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一）

　　●楚寒

　　

　　一

　　一百年前的世界。

　　走过气象万千的十九世纪，时光来到二十世纪。这个新世纪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欧洲，在来自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康有为的眼睛里，是这样的一幅景况：

　　“罗马今为意新建国之都城，仅四十余年。楼阁仅高三四层，皆新净。道路以小石为砖铺之，甚洁，无奈波里之倾侧。人民衣服亦稍洁，乞丐亦少‧‧‧

　　自华忒（瓦特）之后，机器日新；汽船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欧洲各国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馆、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

　　可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巴黎，在法国人罗曼‧罗兰看来，却并不那么亮丽美好：

　　 “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巴黎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被专制蛮横的官僚政治统治着；剧场庸俗呆板，充满旧的、形式主义的东西，精神卖淫的风气似乎到处弥漫着。‧‧‧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年）的天津，在晚清小说家王浚卿的笔下，是如此描述的：

　　“及至天津，已是满目荒凉，遍地设立神坛，昼伏夜动，紫竹林一带悉成焦土。津京车站，一夜数起拳匪拆毁之信，红巾露刃之徒，充塞道路。‧‧‧京师连日炮声隆隆不绝。焚杀叫喊，以日继夜。‧‧‧我此时不能再在家中躲避，只得大着胆走出去一探，见那路上逃难的男男女女实在不少。忽有一队兵勇走来，向难民抢劫牲口，洗剥衣服，那喊哭枪炮之声，映关城内一带火光，万分凄惨‧‧‧中原王气从今尽，一望神京一惘然！”

　　也可以通过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留下来的私人日记，里头记载了二十世纪初始的北京：

　　 “没有一处院落，也没有一道行廊赶得上这里的闭塞和沉哑；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庭院一直笼罩着中国皇帝那疑心重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脾性的阴影。那冷酷无情的楹联于此可谓恰如其分：凡入此地者，都须舍弃一切期望。

　　 北京完了，威严扫地，毫无秘密可言。‧‧‧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帝国里，有四五亿颗与我们转向相反的脑袋在思考着，盘算着，而我们从来都弄不明白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身处历史的江河之中，每一代人都被它浸润，每一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的时代观。康有为看到的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强大而又修明，“近日欧洲之盛美，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罗曼‧罗兰却看出了此时的欧洲“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因此呼吁“集中全部努力来造一个更公平更近人情的世界”。两个人观察社会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竟截然相反。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在本国人还是在外国人的眼里，均是一个“衰老而黑暗的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尾大不掉的王朝，一个临终的帝国形象。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虽说创作的是章回体小说，二十岁出头的苏州才子蘧园（欧阳巨源）却在书中抒发了对时局的忧愤：“我中国二千余年，四万万众，其不讲自由也，如山谷之闭塞，如河道之湮淤；所谓黄帝子孙的种种同胞，皆沉埋于黑暗世界之下。呜呼！人心愦愦，世道昏昏！”

　　年轻的小说家对老大帝国的行专制压自由深感痛切，他呼喊：“不自由毋宁死！此欧洲各国上中下三等社会人之口头禅也。我中国安有如此之一日哉？我中国前途，其有望乎？”在对国事忧心忡忡、对民族落伍于时代心有不甘之外，同时也有着对未来中国前途的殷殷期望。他的追问让人看见，在时代表面的静水流深底下，其实有着未曾干涸的激流暗涌。

　　二十世纪的波涛涌动在二十一世纪的江面上，追逐着万古不息的浪花。在绵亘的历史长河之中，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的源流。倘若康有为笔下的罗马是我的源流，我的历史感定然会完全变样。曾经到过一座森林公园，看到笔直粗壮的千年红杉树拔地而起、枝繁叶茂，那树干直入苍穹的气势，和枝叶散发出的勃勃生机均让我十分着迷。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根则有力地埋在泥土和地底里，深深地根植。可是为什么，我，还有我的同时代人，总是会有一种无根和荒芜的感觉，时常在心头弥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