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后金势力基本上占据了原属明朝辽东都司的大凌河以东全部地区之后，在辽南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地区还残留着一支明朝的军事力量，就是以总兵官毛文龙为首的东江镇官兵。毛文龙原来是辽东军中的一员下级将官，在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时候被分割在辽南一带，无法归营。他于是以鸭绿江口外的皮岛为根据地，招募辽东各地逃来的难民和在战争中散落的散兵游勇，建立起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号称十万。明朝政府得知在敌人腹下还有一支生力军，自然非常高兴，天启2年（1622）任命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后来加衔至左督都，官一品，设镇于皮岛，总管辽南各地抗击后金的斗争。毛文龙设镇数年，在辽东半岛上给后金政权制造过不少麻烦，从侧面牵制了后金对明朝的正面进攻，对于明朝来讲确实是立了功的。但此人胸无远略又骄横跋扈，因为孤悬海外，明朝中央政府难以节制，他所辖的辽南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朝廷输来军饷他自然欢迎，但朝廷下的命令就要看他愿不愿实行了。

　　为此，明朝朝廷对于东面大海上的这一彪人马用心十分复杂，既珍视它作为一支军事实力在对敌战略上的宝贵作用，又痛恨它的骄横目无朝廷，还很心疼几年来为这支军队支付的许多粮饷。一些胆大心粗的政治家于是设计了一种“两全齐美”的方案，就是杀其帅，用其兵。当时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都是赞成使用这一方案的。这种设计因为涉及到诛杀专阃大帅，没有人敢写在奏章中，提到桌面上，也不知道钱龙锡同崇祯帝讨论过这件事没有。从事后袁崇焕汇报杀毛文龙一事和钱龙锡为自己辩解的奏疏来看，崇祯帝对这件事情好像一点都不知情。杀毛文龙主要是袁崇焕在北京陛见的时候同钱龙锡一道下的决心，袁崇焕自称：“臣向在都门，九卿诸臣无不以此（毛文龙事）为虑，辅臣钱龙锡特过臣寓，商及此事。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用，某能为也。’”

　　但这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其实并不那么优秀。首先是实行起来非常困难，要到千里之外的海岛上杀掉当地的土皇帝，谈何容易？袁崇焕敢于膺此重任，说明他的胆略、勇气实在有过人之处。

　　其二是执行人要极为敢负责任，因为没有皇帝的旨意而擅自诛杀大臣（而且是一品大臣）本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明代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尽管袁崇焕身上有上方宝剑（毛文龙身上也有一口上方宝剑），这件事的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后来他终于为这件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通过此事，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敢于任事以及他恣肆无羁的狂放性格。

　　第三是从后果方面看，杀掉毛文龙以后真能把这支军队驯服吗？大概很难。因为东江独立王国的形成是势使之然，杀掉一个能够束缚部众的毛文龙肯定会造成混乱，却不一定会引导出使这支部队乖乖臣服的结果。事实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众大体先后投降了后金，为对方解了心腹之患，还使之增加了有生力量。当然，这些事都是在袁崇焕被杀之后发生的，但如果袁崇焕依然主持辽东军政，就有办法治理毛文龙的余部吗？恐怕也难，因为其中的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但袁崇焕既不顾危险又不计后果，以检阅军伍为名，带着不多的随从泛海到了辽南旅顺口外的双岛，在那里会见了毛文龙。两个人相互宴请，深夜密谈了几天，毛文龙警惕之心已消，袁崇焕才突然命人绑缚了毛文龙，对他宣布了12条当斩之罪，并且立即砍了头。毛文龙的部下群龙无首，又猝不及防，只得暂时听从袁督师的将令。

　　当袁崇焕把诛杀毛文龙的经过汇报到京师的时候，京城里的君臣们全都大吃一惊。这事情太突然，人们毫无心理准备。对于崇祯帝来讲，这还涉及到一个尊严和权限的问题。在一年前，他确实许诺过袁崇焕可以“便宜行事”，但这个“便宜行事”还要不要有一个尺度呢？这一次袁崇焕可以自行其是杀掉一个领数万之众的总兵官，下一次他还可能做出些什么样的举动来呢？由于明帝国的法律带有浓重的模糊色彩，很难判断袁崇焕这一次的“便宜行事”是不是太出格了，但用从来的先例来比较，这样的做法肯定是无例可循的。另外，对于崇祯帝这样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君主来说，到底有什么严重情况使得袁崇焕非得在那样一个时刻杀掉毛文龙，而不能事先同皇帝进行认真磋商呢？显然，自以为边才第一的袁崇焕并没有真把皇帝看在眼里。这个事件最让崇祯帝痛心的正是这一点。由于对辽东的情况不甚了解，他还不能充分估价除掉毛文龙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却是现实的。这一点他记得很牢，而且在不久以后把痛心转化成了报复行动。

　　但在当时，崇祯帝却做出了一个最温和的反应。他在袁崇焕的奏章上批旨，说毛文龙完全是罪有应得，“卿能周密筹划，果断行事，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帅在外原本不必事事听从朝廷安排，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天大的一个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事情并没有过去，只不过沉寂了一段时间罢了，到了后金兵临城下的时候，才一总爆发了出来。

　　自从天启7年（1627）进攻宁锦失利以来，后金政权把主要精力用在征服内蒙古诸部方面。这体现了皇太极的战略思想：进攻明朝取而代之是总目标，但在自己实力尚不具备取而代之的条件的时候也不宜硬拼蛮干，应该首先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弄好，把周边比较容易征服的部族和国家征服，对明朝则要不时侵扰，尽量掠夺人口和财物；侵扰明朝的路线，不能只限于山海关一路，而应选取长城各关口择机突破，直接深入内地。皇太极的这一战略思想在他在位的17年里一直在扎扎实实地执行着，而明朝的君臣们对此却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过。袁崇焕也不清楚皇太极的战略意图，因此仍然像过去一样，把防御的注意力集中在山海关一线，而没有去加强蓟镇等处长城的边防。

　　崇祯2年己巳（1629）十月，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绕道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遵化以北的长城各关口发起了进攻，而且迅速在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县北境）、洪山口（今遵化东北境）、龙井关（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境）等处突破，进而合兵围遵化。明著名将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闻警后带兵急速救援遵化，在城外同后金军大战，结果中箭身亡，全军覆没。十一月初四日，遵化陷。此前3日，京城听到警报，已经通报各地，实行戒严。

　　这是有史以来后金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山海关以内的地区，而且这支军队简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正在快速地向京师方向逼进。京城里的官民们百年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灾难性的奇变，全都慌了手脚，纷纷出城逃亡。有关当局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放男性成年人出城，却不许带着家眷。急于出逃的女眷们有女扮男装的，有藏在箱子、柜子里的，花样百出，不少人在城门口又被查获，弄得鸡飞狗跳，不亦乐乎。于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天子的京城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在这种切切实实的险境面前，一向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崇祯帝也完全乱了章法，手足无措了。

　　京师戒严后，兵部立即火速召京城四方的兵马入援，最早赶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宣府总兵侯世禄部和大同总兵满桂部，袁崇焕所部也在接到入援的命令后于十一月初四日从山海关出发，疾速向京城方面行军。但明军除了山海关一线各部比较顽强能战外，其他各处多是武备松弛、将士腐败，根本不堪一击。因而后金军在拿下遵化之后，很顺利地继续向西挺进。而在明朝方面，不但军事上无力阻止后金军的前进，就是信息上也因为驿站传递系统的败坏而很不灵通。遵化失陷的消息是过了两天，十一月初六日才报到京城皇帝面前的，而此时皇太极的兵马实际上已经到蓟州附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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