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崇祯帝。登基以来，他一直疑心朝臣们在结党营私，也最害怕被朝臣高高在上地孤立起来，被欺骗蒙蔽。而今天这次廷对已经让他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东林之“党”，也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势力非常。

　　这时候章允儒反击温体仁道：“从来小人陷害君子，都是用这个‘党’字。当年魏广微（阉党巨擘）要驱逐赵南星、杨涟等人，就让魏忠贤在会推题本上加了一个‘党’字，全部加以削籍夺职。这种办法流传至今，成为小人陷害君子的榜样！”

　　这番言辞太激烈了，而且有将崇祯帝比作昏愦无能的天启帝之嫌。这下子可惹恼了皇帝，他大发雷霆：“胡说！御前奏事，怎么能这样胡扯？”当场让人将章允儒拿下。

　　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崇祯帝连呼几声，竟然没有人应旨去拿下章允儒。对于自尊到有点病态程度的崇祯帝来说，这太失面子了。这个场面足以给他造成终身难忘的印象。而且，这情况似乎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温体仁所说的“满朝皆钱谦益之党”，证明了东林党人在朝廷上下的泼天大势。在这一瞬间，崇祯帝的决心其实已经下定了。他绝不允许朝中存在一个干扰天子权力的朋党实力集团。

　　连呼“拿人”而无人承旨，崇祯帝只得直接命令锦衣卫。此时也在朝班之中的锦衣卫总管只好出班承旨，但所谓“拿下”，只不过是把章允儒扶着出去。这以后，温体仁一口咬定钱谦益受贿通关节是实，而部阁大臣们则坚持当年已经定案，并无疑点，不应再作纠缠。崇祯帝命人从礼部调来当初钱千秋的考卷，亲自验看。那卷上确有“一朝平步上青天”的字眼，也有钱谦益用朱笔批的得中名次，但这些其实很难说明到底有没有关节。崇祯帝因为已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拿到了真凭实据，只是督促诸臣从实议奏。

　　一直没有出声的周延儒这时终于说话了，他说：“皇上再三追问，诸臣却不敢回奏，一是由于害怕引起皇上的愤怒，二是有碍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通关节是真，现在有当年朱卷，皇上已经验看明白，这是通关节的确实证据，不必再问诸臣。”

　　崇祯帝对于周延儒的这番话很以为然，要他再重复一遍。周延儒于是又把话重说了一次。温体仁趁机又说：“臣孑身孤立，满朝都是钱谦益之党。臣的弹劾本章一出，不但钱谦益恨臣入骨，凡是钱谦益一党无不恨臣入骨。臣孤身一人，岂能当受众怒？只是忝居大臣之列，不忍心看着皇上日夜焦劳而诸臣却不知谨戒，因而不得不参劾。事已至此，恳乞皇上罢臣之官，允臣归乡，以避钱谦益一党凶锋。”

　　崇祯帝当然不会让温体仁辞职归里，当场就说：“既然是为国劾奸，何必要求去职？”

　　这场会推风波本质上是朝中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明末官场上朋党习气已经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朋党交哄可以超然其外，也可以充分利用矛盾来推行统治术，却绝不能加入到朋党中去硬要充当一方朋党的角色。明末朋党自万历中年起愈演愈烈，但万历帝虽然昏庸，在党争中态度还是比较超然的。自光宗起情况则不然，光宗和前期的天启帝是全然倒向东林党，对“邪党”大施辣手；后期的天启帝（其实是魏忠贤）又完全站在东林的对立面。正是这最高统治者的介入加剧了党争的激烈程度。

　　自以为聪明已极，政治手腕高明已极的崇祯帝却并不明白这样一个基本道理。表面看来他是严禁一切结党营私，但由于他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却常常被一些具有真正政治智慧的人引进圈套里，不自觉地成为党派中的一员。因此，崇祯时期天天讲消除朋党，而朋党却越来越盛，而且朋党之间已经不再有明确的路线分歧，变成了完全的争权夺利，斗争的手段也越来越阴险下流。总而言之，在崇祯帝统治的17年中，朋党之争不但越来越激化，而且斗争的政治水平也越来越低下了。

　　这一每况愈下的流程大体上就是从那次会推风波开始的。崇祯帝出于对周延儒的情有独钟，首先对会推产生怀疑和不满；既而由于他深文周致的狱吏性格而引起了对于钱千秋历史旧案的浓厚兴趣；在廷对中温体仁的一番自我剖白使他痛感自己正在被蒙骗，已经被孤立于上，因而更要一举扫平朝中朋党。他在朝对中对温体仁说：“如果不是你揭露，朕几乎要被欺蒙了。”实属肺腹之言。他还发现，像温体仁和周延儒这样的既在朝中孤立无援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正是破除朝中朋党的有力人员。有了这一系列认识，尽管钱千秋的案件并没有发现什么新证据、新情况，崇祯帝却在第二天传旨：“钱谦益既遭议论，着回籍听候勘查。钱千秋由法司提问。”倒霉的钱千秋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糊里糊涂地抓起来，不久就被重枷枷死。（这时候，崇祯帝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对魏忠贤说，立枷“实在还是太惨”，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了。）此案也就不再有人过问。

　　在廷对中被“拿下”的章允儒以及在会推事件中涉嫌党私钱谦益的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壮（也是在会推中能起重要作用的言官）、给事中瞿式耜等人被降三级调用，作为对结党营私的惩办。也是为了给结党之党一点颜色看看，崇祯帝对于会推的11个人一个也没有点用，等于宣布这次会推全部作废。

　　在这次由会推而引起的风波中，皇帝与大多数朝臣第一次严重地对立起来，君臣关系的紧张程度也大为加强。这以后，崇祯帝对朝臣从整体上已经最后失去了信心，决意要完全地独断专行了。这以后，朝臣们对于当今天子的能力和个性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直接批评皇帝举措失当的本章就是从崇祯二年（1629）起开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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