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询问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张茅表示，要不断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使群众个人支付比例进一步降低，并设想要在“十二五”期间降低到30%甚至以下。

如何看待个人支付比例与医疗效率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指出，一件商品或者一样服务的买卖，从花钱者度看，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花的是别人的钱；从受益者的角看，可能为自己花钱，也可能为别人花钱。把花钱与受益的情况组合在一起，就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比如你到超市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元钱都尽可能合算。

第二种是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比如你为女友买生日礼物。你也有愿望省钱，但钱花得划算不划算要以女友的喜好为标准。

第三种是你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比如可以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有强烈的愿望使钱花得尽量划算。

第四种是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比如用可以报销的钱为别人的用餐付费。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着如何省钱，也不会有强烈的愿望让别人吃得尽量满意。

医疗服务的享用与支付，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思路进行分析。近年来，政府进行医疗行业改革，扩大医疗保障人群范围，提高医疗服务投入，花的不是政府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往往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广大老百姓看病。

这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四种情况，好比你要请客送礼，用的却是别人的钱，你既不会考虑如何省钱，也不会太在意别人用了这笔钱是否满意；对政府而言，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不是给自己花的，既没有激励考节省纳税人的钱，也不会关心病人看病的效果。

对享受医疗保障的人而言，花的是大家纳税人的钱，看的是自己的病，这就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三种情况。此情况下，你会很关心自己的看病效果，但与你自己花钱看病相比，你不太会珍惜你所花的钱。于是，过度医疗的现象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某些预算约束较弱的人，就更是如此，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某些高官“泡病号”的现象，这就是主要原因。

以上仅仅从花钱、受益不同主体与激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政府医改的思路与措施，如果从看病所需信息与纳税过程的角度看，目前的医疗改革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众所周知，税收从个人手中到政府那里，中间需要经历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皆需花费人力物力，税收项目越多，税收额度越大，收税的费用就越高。而且，政府对广大病者的病情了解程度，不可能比个人对自己的病情了解来得清楚，要让没有信息优势的政府替代广大病人制订一个准确的医疗支出范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从行为激励、税收环节与信息优势的角度看，目前政府实施的扩大医疗保障人群的医改思路与措施，存在激励不足，信息劣势，费用过大，效率偏低的问题。就激励方面而言，如何让广大老百姓医疗服务消费方式，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买礼物”与“花别的人的为自己买礼物”，转变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礼物”，是政府在医疗改革中必须考虑的，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医疗服务的激励与效率。

从行业准入与消费激励的关系看，如果政府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的同时，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医疗行业的市场门槛，动员更多的民间资源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一方面能提升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政府医疗投入费用，提高病人“花自己的钱看自己的病”的比例，降低“用别人的钱看病”的比例，提高医疗服务激励与效率。（本文摘自刚上市新书《价格的奥秘——日常生活中丰富多采的定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