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简报》第四十二号

 

42	1	陈毅副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北京	苏河清等	叶同荷
	2	庆祝击落美机活捉美国飞行员的胜利	广东	许昭德
	3	日本青年举行示威游行	上海	钱厚群

 

主持人：韦翔东       嘉宾：潘世强  丁明

 

主持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走进《话说新闻简报》。今天我们一起观看的是1965年的第42号《新闻简报》。这期《新闻简报》记录了1965年9月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外交事件。这一年，在我国的西南面，美国开始轰炸北越，随着美军地面作战部队的登陆，越南战争进一步扩大，战火几乎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东南面，日本佐藤政府批准了“日韩基本条约”，为美国侵越大开方便之门。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在经历了抗美援朝之后，再次面临着重大考验。那么，我国对这场家门口的战争当时的态度是什么？“日韩基本条约”的产生和这场战争有什么内在联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到底体现了我国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现在就请您和我一起先来看一下1965年的第四十二号《新闻简报》。

 

1：陈毅副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首都的中国记者，驻北京的各国记者，来自港澳的中国和外国记者，应邀来访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新闻工作者等三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陈毅副总理说：（同时声）“记者先生阁下们，欢迎你们来北京跟我们一道欢度中国十六周年的国庆。你们可以进行新闻采访，进行报道，把你们所看到的中国实际情况向全世界介绍。”

“你们要很警惕，你们每个人都要很警惕。你们到这地方来，是不是你们脑筋要被洗一次？有这个危险。现在你们愿意提什么问题，我尽我知道的，可以给你们回答。请开始。”

布拉柴维尔刚果《革命之声报》编辑恩干加。

西德新闻社记者巴格曼。

伦敦《每日快报》记者巴亭顿。

越南通讯社记者黎思荣。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松野谷夫。

香港《今报》记者童彦子和其他记者先后提出了问题。

陈毅副总理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当前国际局势的许多重大问题。最后，陈毅副总理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说：（同时声）“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欺负中国人，欺负老挝，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欺负刚果（利），欺负多米尼加……连戴高乐都受他的欺负。戴高乐也起来反对他。戴高乐现在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是不可能的。所以香港记者提出的香港问题或澳门记者提出的澳门问题，这不是一个香港、澳门的问题。中国人愿意尽最大的忍耐，避免这个局势。中国人作充分的准备，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彻底地消灭他。”

 

主持人：在这场1965年9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一向干脆的陈毅副总理主要谈到了两个主题：一是国内李宗仁回国，陈老总谈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明确表示了我们欢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二是国际局势，大背景是我国开始援越抗美，就像陈毅副总理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其实啊，越南战争是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交战。为了帮助越南抵抗美国的侵略，我们开辟了“胡志明小道”，主要的参与者是筑路、防空、后勤部队。“胡志明小道”是越南战争中，胡志明部队支援南方游击队作战的重要通道，路线从北越经柬埔寨到南越，主要用来秘密运送兵力和武器装备，有专家统计分析啊，当时的“胡志明小道”有5条主路、29条支路，加上一些捷径总长接近2万公里。当时苏联、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援越物资，就是通过这些陆路和海上的“胡志明小道”不断运送到了战争的最前线。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中国就是越南战场的大后方，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的空中侦查，也成为美军的重要任务。那么，针对美军的这一行动，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让我们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2：庆祝击落美机活捉美国飞行员

九月二十日，美帝国主义F－104型战斗机侵入我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进行军事挑衅活动，被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

美国上尉飞行员史密斯仓惶跳伞逃命，刚一落地，就被我我翁田人民公社的民兵活捉。

史密斯根本没有料到，上天才一个多小时就被中国英勇的空中英雄揍了下来，更没想到，刚一落地，就当了中国民兵的俘虏。

这是美军飞行员史密斯的证件，十三国文字的护命符。

这是电台和军用地图。

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祝捷授奖大会九月二十三日在海口市举行。

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代表国防部宣读林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嘉奖令。

海南部队负责人代表广州部队宣读嘉奖令。

击落敌机的飞行员高翔和领航员、地勤人员、雷达兵、通信兵等立功人员获奖。

捕捉俘虏的民兵也立了功。

这次胜利再一次证明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挑衅。

在会上，指战员表示今后要百倍警惕，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

                

主持人：应该说啊，在越南战争期间，我们象这样击落美军进犯的侦察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击落美军侦察机，并且活捉美军飞行员却是第一次。从1964年11月15号我军第一次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开始，到1970年，我们总共击落了20架美军侦察机。1965年9月21号，就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中国人民严阵以待》。那么，美军的飞机为什么能够频繁进入我国领空进行侦查？这和美军设在台湾、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直接相关。为了侵越战争的需要，美军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轴心，尽最大努力促成了“日韩命运共同体”，“日韩基本条约”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65年，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和南朝鲜，也就是韩国，在东京签订了这一条约，单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军在越南战场的军事利益。其实啊，当时的佐藤政府批准“日韩基本条约”，也引起了日本许多年轻人的不满，在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中我们就能看到那时候的一些情况。

 

3日本青年举行示威游行

九月十四日晚上，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朋友为反对佐藤政府批准“日韩基本条约”，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在上海举行示威游行。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学联负责人和正在上海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一等参加了示威游行。

上海五千青年参加了示威游行是行列，沿途十万多市民同日本朋友一起高呼口号，对他们表示坚决支持。

日本朋友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阻止批准日韩基本条约，把美帝国主义从冲绳、台湾赶出去”，“日中青年团结万岁。”

 

主持人：据我了解啊，“日本青年举行示威游行”这件事发生在日本二十三个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过程中，当时佐藤政府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为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创造了条件。在这次示威游行举行以后，我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加强友谊 共同战斗》。

如果把看过的这期《新闻简报》串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当时的形式下，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一方面是对侵略者的进犯决不让步，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友好与交流。那么，这两种态度矛盾吗？它又对我国一向奉行的外交政策作出了怎样的注释呢？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请来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问题，一位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丁明副主任，另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潘世强先生。

 

（转入谈话区）

主持人：潘老师您好！丁老师您好！（与嘉宾现场问候）

 

主持人：潘世强老师呢，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从1953年到1983年一直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任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曾经两次常驻国际学联、多次借调外交部，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丁明老师呢，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副主任，主要研究我国的外交政策，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刚才最后看的那条新闻啊，是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丁老师，您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在那个时代，我们象这样的和其他国家友好、联欢的交流活动多吗？

 

丁明：应该说啊，那个时候,象这样的友好交流活动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国与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来访的青年团体以苏联为最多。苏联来访青年团体的规模较大，规格也较高。60年代以后，来访的青年团体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日本等国为主。日本与中国是近邻，中日青年之间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对这两次大联欢都有很深的印象。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两国青年的交往更加密切。日本青少年以“友好之船”和“友好之翼”等形式来华访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上海为例，日本是世界各国访沪青年团体批次和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

 

潘世强：在1965年，我们建交国家数量只有51个国家，但民间外交特别是青年外交十分活跃，民间外交是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简报》中的中日友写协会长廖承志就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第一任部长（兼）。1965年9月我刚从常驻国际学联回来，因科长下乡四清，我代理国际组织科科长，科员有刚从清华大学硕士班毕业的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和1957年北大法文系毕业的王建程（已去世）。当时中国青年通过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能够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1000多个全国性青年学生组织交往，我本人作为翻译就曾参加过其中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等四届联欢节。1955年的华沙联欢节，1957年的莫斯科联欢节，1959年的维也纳联欢节，1962年的赫尔辛基联欢节。1957年联欢节[a1] [a1]后我们还邀请了一个40多人的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77年代表团黑人代表乔伊率团再次访问中国，我和他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又见了一面。我们中美两国人民和青年有着长期的友情。改革开放后，1979年11月我作为全国青联国际部副部长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由当时全国青联主席胡启立领队，受到美方的隆重接待，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还设宴饯行。1980年我应邀参加了日青协安排的多边活动，并代表亚洲青年组织感谢日方的接待。这里也有一张照片是日方内阁官房长官接见我们各国代表的留影（展示照片）。这些经历都是我终身难忘的。

 

主持人：是啊，相信这些经历总是让人难以忘记，那么，丁老师，1965年的这次中日青年大联欢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丁明：说起1965年的这一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啊，当时，中国邀请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为核心的各主要青年组织来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联欢活动。目的是增进中日友好，扩大中国在日本广大青年中的影响，支持日本青年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原准备邀请500名日本青年来华，但由于日本佐藤政府的阻挠，使得联欢活动只能分成两批进行。第一批300名青年代表于8月底来华，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参观访问后到上海，与上海青年大联欢后回国。《新闻简报》上反映的那次游行就发生在9月14日晚上。当晚，在日本代表团的专场演出之前，日本代表和5000名上海青年一起，沿北京路外滩、南京路至市委大礼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第二批日本青年190多名代表，因最初被日本政府拒发护照未能成行，曾一度解散返回各地，后又集结东京继续斗争，获胜之后于11月中旬来华，联欢活动结束后也从上海回国。1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这两批日本青年的来访，中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同工种同行业的会见，专业对口的参观访问，小型的专题性座谈，两国青年下围棋，举办报告会等等。另外，还召开了欢迎酒会、茶话会和上万人的欢送大会。第二批来访的日本青年还与上海2000多名少年儿童联欢，在上海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大型歌舞剧《椰林怒火》等。此外，我国还在8月中旬发行了一套《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邮票，这是我国首次发行中日关系邮票。邮票共5枚，除了第5枚是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会徽的标志外，前4枚展现了在北京火车站广场欢迎日本青年、中日青年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两国青年友好情谊和中日青年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联欢的情景和场面。`应该说，1965年两国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为中日两国人民新的友好交往拉开了帷幕。

 

主持人：据我了解啊，1965年“日本青年举行游行示威”这件事发生在两个背景下：一是日本二十三个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日人民的民间交流活跃；二是日本政府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批准了“日韩基本条约”，为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创造了条件，而我们当时的立场是“援越抗美”。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当时的这个情况呢？

 

丁明：从这里应该看到，我们反对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但是对日本人民一向友好，应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我国外交方式上的一个特色，那就是“民间外交”、“和平外交”，广泛和各国人民接触，以文化经济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第一，两国关系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在经济交流上却有很大的发展。60年代日本的两届内阁首相是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佐藤内阁(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时期，政治上受到日本国内以及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严重制约。如自民党内的亲美、亲台以及反华势力的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状态，以及美国的亚洲政策等等。中日两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关系可以说降到了低谷。但是另一方面，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却有了很大的发展。这里特别应该提到"LT贸易协议"。这是1962年10月，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的一个贸易协议。为了处理日常工作，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高碕事务所。双方同意互设常驻联络机构，并通过这个渠道互派常驻记者。贸易协议以英文字母“LT”作为编号。“L”是廖（LIAO），“T”是高（TAKASAKI）的头一个字母，因此又通称“LT贸易”。事实上， “LT贸易”看似一个民间协议，但实际上，背后都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实际是半官方的常设机构。廖承志办事处直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贸部等政府部门的成员组成。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成员，主要由曾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和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员及财界人士组成，与日本政府联系密切，实际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通产省外围团体。

第二个特点，60年代两国的经贸交流存在着"友好贸易"和"LT贸易"两个渠道。所谓"友好贸易"，是从1960年开始的中日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从事这种贸易的承办者都是由政府指派的相关企业或经济团体；所谓"LT贸易协定"，前面已经谈了，实际上就是没有正式政府招牌的正式经贸活动。也就是说，有两种贸易渠道，一种是民间性的，另一种是半官半民的。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复交，“LT贸易”与“友好贸易”双管齐下，不仅直接参与和拓展中日综合贸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中日双方政界人士的互访、政府间的相互沟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决难题的“小使馆”的职能。例如1963年双方经政府批准的成套设备合同的签订、1964年两国开始互换记者的实现等等，都是只有在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两个政府间才可能完成的政治举动。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两国在文化领域内的交流。60年代，中日两国在体育、文学、戏剧、舞蹈、电影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互访演出、友谊比赛 、学术研讨会及和平会议等等，双方物品的相互展出、互相介绍各自在不同领域里取得的重要成就，把对方国家的文学或电影作品介绍给本国人民等等，可谓丰富多彩，不拘一格。各种交流虽然在形式上和规模上存在不少的差异，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在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层面上所起的促进中日友好事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上述三个特点，都是中国政府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推动和促成的。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它充分展现了两国青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热情，并预示中日复交的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了。

主持人刚才还提到了“日韩基本条约”。这是1965年6月22日由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南朝鲜总统朴正熙签订的。 通过这个条约的签订，日本与南朝鲜建交。《日韩基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宣布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及其以前的条约无效，以韩国为朝鲜唯一合法的政府等等。但在这个条约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日本反省对韩侵略历史的条文，日本也未就此向韩国进行任何“赔偿”。《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引起了苏联、北朝鲜等国的强烈谴责，日本国内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也极力反对。但佐藤却在议会上采用强行表决的方式，使《日韩基本条约》和4个协议在众参两院获得批准。

在我们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关系，谈到中国的民间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的对日外交并不是无原则的。从日本当时岸信介内阁破坏中日关系的事实，中国政府看到：只强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不明确地树立政治性原则是十分脆弱的。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必须首先打破日本政府搞所谓“两个中国”的图谋。于是，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政治三原则就是针对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和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提出来的，对于两国民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于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应该指出一点，这就是；中国对日采取民间外交、“以民促官”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方针，不仅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例如当前的中日关系。由于小泉内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了中日高层交流基本中断、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在这样一个时刻，今年3月底，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七个对华友好团体联袂访华，格外引人注目。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其团体多规格高，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两国的有识之士为改善中日关系而作的努力，其象征意义不可低估。

 

主持人：……既然民间外交是我们外交方式上的一个特色，那么，潘老师，相信您在那个时代一定亲身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活动……

 

潘世强：……1951年我上的是美国人创办的沪江大学。1954年我才19岁，在布拉格驻国际学联就和美国代表美共党员鲁彬打过交道，国际学联是1946年8月成立的国际学生组织，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成立，西方学联纷纷退出，国际学联逐渐成为苏联主导和掌控的国际学生组织。我国学联是国际学联的创始会员，通过它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我国青学联能与世界各国青学联进行交往，成为我国五六十年代民间外交的一大舞台。1955年后和美籍捷克人乔伊混的很熟，1957年我就接待过周总理接见的美国青年代表团，1972年我参加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1973年我接待美国名牌大学学生会主席组成的10人美国学生代表团，七十年代我借调中联部接待的是美革共、美共马列代表团，整个七十年代我研究的是以嬉皮士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美国青年学生运动。 改革开放后我和美国关系更密切，1978年,我接待过美军驻延安军事顾问团第二次访问团, 79年11月，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美国，1985年赴加拿大学术访问路过美国，1988年，我参加中共列席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杜卡基斯的竞选大会，1989年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美国作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搬过几次家，接触过学术界、宗教界人士，著名的有斯卡拉宾诺，名不见经传的有几个美国女房东、活寡妇以至贫民窟等不少下层人物……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从1953年到1983年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三十年，见证了许多中外青年民间外交的场合。最难忘的一次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所陪同的由主席贝利康率领的国际学联代表团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握手接见，领见人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我当时是翻译。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通过青年外事活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大批外事人才， 如后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廖承志、吴学谦、胡启立原来都是青年领袖；后来担任部长、副部长的伍绍祖、何振梁、吴建民等，都是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过的青年外事干部；也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体育界的精英，如广东粤剧演员红线女、著名表演艺术家郭兰英、西藏著名歌唱家 才丹卓玛、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等。她们都是联欢节金奖获得者。此外，通过青年外事活动还结交了一大批外国政要，如后来担任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谢列平、巴勒斯坦解放民族阵线主席的阿拉法特、罗马尼亚总统的伊利奥斯库，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他们原来都是他们国家的青年学生领袖，他们和我们国家过去的的青年领袖都是个人的好朋友。这一切为后来我国政府外交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话过程中主持人和嘉宾可以即兴发挥、交谈）

 

主持人：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在对外交往中呢，我们一直提倡和平共处、友好往来。

 

丁明：从1949年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第六章，外交政策，第五十四条 ） 

谈到中国外交，就不能不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于1953年首先提出并于1954年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50年多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为得到广泛承认和遵循、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对外事务中一贯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中国同16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友好交流与合作。

     邓小平曾经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这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体现了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交往不断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各国的和谐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有效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国际上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秩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诸多尝试和探索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也有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和有害的。人们在实践和思考中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这就是：在今天这一相互依存而又多元化多样化的世界上，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有生命力的仍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它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和策略以及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制定和进行的。具体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一个阶段，例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中日关系，包括民间外交，和平外交、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等等，也都体现了这一外交战略。

 

潘世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长。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的民族，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乞求和平。和平是靠斗争取得的。建国后1949年到1965年我们通过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越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就庄严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中国人民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今天啊，我带来了一些那个时代的老照片……

视情况适当介绍：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接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

1964年3月19日毛主席接见波多黎各青年代表拉贝尔和马尔塔

1965年图片说明：个人访问加纳农村时的照片

1954年1月 图片说明：个人离开朝鲜开城前与朝鲜儿童合拍的照片

 

主持人：是啊，今天，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丁明：我们都知道，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敌人。当我们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时，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

当时，中国正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努力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想在美苏之间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在世界格局中找到新的立足点。２０世纪60年代初，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反殖民主义斗争烽火从亚洲经阿拉伯世界蔓延到整个非洲大陆，不少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甚至在拉丁美洲也得到了响应。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不仅包括亚非拉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包括西方与美国存在矛盾的国家。

1960年前后，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1965年底增加了一倍多，达到49个。中国的外交空间从亚洲周边国家扩展到阿拉伯世界和广袤的非洲。正是这个时期的外交成就，使中国在广大亚非国家中赢得了信誉，站稳了脚跟，并最终敲开了重返联合国的大门。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法国在戴高乐上台后，在外交上不再亦步亦趋，附和美国。于是，中法两国开始缓慢接近，1964年中法建交；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经历了曲折之后，通过民间外交等多种形式，逐步走向了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1962年形成了半建交的状态。总之，由于对亚非拉美和西方国家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获得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战略支撑。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充满了活力和气魄，不仅与一批亚、非、拉、美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解决了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并宣布取消双重国籍。中国以一个真正的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更出，为什么要把20世纪60年代的中日关系放在中国外交整体设计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对日采取的“民间外交”的意义所在。

 

潘世强：确实，不仅如此，我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印两国总理首先倡导的，现在和我们建交的共有160多个国家，其中，中美关系的长足发展也是由民间外交发端的。今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访美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但建国初期，美国对我采取敌视政策，1965年我们和美国还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1971年毛主席发动了乒乓外交，小小银球转动了整个地球，1971年6月基辛格机智地撇开记者纠缠，来华进行安排，9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双阿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 日尼克松越过太平洋，飞抵北京，和周总理握手，毛主席随即会见，两国经过会谈，2月28日发表上海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同我国建交国家顿时从51个发展到100多个，而且促成了国内内事促外事的新局面。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尼克松历史性访问随行记者团的接待工作，担任领队兼翻译。其实啊，早在1957年我们就邀请了一个40多人的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到中国参观访问，周总理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周总理称他们是打开中美人民交往的“先锋”，并提出了以民间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的主张。这里我的一张照片就是当年代表团一个名叫Cohen 的记者在北京新侨饭店给我拍摄并寄给我的，我十分珍惜这张照片，保存至今（展示照片）。毛主席说，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说，深情地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代，讲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要紧跟时代的脉搏，为建设和平合作发展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故事1：1971年接待尼克松记者团的故事  政治接待 生活接待 业务接待 安全保证

翻译来源官民结合的一次大演习 外交部 新华社工青妇和翻译的分工合作

接待方针：不卑不亢以礼相待  当时绝密 私访胡耀邦家讲述过

故事2：63年2月7日代表胡启立赠送国际学联主席贝利康40岁生日礼品 

3月8日国际学联行政处回赠我28岁生日礼品

 1959年访华 天安门城楼观礼见毛刘周朱 宴会席次高

故事4：伊里奥斯库故事 青年代表未来 阿拉法特 西提 竹下登

故事 5：美国青年代表团故事 科恩 乔伊 蔡甸 总理接见 先锋 符合利益

故事7：1967年陈毅答瑞典火炬社旅游团问的故事，明确和平外交

----建交国家50年代23个，60年代51国，70年代104国，现在165国

50-60年代 人民外交活跃 工青妇和青年外交活跃 两大国际组织 活动平台 以民促官，以官带民 官民并举

接待客人主随客便 出访国外客随主便

洗脑筋 热水瓶 随时演唱 宿舍 旅馆 在教言教

广泛性 粉红 坐第二排 褪色 自由点菜 不卑不亢以礼相待

 

主持人：是啊，作为一个讲究“以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一向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管是在这些黑白胶片记录的1965年，还是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拥有的是海纳百川的胸怀；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会惧怕豪强、乞求和平，这样的气节早已被我们的镜头定格、被新中国的历史记载。好，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观众朋友参与本期的《话说新闻简报》，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