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帝以后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每当遇到猝不及防的重大危机的时候，他很少能想出什么沉着机敏的对应方案。能做的大体是两类事情，一是临时任命专责大臣，实际上是把重担往别人身上推；二是严厉惩罚引发危机或是同危机有关的失误者，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且发泄自己的刻毒怨忿。这个行为模式就是从己巳京师之警的时候开始的。一般说来，被临时任命专责的大臣，不论其成效如何，下场都不会太好，那又是另一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了。

　　如果说起用孙承宗和以成基命入阁基本上还属于正常任命的话，另外一些灵机一动式的破格任用就有些太不着边际了，引起朝臣的许多议论。有个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一向喜欢研究兵法，他还有个朋友是个叫申甫的和尚，也是业余军事爱好者。两个人在一起设计了几种战车，有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等等，并附有阵法，在纸上谈兵的时候，侃侃有致。京城戒严，形势紧迫，急需人才，另一位翰林院的庶吉士金声就向皇帝举荐了刘之纶和申甫。崇祯帝连忙召见，看见那些战车的模型煞是有趣，以为两人都是张良、韩信一流的人物，立即破格擢用。刘之纶作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大体上相当于国家高级研究院的政治研究生，严格来讲还算不上正式官员，此时却一下子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大约连升了十四五级。那和尚申甫也被授予副总兵官实职，还差一步就当到武职的最高职务了，让他招募新军抗敌。

　　朝臣们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超升嘴上不好说什么，心中却十分不满，各衙门处处事事掣肘多而配合少。申甫仓促间招集了一些市井游民，又没有好好操练，就急匆匆地出城作战去了。结果在芦沟桥边迎拒后金军，被敌人绕道包抄，不战而溃，申甫阵亡。刘之纶协理京师防卫，不断受人攻击，愤而请求率师出兵迎敌。后来也是自己招募了一支万人的队伍，东进蓟州、遵化，最后在遵化城外全军覆没。刘之纶和申甫都是为国流血牺牲，死得也算壮烈，但崇祯在国难临头的时候这样随便地委任大员，却难免给天下留下笑柄。

　　任命了新人之后紧接着是惩罚旧人，十一月初十日，兵部尚书王洽被逮捕入狱。

　　王洽原来任工部右侍郎，因为身材伟硕，面貌威严，很引得崇祯帝的重视。在私下里崇祯帝对随从取笑说：这个王侍郎，长得像个门神。兵部尚书王在晋因为刘鸿训“敕书事件”的牵连被罢官，找人替补的时候崇祯帝想起了这位“门神”，正好为朝廷把好关门，于是钦点由王洽任兵部尚书。但这位新任兵部尚书并不太懂军事，而且明代的兵部尚书主要管军政，在军事调配和军事指挥上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上任一年，并没有什么作为。这次后金兵临京城，王洽努力调度各地部队入援勤王，也算积极妥善，但朝中一些人和崇祯帝本人却觉得这个“门神”没有挡住敌人进入内地，实属重大失职。在一次平台召对中，礼部侍郎周延儒指责王洽“防御疏忽，调度乖张”，翰林院检讨项煜进而建议应严惩王洽，竟然说：“当年世宗皇帝斩了丁汝夔，将士震悚，敌人连夜撤兵。”

　　世宗嘉靖帝杀丁汝夔是嘉靖29年（1550）的事情，当时蒙古俺答部也是兵临都门，情势危急异常。身为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对于那次危机当然也有责任，但嘉靖帝长期不理朝政，又听信谗言胡乱指挥，责任最大的正是他自己，因此杀丁汝夔本来就是为了文过饰非。所谓斩丁汝夔而敌军宵遁云云，更是梦话。但糊涂朝臣的这番梦话却正合了崇祯帝的胃口。他正恨被自己以貌取人而重用的王洽不能为自己争一个面子，因为惊吓、气恨而窝在心里的一股邪火又正无处发泄，因而有人一提，立即就下令把王洽逮系起来。与嘉靖年间不同的，只是没有当日就押赴刑场把一个兵部尚书斩决，而是等到京城解围之后才行议处，仍然是判的死刑，但此前王洽已经在狱中瘐死了。王洽因为仪表堂堂而得到皇帝的欢心，平白作了一年的兵部尚书，却也因此而丧了命。他的运气实在不佳。

　　崇祯帝在朝中用新人除旧人，却丝毫不能阻止后金的攻势。袁崇焕带领所部星夜向西支援京城，于十日到达蓟州城；而皇太极的部队在此前根本没有攻打蓟州城，而是绕道而过，直接向离京城更近的三河、顺义等地扑来，初十日这天，后金贝勒阿巴泰和岳托已经直抵顺义城下了。最早赶到京城勤王的满桂部和侯世禄部被派往顺义方面迎敌，两军在顺义城下大战，最后还是明军大败，逃回京城，顺义知县率众投降。扫清外围之后，皇太极的主力部队从从容容地进驻到离京城只有四五十里的通州（今通县）张家湾。而这时袁崇焕的勤王部队却跟在后金军的后面紧赶慢赶，到十五日总算也抵达了香河县河西务，离后金军和京城都不太远了。

　　袁崇焕部一路赶来，基本上没有同后金军交过锋，而且他是主持对后金防务的主帅，现在后金大军突然进入了京畿禁地，京城的官民对他就有了许多怨言，进而又有了许多猜疑。此时迫近敌军主力，袁军中有人主张应该主动出击大战一场，既可以缓解京师之危险，又能够挽回袁军的名誉。但袁崇焕生怕皇太极不同他决战而直接奔袭北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先到京城领旨待命。当夜开拔，走南路旱道，十六日晚抵达京城东南，在左安门外扎营。

　　这几天，崇祯帝不断地得到战报、警报，知道敌军在逼近，却完全没有主张。正好十六日这天，受召进京陛见的孙承宗到了北京，崇祯帝总算有了一个可依靠的人，立刻召见。他问孙承宗：“你以为应该怎样保卫京师呢？”孙承宗说：“现在情势紧急，守城的人却饥寒交迫，非万全之法。应该整治器械，重加犒赏，以稳固人心。”孙承宗还对守城的具体策略提出了看法。崇祯帝见这位老臣说得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大为欣慰，于是吩咐：“卿不要去通州了，就留在京城为朕总督京城内外的守御事务，还可以参与筹划机务。”

　　孙承宗既然受到这样的信用，当然只能尽心竭力。当晚离开皇宫时，已经将近半夜了，孙承宗立即就对京城的防务进行了一番检查，视察过内城又去察看外城，昼夜不曾休息。

　　但就在孙承宗忙着视察京城防务的时候，崇祯帝得知袁崇焕领着兵马也到了京城。他对袁崇焕的到来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来到身边总要感觉安全多了。他也听到特务机构传来过一些流言蜚语。说袁崇焕同后金达成了默契，所以两军共同向西而来，半个多月没有交手对过阵；还有的说袁崇焕早已通敌，这次“奴”军就是他带来的。事实上，袁崇焕部刚到京城，后金的前哨部队也到了城边，从表面看来真像是袁崇焕带过来的。不过崇祯帝对这些小道消息并不太在意，因为说袁崇焕通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

　　对于崇祯帝来讲，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到底由谁来主持京城的防务。昨天刚刚确定了孙承宗，已经通知内阁去铸造临时关防了，但孙承宗手中无兵，到底不如袁崇焕更可靠。经过反复斟酌，他最后还是决定用袁崇焕，传谕出去：命袁崇焕总统各路援兵。还赐给袁崇焕以下各官玉带、蟒衣，并由户部给袁军发放了粮饷。既然任用了袁崇焕，孙承宗只好让位。当天夜里，崇祯帝再传谕孙承宗，要他仍然去镇守通州。孙承宗弄不清皇上到底是怎样打算的，只能接旨，当夜带领着27名随从出东便门赴通州。那时候京城以东遍地烽火，孙承宗一路疾驰，到了通州已经丢掉了3个人。在孙承宗来讲，去通州主持防务是忠于王事，依旨而行。但他也知道，这时候再去防守通州，对于捍卫京城的意义已经不太大。因为后金的主力早已经越过通州，活跃在京城脚下了。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在京城北面土城关立营，所部在德胜门外和广渠门外分别同满桂、侯世禄部和袁崇焕部对阵。袁崇焕部阵容比较整齐，在广渠门外小胜；而在德胜门外的满、侯两部面对的是后金军主力，侯世禄部一战而溃，满桂独自支撑。城上守卫的士卒欲用火炮支援满桂，但计算不准，一炮打到满桂军的核心，满桂被炸伤，其部下溃败，后来退入德胜门瓮城。这样，经过第一天的对阵，明朝布防在京城外围的两座主力大营就少了一座，除了东南一侧外围尚有袁崇焕军守卫，其他各处基本上只有靠着坚固的城墙死守。

　　好在皇太极的意图似乎并不在于攻克北京。清人后来传说，皇太极当时对部将们表示：“城中都是些蠢材，要攻下北京易如反掌。但明朝疆域广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崩溃的，拿下北京容易，要守住就难了。不如训练好军队，以待天命。” 其实，当时要强攻北京也并非容易。明代的北京城异常坚固，绝非一般州县乃至省城可比，而且明军虽然不成气，毕竟人数众多，不断赶来勤王的部队渐渐达到数十万人，后金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当然更无力强攻坚城。总之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后金军以流动骚扰为主，并不认真攻城，这使得京城中的皇帝和朝臣、将军们能够稍稍喘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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