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制造”

南非世界杯赛场上，终于见到汉字打出的广告——大家都熟悉的哈尔滨啤酒，和大家都不熟悉的“中国英利”。有媒体披露，哈尔滨啤酒得以亮相世界杯赛场，是借了百威啤酒的顺风。由于被百威啤酒收购，哈尔滨啤酒“搭车”驶进了世界杯赛场。于是，真正作为世界杯赞助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的中国企业，只有此前默默无闻的“中国英利”。

世界杯不仅是各国球队和球迷的秀场，也是各国企业的秀场和竞技场，已经是世所公认的常识，在这样的盛大秀场上，中国企业如此寥落，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中国人沮丧的事实。

一家企业是否参与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企业是否有走向世界的需要，二是企业是否有走向世界的能力。批评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大约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若断言中国企业缺少走向世界的需要，则恐怕会招致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对于自豪于“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走向世界几乎是必由之路，何以存在“不需要”之论？

然而，当中国企业仍然可以，而且满足于在世界一体化分工的低端，扮演世界市场的廉价产品供应商的时候，多些再多些的产量、低些再低些的价格，就成为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不二法门。此时，世界杯赛场上的昂贵广告，既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暂时无暇亦无须顾及的“远虑”。换言之，只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还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迫在眉睫的课题，中国企业借助世界杯这样的豪华赛场而走向世界的需求，就远没有进一步压低成本来得更加迫切。

经济转型早已是老生常谈，于今却迟迟不见像样的动静。以致吴敬琏先生借助报端发出浩叹式的诘问“经济转型说了27年，何时能够真正转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程参与者，吴敬琏先生的诘问，无疑点中许多人心中的困惑。

在“地球是平的”和“全球一体化”的美好图景下，甘居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以多种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为“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一体化分工中，扮演了一个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农民工”角色。和“农民工”的境遇相似，在奉献出廉价劳动的同时，我们获得的无非是微薄的收入和生活境遇的些许改善，付出的却是被低价掠夺的土地、被无限透支的健康和老无所依的未来。在某种理论的阐述之下，这悖谬的现状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长期持续，在于我们无奈地被置于“历史”和“世界”所给定的规定情景，既除了继续牺牲资源、环境和社会公平，而在世界分工的最低端谋求最低限度的发展之外，我们别无他途。作为“世界工厂”而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却至今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借助世界杯赛场打造自身的形象，实在可称上述世界分工理论最忠实的信徒。

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规律，却不以人们，尤其是当政者的意志而转移。中国企业至今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走向世界的现实，其实是某种人为制造的假象，却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当劳动者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的诉求被人为压制，罢工等正当的博弈手段被政府当成影响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而打压；当早已不堪重负的环境污染、资源流失被刻意忽视和掩饰，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迫切性，也就被人为拖后，中国企业以几乎无限度地向内压榨劳动者利益而“挖潜”，代替了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角色升级，使中国成了一个自觉增加乃至激化自身社会矛盾，以帮助缓解世界矛盾的无私奉献者。更可悲的是，这种奉献行为所塑造的外部形象，却更像是一个匍匐于食物链低端的食腐兽。

最近，提高劳动者待遇，让劳动者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终于成为政治决策的核心议程，各路经济学家也开始憧憬提高劳动者待遇、允许劳动者直接与企业主博弈，会如何“倒逼”迟迟不能实现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事实验证这种“倒逼”是恰逢其时还是已经太迟，但无论如何，吴敬琏先生的诘问“经济转型说了27年，何时能够真正转变”，却可能在这种“倒逼“之下真正起步。

此前有消息称，美国苹果公司已经表示，将把其利润的一小部分转移给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以帮助后者提高员工待遇。苹果公司的这一“善举”，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富士康公司在产业链的下游地位，但至少证明在劳动者的“倒逼”之下，企业对外也有一定的博弈空间，不一定非要无限度地对内压榨劳动者的收入和待遇。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动力，绝不仅仅来自政府的正确判断和英明决策，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劳动者渴望尊严、公平的基本诉求使然。政府不人为扭曲社会发展规律，不人为抑制劳动者的诉求，不以政治权力与资本势力合谋压迫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就是最英明的决策和最大的善治，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自会应时而来。出现在经济“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企业，自然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