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全国各地出现的“撤村并居”大运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作为高层领导的
陈锡文的话实际上是站在体制立场上进行呼吁的，他所说的大事无非是由于大拆迁引起农民的暴力抵抗，进而加大官民之间的仇恨，最终导致各种王朝末年的共象——揭竿而起。这种现象其实正在各种暴力拆迁中大量出现，唐福珍自焚事件、自造土炮楼自制火箭弹事件、太原打人致死事件等已经是数不胜数的恶例，也因此出现了一批为了捍卫自己权利的钉子户，他们成了这个时代宏大叙事乐章中不甘被和谐的音符。
在必要时刻，公民舍弃生命坚决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尊严一方面是一种自卫的本能，一方面是权利时代的到来所唤起的觉醒，虽然不能理解为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和社会意义上的责任意识，但面对肆虐的权力和资本的勾结，他们只能放下所谓的道德情怀和理性思维。这与美国公民在遇到类似事件时正在相同，只是美国人根本不去上访，而是首先找律师、找议员，然后找记者、找牧师，最后一条底线就是拿起武器。在中国当下的这场拆迁运动中，长期以来处于最弱势的社会底层农民，他们选择上访的路线太长，时间不允许这种慢长的等待，因为许多暴力拆迁仅在一夜之间完成。选择律师，一方面成本太高（尽管有不少正义感极强的律师在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如朱孝顶等律师），一方面有效的法律管道已被扭曲和堵塞，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法律的出口。找记者确实有效，因为有良知的南方报系一直在关注这场罪恶，但限于农民的认知水平和信息资源，许多情况下不能选择恰当的媒体进行有效关注。最后在祈祷上苍和祖宗保佑不灵的情况下，不是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进行最后的暴力抵抗，以此实现原始正义。
《马太福音》中说：“这邪恶的时代也只能如此。”
作为社会金字塔最低层的农民应该是一个国家所有秩序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强行动摇，那么金字塔的顶部肯定会出现摇晃，也许是陈锡文已经看到这一点儿才大声呼吁的，他的呼吁也正说明其他利益集团的麻木和对农民利益的不屑，这些人认为完全可以在维护稳定的名义下对任何反抗进行武力镇压。
在这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拆村并居大运动背后，到底是什么给了一些基层政府如此大的动力？剖开运动实质来看无非是一场政绩观下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正如于建嵘所说，目前这种权力和资本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政绩共同体。“政绩共同体更多地表现在上下级执政者之间，下级官员的政绩都是上级官员政绩的组成部分。下级官员拼命搞政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讨好上级官员的一种明确的表示和努力，因此，上级官员就会对下级官员的某些明显违法乱纪行为表示一定的理解甚至纵容，下级官员只要能掌握这种平衡，就会获得提拔以及各种回报”。因为多年来城市化运动使得建设用地紧张，一些城镇的盲目发展受到土地指标的制约，但是在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使疯狂的建设运动死灰复燃，继而助推了这一史无前例的拆迁运动，使之有了疯狂运动的合法借口。其政策的核心意思是如果能在农村增加复垦建设用地，就可以在城镇增加相应的建设用地，也就是把农村的宅基地腾出来，就可以在城镇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在这种邪恶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进行深层合谋，不但把大量自然村撤并，把农民赶上楼，还把农民拥有的最后一点儿利益完全剥夺，宅基地收回后产生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悉数掠走。由于这种利益掠夺是在建设新农村、新民居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也因此使暴力拆迁具有了政治合法性，有的地方甚至出动国家机器和专政机关，全副武装进行拆迁，有的基层政府或开发商则雇佣保安公司或黑社会。虽然近年来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不断出现流血事件，成堆的瓦砾之下冤魂不散，社会一片谴责之声，但并不能阻挡这种疯狂的拆迁大运动。原因正如于建嵘所说的政绩共同体或利益链的强大力量，因为这种由当地政府经营土地的结果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建设一批形象工程，使自己在位期间使这里的面貌彻底变样，然后竖起政绩牌坊、升官走人，即使造成再大的问题和后遗症也是下一任的事。在这种土地的流转经营过程中还可以达到权力自肥、资本噬足、利益共享和机会垂青的多重效果，至于对法治的践踏、道德的撕裂、底线的毁灭和基本的良知则随手扬起在推土机的风沙之中。为此，
本来在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受尽了人类的诸多苦难，为了这个政党的建设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他们曾满怀理想和憧憬来支持这个政权的诞生和运转，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个政权在建立之初的庄严承诺。以我们传统的道德观来讲，应该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多年以来，农民并未得到什么诺言的兑现，一直生活在艰难但并未彻底失望的日子里，成为全世界最温顺、最善良的社会阶层。可以说，几十年来，确有许多正直的官员为农民的苦难感到愧疚，也流下过真诚的眼泪，但邪恶已经成为一架转动的机器，清官只是整个机器链条上的一枚纽扣，他自身没有更大的力量使机器的疯狂停止。当一个社会在权贵市场彻底代替了法治市场之后，任何个人的呐喊都是微弱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在构成利益同盟，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都会被这种疯狂所吞没，任何理性的共识也都会被权力和暴力所撕裂。
历史以来的人类文化洗劫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谓首屈一指、占了头标，因为文革中对于文物和文化遗存的毁灭超过了历代战争。但文革的文化浩劫与今天的大拆迁运动比起来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今天的文化浩劫已经令文化大革命都不敢相比。如果说文革对于文化的破坏是皮毛和骨肉的话，那么今天的拆迁浩劫则是将文化遗存、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连根拔起。文革中虽然红卫兵砸烂了古建和庙宇，但其根基的框架、轮廓还是可借考古学家找到它的痕迹，而今天的大拆迁则是把所有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创造全部毁灭，有的甚至掘地几十尺将这里的土层彻底改变。
每当我们的现代文明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比时，我们的主流话语总是向洋人们炫耀我们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们地大物博，我们河流众多，我们有数不清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然而，近年来在疯狂的城市化运动中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存正在灰飞烟灭，大片的古代建筑正轰然倒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下，甚至连一些有一定等级的文保单位也不能幸免于难。当一座座古建挡住开发商的利益攫取之时，一些开发商会运用一切公关手段让这些建筑“异地复建”，成为不伦不类的假古董。在一次专家论证会上，面对一座民国独特的四合楼院的存留时，有位政府咨询委的所谓专家说把它拆掉搬到别处复建是一样的，甚至认为与西柏坡那些领袖故居从水库底下拆后复建是一样的效果。如果说开发商推土机的疯狂是因为其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有些基层政府对于文化遗存的毁灭则出于对文化的麻木和蔑视，因为保护这些陈旧的东西不能给他带来现实政绩和利益，而一些体制内的所谓专家则表现了一种惊人的无知，甚至到了连常识都不再尊重的地步。这些人认为把这些陈旧的东西拆掉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在此建造一些形象类的东东则表明了他在这个时代留下的伟大政绩。在当前拆村并居的大运动中，一座座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村庄顷刻间荡然无存，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的耕耘痕迹被彻底删除，甚至在这块地大物博的土地上竟然无法存留祖先的遗骨。可以说，这些自然形成的村庄是中国文化最后的化石，虽然村庄里面很少有千年以上的完整建筑，但这里的沟沟渠渠和自然地貌，以及河流和桥梁保留了先人无数的文化信息。我们见不到古人，但从这些痕迹中可以想象到他们与大自然曾经的一段会晤，只有这些才能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确真实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而每一个村庄的形成和地貌还可以使我们从地理学的意义上获得更多的历史信息，根据地理学家哈·麦金德的研究，还可以知道我们的文化在地理环境与村庄构成中的主要因素，借此发现我们的文化基因。这里有我们文化身份的DNA，它的每一片池塘、每一条小溪、每一条乡间小路、每一块小桥上的石板都刻印着先人的身影，是他们在时时刻刻无形地佑护在我们左右。
在文化和精神的意义上，每一座自然形成的村庄不仅仅是一些居住形态，还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村庄在精神的意义上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每一座村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一种血缘纽带，经过千百年的存在每一座村庄已经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它的点滴变化都会影响到它的子民。为什么那么多的游子都在深情地回忆他的故乡，都认为“月是故乡明”，那是因为故乡保存了文化记忆中的密码，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不管遇到多大的创伤，想起故乡的那片村庄都会得到一种抚慰。可以说村庄在一定意义上是游子的精神坐标，它能够给沧桑的人生提供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能够给疲惫的心灵提供精神按摩。许多人在人生的坎坷之时回到故乡，从而得到了灵魂的滋养，使人生焕发新的动力。而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故乡的村庄又是一种精神归宿，不论一个人在他生命的过程中如何叱咤风云、波澜壮阔，最后的归宿都是愿在故乡得到安息。今天，这场疯狂的拆迁大运动拆毁的远不仅仅是那些民居和沟渠，而是在拆毁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宗族社会，在撕裂文化的情感纽带，在毁灭我们的精神归宿和心灵家园。当一个没有了心灵家园和精神归宿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充满了大危险的社会，因为有故乡进行精神维系之时，每个人都会把无数的人生失望在故乡的回忆中找到安慰，如果在这最后的坐标也不存在之时，会激发各种各样的铤而走险。我们在主流影视剧中看到最多的经典镜头就是，当战斗打响要上前堵枪眼、挡子弹之时，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已经没有了牵挂，认为战友还有亲人可以留下生命，他自己的牺牲已经在所不惜。那么，当一个人连故乡也没有了的时候，许多情况下没有了故乡的牵挂可能也就无法平抑自己的暴力冲动。
当一个稳定了几千年的传统宗族乡村社会被彻底拆毁之后，被赶上楼的农民也便告别了宗族纽带和乡情，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不仅是经济生活出现各种贫困和动荡，更重要的是将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难以预料的巨大矛盾。在地方政府强行合并的村庄中，族群重构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体排斥，导致邻里、社区关系恶化，甚至出现以原族群为单位的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新农村建设无异于一场人间浩劫，会把农村从田园牧歌中绑架起来，投入到一片矛盾、纠纷和新的贫困的火海之中。而每一个原来的村庄都像母亲手中的线一样牵引着许多在外的游子，这些游子之中不乏各种社会精英或达官贵人，他们的心理秩序也会在顷刻间崩溃，对于眷念的故乡发出失望的感叹。对于每一个游子来说，毁灭他们的村庄无异于一种精神杀戮，无异于毁灭基督徒的十字架，当他们在失望、愤怒之后，冷静下来会像我们如今审视文革一样对现实权力意志发出深刻的失望。所以，陈锡文认为这场运动如不尽快制止，肯定要出大事。他所说的大事实际是农民因利益被侵犯而进行的各种暴力反抗，但他低估了这种精神家园毁灭之后会出现的令他无法想象的更大的、范围更广的、更不可预测的“大事”。
耶稣曾经援引经上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还要靠心目中的神，没有神，会使人做出各种恶的可能。在一个没有神的社会语境中，人们也不是单靠GDP的政绩来喂养的，他们需要这块最后的灵魂家园，只有这故乡的月亮，才可使我们疲惫的灵魂得以宁静。那些疯狂的大拆迁运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和执行者，《马太福音》早就警告你：“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