、权威主义与集权、集权主义的作必要的区分，主张通过强化公民权利限定、规范和约束可能异化的（地方）公共权力，坚持有限分权与适度集权相结合，以保障国家权力（中央）的权威，以期达到既坚持维护中央权威，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既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又充分调动地方和公民个人积极性的目的等。

二、成于真功，贵在“实”

《新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紧密结合现实，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感。作者深入火热的社会实际，追踪学术前沿，以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为背景，抓住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核心基础之一分权，以渐进式分权问题为切入点，综合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综合性分权作为谋篇布局的主线,并突出了以经济性分权为基础的综合性分权这个重点，对公共权力与市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与企业等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较深入地揭示了民本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指出民本经济，相对于官本位的权力主导的“命令经济”而言是公民权力主导的自主经济，是具有制度保障的法治经济，其主要特征是民有、民营、民享；作者较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实质：指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也就是由政府为主导创造和占有财富的过程转向由人民为主体的创造和占有财富的过程。

材料丰富、翔实也是《新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在注重基本理论和逻辑论证的同时，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全面而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渐进式分权问题。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多方佐证，用大量事实和案例说话。《新论》分别在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讨论了五个典型案例：公地悲剧的中国版——公共食堂；民间路会的启示；广东三茂铁路建设；湖北十堰公共交通改革；工业化的不同导向——浙江与湖北的比较。这些典型案例及作者对它的富有新意的辨析使该书更充分地体现了“把握现实，内容充实，材料翔实”的充实性。而在把握现实，内容充实，材料翔实的背后是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或者说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深厚的理论功底的根基，才能在科学研究成果中展现“充实”。作者练就了真功，才能展现真功，作者展现了真功，才能让读者见识真功。与此相关联，《新论》之“实”还体现在作者所提出的解决矛盾和问题对策建议合乎实际，切实可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出的是“实招”）。对此，容我在后文(四、成于建构，贵在“探”)再叙感言。

三、成于深情，贵在“忧”

《新论》作者不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真功”，而且富有为发展民本经济鼓与呼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富有饱含深沉忧思的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孟子的“忧民之忧”，曹操的“忧思难忘”，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表达是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某种忧国忧民的情怀。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荣幸的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表达的是邓小平同祖国和人民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深厚感情。虽不能简单地将《新论》作者与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当代伟人在情怀作类比，但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角度看确有相通之处。无怪在《民本经济论》出版的1996年，吴鹏飞先生就曾以《青灯伴苦读，忧思为民生》（载《十堰晚报》1996年10月10日第一版）一文写照作者。岁月流逝，情怀依然。我们从《新论》中可以洞见作者的一颗爱国爱民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新论》作者所“忧”包含对保守力量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挑战之“忧”，其中主要是对官权垄断或权贵经济的严峻挑战之“忧”。作者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话，“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作者长达十几年致力于研究民本经济，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形态加快实现从“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从“官本经济”向“民本经济”的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见人见制”，即通过深化“人本经济”和“民本经济”取向的渐进式分权改革使中国走上“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

尽管未必确切，我这里还是要借古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思情结来解析《新论》作者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十几年前，作者刚近“而立之年”，青春年少，初出茅庐，算得上“处江湖之远”的话，而今身处“不惑之年”，已功成名就，并担任诸多社会和领导职务（第九届、十届湖北省人大代表、第十届湖北省政协委员，十堰市政协副主席，十堰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等），也算“居庙堂之高”了。从“处江湖之远”倡导“民本经济”研究到“居庙堂之高”出版《民本经济新论》一以贯之的是爱国爱民的深情，强国富民的期盼，为公为民的期许。正如作者所述：“深入探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分权问题，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具有现实意义。……在强调‘以人为本’和倡导‘新民本说’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说赋予劳动者或公民个人权利的法律，不是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创造，而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描述和反映，那么，在改革开放为公民个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的条件下，公民个人的自主权利既是传统集权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结果，又是法律所必须保护的宝贵财富，还是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故创新制度化的分权体制不能偏离“为公为民”的价值取向。也是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言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等价值导向相吻合的。

《新论》作者的民本主义的忧思情怀还有特殊的发生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作者对该书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公地悲剧的中国版——公共食堂）的简明分析中有所体察。由于作者的祖母不幸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大饥荒来临的1959年被饥荒吞噬，使出生于上世纪60后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未能与祖母谋面，而只有听父母讲述关于祖母饿死的悲惨故事。这不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深深的印记。所以书中（第三章）关于公共食堂作为公地悲剧的中国版的分析是发人深省和令人震撼的。其中彰显了事实的力量及思想的力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大锅饭”、“穷过渡”所造成的大饥荒是由于官方错误的农村政府导致的，已成定论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正如作者所言，“官民有别”，这种“人祸”其实就是“官祸”。故作者在行文中特将“公共食堂悲剧”称为公地悲剧的现代中国版。要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从“物本”转向“人本”，从“官本”转向“民本”。

四、成于建构，贵在“探”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倡言的“改变世界”包括了双重向度：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如果说批判向度着眼于“破”或“解构”，那么建设向度着眼于“立”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深刻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时马克思又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毛泽东也强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都体现了“破”与“立”，“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性。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割裂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成为主流话语，这实际上是坚持以破为本，把“破”看得比“立”更重要，乃至以为“破”了旧的，新的自然就会“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实，“破”和“立”是既有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破旧”只是为“立新”创造条件而并不能替代“立新”。“新”如果“立”不起来或长期不“立”起来的话，除了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茫、价值取向上的无所适从之外，已“破”的“旧”还可能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这一意义上来说，“立”比“破”更为重要。为此，邓小平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应把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为本，持之以恒，贵在落实，务求实效。

《新论》以强烈的批判精神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单向度地批判和解构现实，而是在深入批判和解构旧体制中探索性地建构新体制。充分体现了“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致思路向。《新论》在导论中就提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分权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改革的路径，在比较中进一步选择前进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改革以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主要是通过“内破”与“外立”两种路径来改变的：“内破”主要是破除“一大二公”，在公有（特别是国有）经济内进行企业扩权，部分走向了公有民营、混有民营和民有民营；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公有户营，包干（产）到户。“外立”主要是从“体制外”发展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改革沿着国家本位→企业本位→公民本位的路径向深层次推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适应政策许可的民营经济”向“拥有制度保障的民本经济”的转变是必然的。

《新论》把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渐进式分权改革概括为：“政治安定，渐进分权，市场取向，民本经济。”其中，政治安定是方针，渐进分权是方式，市场取向是方向，民本经济是目标。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和宝贵经验，更是应对当前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可靠基础。《新论》针对发展民本经济所遇到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提出要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落实到中国特色经济分权各个具体环节,消除深层文化障碍,促进“公”与“非公”协调发展,贯彻同等保护原则,保持适度的“劳动——收入”分配率，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等重要建议；提出了“兴民本经济富百姓”与“行民主政治强国家”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等重要主张。这就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演进逻辑和根本方向，做到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

《新论》第六章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作了系统探讨，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其所有制基础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国有主导、民有主体”的混合经济，必须相应地推进“政府角色及职能转换”，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该章还特别就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渐进分权改革过程中“如何减少和防止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提出了六大办法：强化“为公为民”的执政兴国理念，把公共权力最大限度地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之下；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坚持依法执政、行政司法；尽量减少公权对社会经济事务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必须保留的公共权力活动领域要严格防止其变异；尽量实行公开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高扬民本经济的旗帜，营造相应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新论》在“结语”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把‘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政行政为公为民’的治国理政安邦理念贯彻到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渐进分权改革中，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对此，作者的回答是“需要有统筹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和政治性分权的大智慧”，“坚定不移地发展民本经济，并努力构建中国民本经济学。”

总之，《新论》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角度新颖、纲领分明、思路清晰、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充分，重点突出，自成一格，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考察，是系统研究民本经济的一部力作，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及哲学等的交叉点上进行创新研究的结晶，是民本经济研究的推进和深化。诚然本书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如对“人本经济”与“民本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诠释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对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未及展开论述，对“兴民本经济富百姓”与“行民主政治强国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内在机理剖析还有待深化，对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中如何按照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规范和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的研究尚待加强。《新论》是作者十几年来追踪研究民本经济的一个系统和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他新的探索与开拓的起点。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分地区或部分产业近年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及争论。如能结合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继续推进和深化民本经济研究，将会对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以上所言，发自内心，作为个人的一孔之见，难免偏颇和挂一漏万，希望得到学界同仁及作者和读者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