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近代中国，以极其别扭的方式“入世”。今虽摆脱困苦厄运，但到底意难平。《“英夷”不怕林则徐》一文(周英杰，载《随笔》2010年第2期，双月刊)，藏有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林则徐当年处理手法得当，假如英军不绕开广东北上，假如英军正面与林则徐沟通谈判，假如夷夏之辨不那么深刻地左右士人头脑……那么，中国之“入世”，是不是不至于别扭痛苦到那种地步呢？“假设”代替不了现实，但提出“假设”，就是直认历史的乖张无情，不到当事人挣扎要强。

    周英杰的重点，是辨识“神话”后面的真相。周英杰通过一些史料发现，英军当年绕开广州，直上清朝统治中心地区，乃“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而一旦谈判不成，也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而非坊间所传说的“英夷”害怕林则徐。若夷敌真打广州，林则徐也未必能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此，林则徐自有觉悟。遣戍新疆之际，林则徐去信友人，“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确实，如作者言，林则徐有“服善之勇”，此勇，又为同时代诸多士宦所不能及。

    今人尽管意难平，但不该去苛求前人如何如何正确。先人前辈所遭恶局，非今人所能想象，今人对历史，当有“了解之同情”。但同时，揭出真相，也非有意冒犯情感，更不会因此影响英雄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教科书的对话，多少能更改那些被“打造”过的自尊心与荣誉感。

    写史有如握有权柄，稍一浮浪，便难以把持。最重良史之族，有时却选择避重就轻。同期《随笔》，登载陈思和《“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破产”——— 吴基民〈炼狱〉序》。此文对吴基民的《炼狱》一书进行评介。近年一些研究著作，都把“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阴谋归咎于王明、康生一伙推行斯大林极‘左’路线”，实际上，陈独秀身陷不仁不义，远不止这么简单。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亦并非如教科书所言，主动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反倒是陈独秀再三向共产国际申请“保留五千枪支武装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陈独秀的诉求被驳回，形势一发不可收。到最后，陈独秀反成共产国际的替罪羊，更为不幸的是，陈独秀的儿子也遇难于这次惨案。陈思和谈及读《炼狱》的体会，“如果这些材料能够引起有关方面效仿苏联共产党政权在80年代为托洛斯基冤案平反一样，明智地解决中国的托派问题，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历史挽回某种荣誉”。教科书让人们记住胜负，却从来对“为什么”遮遮掩掩。史料不是万能，但它能拽住“为什么”不放手，它能为人们寻求真相提供指引。

    今人一谈“主义”则神色怪异，殊不知，“主义”的后面，有多少人的激情与命运、多少的迷茫与问题，没来得及讲述、澄清。不过几十年的工夫，我们一看到“主义”，话还未出口，就已面无人色。如果连启齿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直面历史？又谈何担当现实？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罗志田，载《读书》2010年第4期)，谈及陈寅恪文字并非刻板不愿见人，陈文亦有活泼处。罗志田举陈寅恪一九四六年所书“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一证陈见识力之深远，二证陈文章意趣之隽永，三证陈对朝政疏离之态。此文以小事入大局，作者确有史家慧眼。《吕太后的更年期》(王子今，载同期《读书》)之题，虽显八卦，所论之事却不失严肃。吕雉之毒狠，晚年愈盛，王子今将其归之于“更年期综合征”，进而推之其他统治者，且引“春秋高，意多所恶”等说法以证之。“更年期”之说未必可靠，但这“春秋高，意多所恶”之说，却颇值得思量。《杨宪益夫妇的译事》(谷鸣，载《书屋》2010年第4期)，对杨宪益、戴乃迭的译介事宜及成就作了详细的介述。作者行文客观到位，可惜，叙述仍脱不了冤与不冤的框架。一旦入了冤与不冤的固有框架，个人在历史变局中的冲突、不适、激动、信服，便变得难以解释。《谁是任曙？》(尉天骢，载《万象》2010年4月号。文中任曙即任映沧)、《罗家伦与孙立人的一段往事》(许国衡，同期《万象》)等文，翻查不起眼的史料，也有助于重审历史。所到之处，教科书实难涵盖。

    适合应考的老练教科书，一般只告诉我们结论，但服从惯了、背书背惯了的人们，有一天总会学习用天赋的头脑思考。当结论前面添加了论证的过程，看法也许会因此有所不同。试与教科书对话，是靠近真相的某种努力。人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相，但只要真相多一点点，偏见就会相应地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