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32)


第六章,己巳之警:1

  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都知道正在面临着危机,但直到崇祯2年(1629)十一月,他们才算真正领略到危机临头的滋味。那一次,后金八旗军的铁骑直逼京师,王朝危在旦夕。

  在十几年间明朝与后金的军事对抗中,尽管明方一再失利,君臣将士在心理上也对东方这个强敌极为畏惧,很有些谈虎色变的意思,但在口头上却还是一直强撑着,在各种明朝的公文以及私家著述中,提到后金,一律用“虏”,用“奴”,甚至用“幺麽小丑”之类极尽轻蔑、极尽丑诋的用语。但在实际上,这个东北关外的“幺麽小丑”在崇祯帝登上宝座的时候已经发展成极其强盛的一支政治力量了。就在崇祯帝登基的前一年,后金的第二代大汗(太宗)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定年号为“天聪”。这位正值盛年的大汗统治的疆土没有崇祯帝的那样辽阔,治下的人口更远远比不上明王朝那样众多,但他的政权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他不但以沈阳为中心,在辽东地区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家政权,而且拥有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劲旅。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主攻对象就是西面的明朝,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成为天下的主宰。

  明王朝对于关外这个劲敌了解的却并不怎么多。由于连年吃过不少败仗,明朝朝廷上下都知道这个劲敌很厉害,为此在山海关一带布置了重兵,大约有10万人,此外还在辽南皮岛(今朝鲜椴岛)、登莱(胶东半岛)、蓟镇(今天津蓟县)等处安排了大批兵力。但这个劲敌内部情况如何,兵力有哪些部署,战略目标作何打算,明朝的君臣们却是一片茫然。一来因为明朝的对内情报系统虽然极发达,对处情报系统却极薄弱,根本探听不到消息;二来由于朝廷上下已经习惯于用一种虚妄的自大来自我安慰,本来也不想听到对方真实可靠的消息。

  崇祯帝就是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中体验那劲敌的恐怖的。在他即位之前,他只记得在天启6年(1626)和天启7年(1627)有过两次东“虏”进犯,而那两次却都是明朝一方胜利了。他也记得尽管取得了胜利,京城内外在那前后还是一片人心惶惶。更为奇怪的是,在那两次胜利中立了首功的宁远巡抚袁崇焕在第二次胜利后不久就被免了职,回家闲住去了。值得庆兴的是,在崇祯帝继位后的两年里,东方的这个劲敌并没有发动过什么正式的攻击。因此,在崇祯帝诸多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辽东问题虽然是头等重要的,却始终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触及过实质性的问题。

  在崇祯帝继位的初期,他在辽东问题上做过的一件最重大的安排,就是重新起用了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广西藤县藉,万历47年(1619)进士,初任知县,不久即以边才破格任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升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为人慷慨有胆略,勇于任事。天启5年(1625),辽东经略高第要撤宁远(今辽宁兴城)和广宁前屯(今辽宁绥中县东南)两座卫城之防。袁崇焕坚决反对这个决定,表示:我官为宁前道,即应与宁远、前屯共存亡。如撤宁、前之兵,我也绝不入关,只好独卧孤城抵挡敌军了。高第无奈,把周围各卫所的兵全部撤掉,在山海关外只留下宁远、前屯两座孤城。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东进,在宁远遭到顽强的抵抗。当时后金军有13万之多,而宁远城里只有不满两万守卒。但在后金军全力攻城之际,城中的明军用西洋大炮和雷石、火球奋力抗击,城下尸积如山,后金军却始终没有攻进城中。据传说努尔哈赤在这次攻城的时候被炮击伤,最后只得撤兵。清代的官书在记载这一战役时说:“帝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伐多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回。”

  从此以后,袁崇焕声名大震,立即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又过了几个月,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继位,第二年再次进攻锦州、宁远一线。袁崇焕率军再次凭城坚拒,两军相持了20几天,最后皇太极的兵马无功而返,并且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不再进犯。接连两次御敌的胜利奠定了袁崇焕知兵善战的舆论基础,普天下都知道有个袁巡抚专能克“虏”,是帝国在东北方面一堵坚不可摧的长城。人们甚至以为这是天佑大明,专门降下一个守边制敌的人才来。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袁崇焕由于同魏忠贤闹了一些矛盾,却被不明不白地免了职,辽东的防务改由能力和名望都不高的王之臣主理。魏忠贤集团在辽东前线主帅任免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只凭一己的好恶而不考虑实际后果,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不满意、不理解,甚至一些阉党要员也公开对此事提出过批评。

  崇祯帝取得了政权,诸事都要拨乱反正。在辽东对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的认识水平同当时的舆论差不多,以为辽东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人,当今第一可用之人就是袁崇焕。为此,他在崇祯元年(1628)四月重新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州)、辽(东),兼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这一次袁崇焕的职务更高,以兵部尚书在外督师,官职已至极点;事权也更重,不但掌握着辽东前线的全权,而且拥有了对于蓟镇、登莱、天津等战略后方区域的军事指挥权,几处兵马加在一起差不多占全国总兵额的一半。这等于是为辽东战事设立的一个特级军区,军区的总司令就是袁崇焕。在袁崇焕的职权中后来还加上了“便宜行事”一条,就是凡事关紧急可以自作主张,先斩后奏。

  对袁崇焕委以如此重任,说明崇祯帝确实有一种只要把辽东大事全部托付给袁崇焕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幻想。这种幻想出自于舆论中袁崇焕专能克“虏”的神话,而神话毕竟是靠不住的。崇祯帝同袁崇焕这种以幻想和神话为基础的君臣遇合,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袁崇焕是七月份来到京城就职的,立即受到了崇祯帝的召见。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同时参加召见的还有内阁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刘鸿训以及九卿科道一干人等。

  在召见中,崇祯帝关心的一是辽东的对敌方略,也就是说都有哪些具体办法;二是想知道辽东问题到底能不能根本解决,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根本解决。袁崇焕在对应时说:“臣特受陛下眷宠,希望能允许臣‘便宜行事’,那样用五年的时间,可以恢复整个辽东地区。”崇祯帝听了袁崇焕的这一许诺,极为兴奋,当即表示:“只要能恢复辽东,朕是不吝惜封侯之赏的。卿务必努力解除天下的苦难,也可以为自己的子孙造福。”

  崇祯帝能听信袁崇焕5年复辽的保证,主要是由于对辽事缺乏起码的了解,也是因为对袁崇焕的才能有些迷信。但朝臣中还是有比较明白的人,在召对中间休息的时候,给事中许誉卿特地请教袁崇焕,所谓5年复辽是怎样推算出来的,都有哪些具体安排部署。袁崇焕却说:“看到圣上为辽事焦心劳神,说五年复辽只是为了让他安心罢了。”许誉卿大惊说:“皇上英明善察,岂能够随口答对?将来期限已到而不能成功,阁下怎样对皇上讲呢?”袁崇焕这才感到刚才自己对皇帝讲的话太冒了,但为时已晚,不免心中忐忑不安。

  为了挽回一点影响,留一点后路,袁崇焕在皇帝小憩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条件:户部转运军饷,工部补给军械,吏部任命文官,兵部调兵遣将,都要服从辽东大局,事事配合。崇祯帝当场命4部尚书照此办理。袁崇焕又提出:“以臣的能力,管理辽东尚且有余,而对付朝中口舌则不足。关门之外距京师遥远,如有人忌功妒能,制造蜚语,即使没有直接掣肘,也足已影响到臣的谋略。”崇祯帝对这一点十分理解,站起来倾听袁崇焕所言,并且保证说:“卿不要疑虑,朕自有主持。”其后,崇祯帝又赐袁崇焕可以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并当廷赐与酒馔,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恩宠。

  袁崇焕于八月初六日抵达山海关,他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到任之后,他先是平定了上个月发生的宁远兵变,紧接着又忙着处理锦州的哗变,一连几个月主要是在清理粮饷,核定军额,理顺建制,任免将吏,做的都是打牢基础的工作。好在这一段时间东线无战事,他自可以从容安排。朝廷中自崇祯帝以下对于袁崇焕的工作也确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竭尽国家之力为他服务。但到底通过什么样的安排才能用5年的时间恢复辽东呢?袁崇焕显然并没有任何成算。以当时形势而论,明朝每况愈下,后金蒸蒸日上,能维持现状已经阿弥陀佛,恢复云云只能是一些好听的大话。这样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行事常用奇著的袁崇焕还是终于做出一件令朝廷上下极为震惊的事情来。在六月初五日,他没经过任何请示,就擅自把战略地位重要的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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