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当代经济与管理>近期   

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提工资还是升汇率？

朱富强

内容提要：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有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各种因素，但其根本则在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低下，这与生产要素的一价化原则相差甚远。因此，要缓解减少贸易顺差的压力，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和工人工资二大措施之间，后者是根本性的，这也是缓和国内收入分配急速拉大趋势的需要。

一、前言

从进入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大，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流行了中国“廉价货币威胁论”，它把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因通货紧缩威胁而产生的经济困境归咎为与中国有着较紧密的国际贸易关系并处于经常项目逆差地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种低价向国外大量销售的商品对输入国的商品市场价格产生打压效果，从而引起美、日等国的物价不断走低。显然，由这种逻辑推论直接产生的政策建议就是要求中国对人民币采取升值行动。国内学者对日美等国将自己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作法往往表达出愤慨之情，并曾几乎同声一气地坚决主张“人民币不能升值”；不过，在各种压力下，人民币币值还是作了不断的上调，几年之内上升了20%左右。尽管如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没有缩小贸易顺差：事实上，在人民币升值后的2006年上半年新增的1222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将近50%是由贸易顺差贡献的，其中，7月份贸易顺差146亿美元又创历史新高；[1]同样，在全球经济危机笼罩的2009年我国依然实现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2]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2000-2009年（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历年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list.jsp?ct_name=%D6%D0%B9%FA%C0%FA%C4%EA%CD%E2%BB%E3%B4%A2%B1%B8&id=5&ID=110400000000000000。

正是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曾一度消逝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又再度引起美国以及国内各界的高度关注，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大幅度升值的强烈呼声；而且，即使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也出现了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声音，尽管大多多也不主张在压力下升值。因此，我们就需要反思这样两个问题：中国贸易持续顺差果真是人民币低估的结果吗？仅仅依靠人民币的升值能够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吗？首先，就前者而言，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低估将导致贸易顺差；但是，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者，经济学定理都存在诸多前提假设，二者，“汇率低估将导致贸易顺差”并不意味着有“贸易顺差是因为汇率低估”。其次，就后者而言，事实上，近3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幅超过20%，但对美中贸易平衡的影响甚微，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从2005年的2011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0亿美元，这个数字增加了1/3。既然如此，中国持续而庞大的贸易顺差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贸易顺差的汇率低估说又是如何产生的？人民币的升值能够在多大程度缓和因贸易顺差衍生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的升值对国内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显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学者和决策者们冷静地思索，必须要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将贸易顺差带来的这一挑战转化为夯实国内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契机。

二、贸易顺差及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原因

首先，对中国近年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币刻意贬值论作一剖析。一般地，贸易顺差的本身就表明我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以更低成本生产出国际上需要的产品，以致全球制造业也日渐向我国转移；显然，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为生产技术等具有全球流动性，而中国又拥有巨大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当然，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也会带来另一趋势：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接近，也即，全球化的发展应该使得中国的人均收入或者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因此，在可支配的货币数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不断增强，反映在汇率上也就有了不断升值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趋同，就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壮大，一个主要的表征就是那些正在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这在中国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二是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一个主要的表征就是那些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逆差，尤其以那些鼓励超前消费的欧美国家为明显。正因如此，当前的持续贸易顺差并不是人民币刻意贬值的结果，而是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发达国家又何以努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而舍弃这种消费剩余呢？是以这里从几个方面就此作一剖析。

（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主要源于其产业结构的转换滞后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是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也是制造业全球转移的结果，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不但不能归咎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相反，中国经济的崛起反而有助于维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者，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和欧盟的60%左右，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无疑被夸大了；二者，中国的廉价生活必需品满足了经济萧条时居民的基本需求，从而有助于提高其他方面的消费。事实上，如果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将随汇率升值而上升，那么必然造成消费者福利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压缩其他消费开支，最终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内需不足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内需不足，除了享乐主义文化造成早先的透支消费外，根本上还在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被不断拉大有关。尤其是，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困境往往都有其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转型迟滞、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货紧缩以及银行呆坏账积重难返等。其实，正如香港要重振经济就应不再局限于原来的房地产、转口贸易，而是要更好地规划它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功能以及形成相对与内地在管理人才上的差序格局；同样，目前发达国家也不应死守原来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中心迟早要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应该加速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转型成为一个管理枢纽、服务中心和休闲中心。一般地，那些越早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新的中心；尽管这种中心不一定是物质市场或享受中心，但必然是人们所向往的，因为人们的追求已越来越转向了那种不局限于物质的全面快乐。因此，发达国家不能因为自己原来不合理占有的垄断利益的流失以及自身发展路径的僵化而导致某些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就迫使中国货币增值，更不能试图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以扩大出口、并进而以此改善本国的整体经济状况。事实上，“中国廉价货币威胁论”叫嚣最凶的美国和日本都存在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因而这里作一分析。

一方面，就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鼓噪最早的日本而言。日本不仅是鼓吹“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始作俑者，而且阴谋在国际上结成一个对抗中国经济的同盟；例如，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向Ｇ7其他国家就宣称，“不仅日本的通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其意图在于通过日元相对贬值来改善日本的贸易状况，从而扩大出口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同时，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只要稍作分析，就可明白这种想法是比较天真的：首先，日本虽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但日本对中国贸易并未出现大量逆差。据海关统计，从1998到2002这五年，中国对日本贸易三年顺差，两年逆差，而五年累计结果是逆差；另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456万亿日元。[3]其次，就投资而言，由于日本来华投资的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并没有多大的竞争关系。最后，日本财务省的官员曾声称，中国出口大增，导致了日本的通缩，也影响到了日本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但实际上，早在中国通货紧缩出现的6、7年以前，日本就已步入了经济衰退、通货紧缩进程。因此，说日本的通货紧缩是中国输出造成的，实在是过于牵强。其实，日本在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泥沼中已挣扎了10年有余，虽然有层出不穷的改革政策出台，但日本经济始终未见起色，这种状况实际上更主要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偏差、主办银行制为支撑手段的金融体系、企业终身制、人口老龄化及政策失误引致的金融房地产泡沫等种种结构性矛盾有关。

另一方面，就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鼓噪最甚的美国而言。美国之所以在对日本的论调保持一段时间缄默以后成为积极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将，关键就在于其曾空前繁荣的经济日益疲软：从2001年起，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测就从V字型、U字型到L字型的变化；为此，美国希望通过自身汇率的相对下降来促进出口来扩大需求，但问题在于，美国是一个内需比重极高的国家，其本土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其国民85%以上的各种需求。正因如此，尽管美元汇率在不断下跌，但这并没有促使美国经济的根本改善，相反，贸易赤字还在不断攀升。究其根源，美国经济的疲软源于高技术产业泡沫破灭后的调整，而非贸易状况恶化；特别是，由于美国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导致国内安全性的下降，导致资金外流和需求不旺所致。事实上，就进口中国商品的影响而言，中国进口的东西与美国国内的市场往往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从美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说，由中国廉价商品形成供给进而产生的居民花费在其总支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住房、汽车、教育、医疗保健等大宗支出可以说没有一样“中国制造”。由此可见，美国的通货紧缩完全是其经济自身的周期性原因，而非“中国输出”所致，中国的廉价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只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担国际分工的一种表现。

（二）发达国家鼓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垄断利益

当前，中国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并通过省吃俭用而廉价地向世界提供货物，让西方人只需要花费很少的代价就买到了大量的便宜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剥削关系：西方人廉价地使用了中国人的劳力，那么为何西方国家又不希望维持这种剥削关系呢？其实，从个人角度而言，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不希望维持其货币比值以获得这些巨大的消费者剩余，问题是，商品的廉价不意味着无代价，西方人在获得这种廉价商品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结果，西方人的消费是便宜了，但另一些人的收入却可能下降得更多了，这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因为汇率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西方国家中个人往往担心本国货币贬值而政府却极力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一个明显的类比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低廉的劳力提供更廉价的商品，尽管物价下降使得居民的花费更低了，但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职工开始下岗；显然，对这些下岗工人而言，农民工进城就是弊大于利，如果是政府只是希望维护这些城市工人的利益就会制定各种措施来限制农民工进城，这曾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的重要现象。同时，外来廉价商品或生产要素的进入对不同阶层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首先，它有利于那些跨国公司，因为其资本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从而可以更低的成本进行融资和生产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其次，它也有利于那些具有专有性人力资本的管理者和技术工人，因为他们想享受廉价消费品的同时并没有事业的担忧；最后，它不利于那些没有专有性技术的一般工人，因为这些廉价品的进入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正是由于这种财富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极力推动全球一体化，高新技术者也乐于看到这种趋势，但那些底层的工人则努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抗浪潮。

尽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一些低薪工人确实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贸易自由化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在一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人为设置城乡差别，不能长期阻止农民进城打工；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发达国家不能阻止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不能永远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对既存的国际利益重新进行划分，从而必然会引起一些既得利益者（如那些并无优势的工人或者国家）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他们的抗拒，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实际上是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的无奈哀嚎。但是，这种利益的重新划分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剥削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减轻发达国家曾经施加给他们的那种剥削，或者希望获得他们赢得获得的东西；显然，这种变化体现了整个世界正在朝合理化方向的迈进，这是源于生产要素之流动性的加强带来的对原来垄断利益的冲击。举个非常熟悉的例子，近十年来香港经济无法保持以前的那种发展势头，为什么呢？一些香港人就开始怪罪中国大陆，认为1997年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更紧密联系分享了原来香港垄断的那些利益；问题是，大陆只是打破了香港原来所享受的垄断利益，使得香港原先作为大陆与世界其他各地的转口贸易的垄断地位被削弱了。其实，大陆终究是要发展的，香港终究不能永远垄断大陆对外的转口贸易；大陆终究是要开放的，香港终究不能永远充当外企进入大陆的跳板。而且，如果大陆抛开香港独自发展、开放，那么，香港将会更加边缘化。因此，正如一些香港人不要因自身的相对衰落而埋怨大陆的崛起，西方国家也毫无理由将自身的问题归咎到中国的身上；正如香港只有与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西方国家也只有与中国协力合作才能得利更多。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是“上帝的弃儿”，没有哪一个民族天生就是劣等民族，因而也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应该生活在世界的边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长期享有了这种垄断利益了，因而不应该再为那些本不应由它独占的利益之消逝而耿耿于怀。

不幸的是，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把当前的优越地位视为不可动摇的，甚至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消除可能的威胁；例如，近来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其实，发达国家（或地区）都希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兴起是促进而不是妨碍自身的发展，问题是，有无这种途径呢？一般来说，在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主要跟目前人类所拥有的资源、积累资金等的稀缺程度有关，这些瓶颈因素规定了世界只能承受有限范围内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种，占世界较大比重的中国经济之崛起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些学者也常常以战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来反思当时中国的机会丧失，但我经常提醒说，固然中国确实丧失了一定的机会，但如果当时中国也采取类似四小龙的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之经济政策，那么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四小龙之出现了，因为世界所能承受的资源开发、社会承受的需求增长等等都是有限度的。正因如此，四小龙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当时中国社会没有转到发展经济这一轨道上来，而当前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在弥补过去的失误或损失。当然，我们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之间主要是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是在世界分工格局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得出的；在这种格局下，整个世界还远没有达到如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的程度，也不是藤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用博弈论的术语讲，就是由于缺乏协调，我们往往只能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解，这种解是零和博弈的，而难以形成合作均衡。因此，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大面积落后地区和大规模落后人口的崛起必然会对原来的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果要将这种影响对自身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有序的国际分工，构建更好的社会经济的全球协调体系。

（三）人民币升值也体现了生产要素价格均一化的基本规律

目前，发达国家因本身的经济问题及为维护原有的垄断利益而刻意地迫使人民币升值，不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本身也有其经济规律的因素。就短期而言，一国货币的汇率取决于国际上对该货币的供求；在一国货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国际上对该国货币的需求越旺，升值的压力也就越大。近几年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国外资本的流入形成了对人民币不断膨胀的需求，其主要表现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从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间外汇储备增长了14.5倍多；但与此相应的汇率却变化不大：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5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后为8.07，2006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为7.81，2007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5%为 7.30。因此，在短期内人民币具有升值的压力。而且，在长期意义上，人民币更具有升值的潜力。根据H-O-S定理，我们知道，随着要素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密集方式生产，生产要素有均等化的倾向；当然，一般认为劳动力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劳动力迄今在世界范围内还缺乏流动性。但事实上，劳动力也不是绝对不能移动，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只要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商品的自由流动可以弥补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的缺陷；如土地狭窄的日本可以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中，澳大利亚可以把劳动力集中在农业，两者交换就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劳动力使用了日本的制造业，日本的劳动力使用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因此，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在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的部门间的转移就必然就导致本币升值。

其实，许多后起现代化国家都经历了货币升值的过程，如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元升值了差不多三到四倍，其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完成以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了变化。但是，自1997年以来，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并没有相应上升；结果就出现了“技术型进步贬值”，这是我国部分行业产品价格长期维持下降趋势的基础。正因如此，我国的可贸易品就发生实际汇率贬值，也就是为欧美所称的“输出通缩”的根本原因；如现时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1.2美元。而且，即使不考虑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我国的相对物价水平也是在不断下跌的。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约贬值到1/5(从1.5到8.7)；而日元相对于美元升值了1倍（从1980年的227日元到1994年的102日元）；也即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约贬值了10倍（从1981年的100日元兑0.77元到1994年的8.44元）。但是，在这15年间，中国物价上涨率与美国、日本，并没有这么大的差距。一般认为，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约等于现行汇率的4倍。实际上，尽管日本在15年间经济增长率只有4%－5%，但由于日元急剧升值，其在世界GDP所占比重由9%上升到18.2%。而同一时期，我国经济以9%的增长速度发展，快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但我国GDP在世界所占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2.5%下降到了2.0%。

可见，由于近年来中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巨大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并不是如西方学者和政府宣称的那样，是人民币刻意贬值的结果，而是有一系列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事实上，近15年来人民币一直在持续升值：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并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当时的官方汇率是8.70人民币/美元；2005年7月21日开始取消实行了10年汇率钉住美元的政策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为8.11元人民币/美元；3年后，2008年的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突破7.00的关口，于是又重新恢复了钉住美元的政策。那么，既然人民币不存在刻意的贬值，那么何来又如此之大的升值压力呢？除了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垄断利益而刻意鼓吹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近15年来技术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而工人的工资却上升不大，从而使得中国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显然，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工业品的实际价格都是在不断下降的，从而反衬了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可媲美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技术进步和购买力不断提高的货币；因此，发达国家想要减弱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就努力从这三方面着手。然而，发达国家既不可能消取中国的技术进步，也难以迫使中国工资的提高，剩下的就只有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不过，尽管西方社会的诉求如此，但就中国自主性决策而言，是否也只有这一条途径呢？这就涉及到提高工资和提升汇率二者的抉择问题，哪一种途径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有利呢？

三、为何升汇率不如提工资

上面分析了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多种原因，那么，扣紧这些原因也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包括：舆论宣传、经济结构调整、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以及直接的汇率升值，等等。当然，各种措施对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着重就汇率升值和工资提高这两大措施作一比较的权衡。一般地，自由市场上的贸易顺差主要取决于商品的竞争力量，商品的竞争力量归根到底则体现为商品的价格，而商品价格又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一是劳动者工资。显然，随着生产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全球的劳动生产率有趋近的趋势；但是，由于劳动市场是相对分割的，因而劳动者工资却存在高度的离散性。所以，当今国际市场中，决定商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劳动者的工资。正因如此，要缓解贸易顺差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我们也必须就两个基本途径进行选择：一是货币升值，使之与购买力平价相适应；二是工资上涨，使之逐渐符合一价定律的要求。其实，国内价格和对外汇率本身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要生产要素价格不上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对外汇率升值是必然的；相反，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汇率都没有很大变动，但国内工资却在不断上升。那么，哪个途径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有利？是以这里作一进一步的剖析。

（一）考虑升汇率的途径

这是当前学术舆论以及外来压力的重点，问题是，如果采取人民币升值措施的话，那么，人民币币值要提高到多大的幅度才能有此效果呢？我们保守地假设：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美日工人的1/20，而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美日工人的1/4；那么，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就以5倍的差距高于美日，在这种情况下，美日企业所产生同种商品如何能与中国竞争？除非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升值500％（这里假设原材料等物质资源可以充分流动，以致它们的国内价格将随着汇率变动而调整）。譬如，当2003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初现之时，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就说，“如果人民币升值，对纺织品之类的低附加值产品的价格浮动有相当大的影响。人工费等于无形之中增长了，生产成本就增加了，企业赖以生存的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价格优势就减弱了”；因为，纺织行业有70%—80%的企业都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用总资产的40%—50%的去购买原材料，赚取5%—6%的利润。因此，当时有人甚至预言，“如果人民币升值5%—6%，这些企业要么是赔本赚吆喝，要么就是关门倒闭”。[4]但是，近年来的事实却表明，纺织、制衣及鞋类等的出口表现仍佳，保持了双位数增幅；例如，制衣业在欧美保护主义浪潮压抑下，2006年上半年仍取得了逾27%的出口增长。

显然，单纯地依靠汇率的小幅度提升并不能有效缓和当前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关于这一点，商务部研究院2006年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了；[5]近来，蒙代尔也强调人民币升值并非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日元在1985年到1995年间对美元升值了两倍，但日本贸易顺差并未明显下降。[6]而如果大幅度地提升人民币汇率，如有些人主张的那样“一步到位”；那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能够经受得起可能带来的冲击吗？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日元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就差不多升值了三到四倍，尽管日本依旧保持了对美国的巨大顺差，却也导致了日本经济的长期疲软，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如果考虑到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大发展之需求以及相应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因素，显然还不具有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条件，这里作一具体分析。

1.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货币升值在提高成本核算的同时，直接对出口产生消极影响，出口的降低又直接减少了就业机会；特别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尤为明显。同时，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度上升，不仅会导致中国可贸易品的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更重要的是，还会导致中国非外贸商品的价格上升，[7]从而导致国内整体需求的减弱，对我国整体经济产生连锁效应，有可能重蹈日本“广场协议”的覆辙。

2.就人民币的稳定性而言。一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孕含了贬值的预期：一是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技术，从而对外汇需要的增强，二是由于国内投资建设的需要而对货币需求的过旺，从而国内货币供给也不断增大；而且，如果在人民币稍有上升压力就上调，而一旦人民币需求不足则下调，那么就会造成汇率的反复而使得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我们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外汇的供给方面：一是外贸出口的顺差，二是外商投资的大量流入；显然，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具有暂时性，因为外贸的长期顺差很大程度上是外汇管制的结果，不久的将来外汇制度的放松就很可能导致形势逆转，而外商投资的涌入也与由于恐怖事件而导致主要国家（如美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投资安全性降低有关。

3.就应付突发事件的储备需要而言。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面临两方面的突发事件的风险：一方面，面临经济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从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讲，国际金融体系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它们可以利用本币渡过可能的突发事件，而像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有利手段；而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因而如果频繁地调整汇率可能引发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证券市场的逐利行为，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不但由于国内的法治很不健全，经济上的一点波动很可能引发政治上的波澜，更为主要的是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的政治风险，如台湾问题、南海领土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存在众多的政治摩擦；正因如此，有学者就指出，我们不能把外汇储备只当作外汇储备，而应将其视为三部分资产：真正的外汇储备资产、战略投资基金、改革的风险基金，其中的改革风险基金就是预防改革开放过程中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暴露的众多问题。

4.就吸引外资、防止内资外逃的需要而言。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弱。一般来说，人民币偏低有利于吸引直接投资，人民币偏高有利于吸引间接投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币汇率偏高，外资以贷款形式的间接投资为主，而在20世纪90年代，汇率开始偏低，直接投资开始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强化内资外逃的激励。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风险，加上本币不是国际通行的硬通货，国人往往具有强烈的持有“硬通货”的偏好，这表现为大量的合法和非法的资金外逃；显然，如果现在人民币高估的话，就可能有更多的人民币转换为外币，而如果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也即维持一种人民币强势的地位，那么，将促使那些准备外逃的资金更加慎重行事。

（二）考虑提工资的途径

事实上，对两国之间的贸易来说，汇率并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一个国家的工资、税收和规章制度往往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工资的提高才是解决贸易的严重不平衡以及缓和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以及最终提升中国产品的竞争质量之根本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美、日以及欧盟等国之所以强烈敦促人民币升值，主要在于它们无力也不愿促使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而试图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施压来促使中国“自动”限制出口。究其原因，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对发达国家维持其世界社会经济的中心地位并不有利：首先，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直接提升的是中国的内需；其次，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使得那些跨国公司再也无法获得廉价劳力；再次，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也会趁机发达国家的移民等社会政策。然而，基于自身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考虑，特别是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当前中国更应该采取提高工人的工资而非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措施；事实上，这一措施也有利于完善我们的分配体系，从而防止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化发展。这里具体阐述如下。

1.就财富分配效应而言。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高收入阶层有利，因为他们不但持有大量的存款，而且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倾向也很高；因此，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那些高额存款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提高了，从而为他们带来了明显的财富效应。相反，对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不但没有什么存款，而且本身的消费主要是国内产品，尤其是那些必需品，因而人民币升值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与此不同，工资上涨首先调整的是基础工资或最低工资，而这些受惠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因此，通过工资上调往往可以直接提高工薪阶层阶层的财富，从而缩小日益扩大的社会收入差距。

2.就需求转移效应而言。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更加便宜，需求的替代效应就会促使高收入阶层将其需求转向进口商品，同时，出国需求——诸如旅游、子女求学以及其他消费——将急剧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国内产品的需求下降和国内市场的萎缩。事实上，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结果，已经有大量的国人到欧美旅游、留学，而这些人都是来自高收入阶层。而且，原来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则会由于外来竞争的加剧而价格下跌，而为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要素的主要是那些低收入阶层，从而转嫁效应会导致这些阶层人们的收入下降；同时，低收入阶层自身所需求的生活必需品却难以发生相应的价格下降，这进一步导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实质恶化。与此不同，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工资上涨不仅会提高低收入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且也会刺激原先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的需求，这些方面的需求上升会进一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并缩小收入差距。

3.就技术改造效应而言。人民币的小幅度升值并不会对那些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因为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是如此之低而竞争力优势如此之强，因而出口行业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产生较大的技术改造压力；相反，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借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把一切负担都转移到工人身上。与此不同，工人工资的上涨则将竞争压力直接地投射在企业主身上，从而会刺激他们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技术改造。至于对那些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国外竞争的企业而言，币值上升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好地关心技术改造问题，但他们也同样可以通过种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把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毕竟中国农村还有如此庞大的潜在劳动力；同时，工人工资上涨同样会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只是将这种技术创新压力更多地方在企业主或管理层身上。

4.就社会就业效应而言。有些人担心工资上涨会引发失业问题，因为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而降低投资；固然上涨在短期内对企业可能会产生较大冲击，但长期来说，这种担忧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一者，中国工人的工资还与其它国家相差很大，这种效应完全可以通过产品加价或管理成本节约等措施获得弥补；二者，根据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统计，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因而即使工资翻番，企业的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而且，工资上涨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这反而可以刺激进一步的投资，从而增加就业；相反，币值上升则对宏观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紧缩效应，反而会因资金不足而引发大量的失业现象。

可见，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而后者则有利于高收入的企业主、管理者以及各类“精英”。正因如此，这两种改革方案在不同人群中也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一者，提高工资的《劳动合同法》受到了大多数劳工阶层的普遍欢迎，却遭到决大多数企业主和社会精英的敌视，他们努力将因经济危机产生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并在实践中通过各种方法来抵制《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二者，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善一般劳工阶层的生活，反而会影响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从而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持反对态度，甚至国家领导人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感到忧心；但是，人民币升值却有利于那些掌握大量财富而消费进口物品的人，因而这些高薪阶层往往持强烈的支持态度，尤其是那些资源垄断性企业因受惠更多而更希望人民币升值。例如，计算机制造商联想集团执行长杨元庆指出，人民币升值有助提升消费者购买力；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认为，结束长达20个月人民币紧盯美元走势有助放款机构根据市场动向调整利率；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张燕玲则强调，我们必需强调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尽管这些说辞冠冕堂皇，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例如，湖南冷水江钢铁集团董事长陈代福就承认，人民币升值使得公司可以受惠，因公司每年自海外进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铁矿砂；东方航空总裁马须伦也承认，人民币年升1%该公司将获利增加2.8亿元人民币，从而可减轻美元债务负担；杭州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则指出，尽管人民币快速升值将造成“破坏性”，但该公司可承受人民币逐步走升。[8]

四、简短结语

我们在分析当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时，不仅要分析这种压力产生的因素，而且要探究现实的虚假性。显然，由于人民币不是自由浮动的，因而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就不能频繁发生，否则将扰乱我们的外汇制度，引发更大规模的投机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要分析反映了人民币长期变化趋势的那种因素，而暂时的顺差和外资流入等是左右不了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向。特别是，要分析制度变动对社会经济和利益分配所阐述的影响，要从着眼社会和谐的高度来进行决定。显然，从造成当前外贸顺差的原因和对经济可能的影响来说，当前与其说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如提高老百姓的工资；因为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而且有利于缩小当前社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从而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效应则截然相反。

事实上，斯密很早就指出，在完全流动性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将使得工资和利润趋于相等；同时，他又指出，相等优势原理主要适用于一个人的主要职业，而如果人们从事第二职业以更多地工作，那么额外的就业的工资率就可能将低于总优势相等化下的工资率。而且，斯密相信，第二职业更多地出现在穷国而不是富国，因为穷国的工资更低，人们更愿意寻找其他工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劳动，而这进一步降低了工资率。显然，由于国内的劳动保护法很不健全，勤劳的中国大众为了自身和儿女着想而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不仅大量的女性加入到市场劳动大军之中，而且，在本职之外不断寻找第二、三职业；结果，反而造就低价的劳力：整日勤勤恳恳却无法实质改善生活。正因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尽管我国的GDP在高速发展，但是一般工人的工资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来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多大提高，这不仅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制约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水平，甚至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中产阶层占相当的比重，那么，提高本国汇率对扩大内需、促进公平以及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利的，否则必然会扩大收入财富分配、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激化社会矛盾；相反，提高工资首先是有利于工薪阶层，而最低工资和最低福利保障等的规定更是有利于社会底层，从而可以缓和一般百姓的应得收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当然，本文提倡工人工资之提高，并非主张政府对具体工资之规定，而倡导可以影响工资之提高的间接措施；譬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落实法律已有规定之工人福利，等等，这样也有助于和谐社会之法治建设。然而，当前国内的改革大多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所主导，他们大多属于那些高收入群体，因而宁愿选择人民币升值也不愿提高工人之工资；即使大学教授尤其是经济学教授，而其中又以那些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的金融学教授为主，他们也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基本上都有数百万的存款，并对出口消费充满渴望，因而也会极力鼓吹人民币之升值。因此，笔者呼吁，在处理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有关当局要有以民为本的真正理念，要把它上升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而不要为一些“精英”出于私利的目的所散发出来的短视舆论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