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

 

一、引言

既有的关于银行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银行业实现国际化经营所须的配套改革和业务策略，对银行国际化与金融深化、经济增长等宏观变量的关系，现有的文献关注较少。刘逖（1998）探讨过跨国银行与金融深化的问题，认为跨国银行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国家的金融深化；张幼文、干杏娣（1998）首次提出“国际性金融深化”的概念，认为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从而推动了各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使“国际性金融压抑”得到有效的弱化，使得相关国家的储蓄、投资和国际贸易能够在更高效率和更大范围内进行，由此促进了各国的金融发展，导致跨国界的“国际性金融深化”。事实上，国内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还有助于缓解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瓶颈以及提高国内融资体系效率，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所需的良好金融环境。Qiang He和H. Peter Gray(2001)曾经以上海、深圳为案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进而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结论是肯定性的。汪建、吴英蕴（2000）从正、负两个方面分析了银行国际化对跨国银行、东道国和世界经济在不同层面上的影响，认为银行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1980—2002年的有关数据，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发展，进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一综合、深入的考察。

二、理论阐述

概括地说，银行国际化将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母国的金融发展：首先，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将有效地推动国内金融深化的进程；其次，商业银行在国际化经营中通过与国际先进银行的近距离竞争，产生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两种效应进一步通过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提高国内银行体系的经营管理水平，推进其市场化进程，从而改善国内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在货币经济条件下，这便意味着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最后，国际化经营的银行通过收益的增加、吸收国外负债、发行国际证券等途径为我国经济建设筹措所需的国外资金，从而扩大社会资本的形成，有效地弥补资本要素缺口。

（一）银行国际化与金融深化

银行国际化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前提的，反过来又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张幼文、干杏娣，1998）。母国的金融管制往往成为本国银行为规避各种限制而向海外开拓的重要促使因素，而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又反过来加速了国内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银行国际化让国内银行主动地“走出去”，融入世界范围的金融大环境中，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直接接受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洗礼”，并将这些理念和经历带回到国内，进一步提升了国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层次，推动国内的金融深化进程，包括利率的市场化、经营范围的拓展、金融创新的活跃、机构准入的放松、金融市场的完善等各个方面。这样，银行国际化一方面通过在国际市场的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以及为规避国内分业管制的混业经营中所获得的理念、经验、管理、技术、信息和技能，反过来推动国内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变，提升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另一方面，在WTO金融开放的对等原则下，我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必然要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为条件，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机构准入的放松，增强了国内银行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效率。由此可见，银行国际化以间接的方式推动了国内金融深化的进程，并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活动，直接推动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缓解了各国机构准入、经营地域、业务范围、跨境交易等方面的“国际性金融压抑”，促进了世界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国际性金融深化”（张幼文、干杏娣，1998）。

（二）银行国际化与金融体系效率

银行中介机构除了通过调剂余缺、改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以及对使用不善者予以处罚（处罚的方式有中止贷款、提前收贷、拍卖抵押资产等）等共有方式提高社会金融效率外，银行国际化的发展还将对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升产生特殊作用。金融服务部门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被称之为“金融基础设施”（financial infrastructure），属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设施”(socioeconomic 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由一组现存的“诺思制度”（Northian institutions）以及操作者运用这些制度的技术所组成（Dilyard and Gray, 2000）。金融基础设施越好，交易费用就越低，为各类经济主体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及政策决策的质量也越高。银行国际化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能起到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银行国际化提高了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真正市场化转轨。我国银行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便要遵循国际金融运作惯例，这其实意味着要按真正市场化规则运作，并以一部分国际化的银行作为国内银行业的引领，最终提升我国整个银行业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国际化所带来的竞争加剧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有利于银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第二，银行国际化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发展。Brealey and Kaplanis（1996）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存在能促进其它国家的非金融机构对东道国的投资，正如当初这些银行随着它们的客户来到东道国一样；第三，银行国际化将在动力、方向和人才等方面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做出贡献。

（三）银行国际化与社会资本的扩张

国际化经营的银行通常比纯粹国内经营的银行获得更高的利润。事实也确实如此。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的国际化银行排名中，海外收入比例超过海外资产比例的银行家数占总数的50%以上。作为我国国际化银行代表的中国银行也不例外，在2002年以29.67%的海外资产赚取了82.72%的利润，除早期创业年份海外投资回报尚未体现外，其他年份（95年以后）基本上是以较低的海外资产、机构和员工比例，赚取了较高的利润回报，具体情况见表1。此外，银行国际化经营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促使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贡献于银行利润的增长。这样，国际化的银行从收入的增加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两个方面提高了利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母国的资本积累。

 

表1  中国银行海外机构的经营状况（1993—2002年）

年份	海外资产（亿美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海外机构数	占总机构数的%	海外员工数	占总员工数的%	海外利润额(亿美元)	海外利润/总利润%
1993	1099	24.14	474	5.06	19648	11.16	2.83	16.54
1994	1354	28.00	512	4.31	20208	9.89	2.17	15.51
1995	1231	23.56	525	4.07	19801	9.26	3.85	30.88
1996	1549	21.45	533	3.36	19831	9.14	4.41	31.69
1997	1372	23.61	548	3.45	12140	5.76	4.35	61.37
1998	1538	35.83	557	3.53	12011	5.73	3.79	89.13
1999	1437	32.26	556	3.73	18538	8.58	4.38	83.51
2000	1551	30.45	575	4.24	18325	8.70	7.17	81.92
2001	1339	32.98	560	4.28	17061	8.46	10.34	79.4
2002	1288	29.67	581	4.59	17549	9.12	13.78	82.72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各期年报。

 

更主要的是，一国的商业银行通过海外机构的负债业务，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外源融资，从而有效地改善了母国的社会资金供给状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国内资金供应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存在很大缺口，为此，我国以扩大出口、对外贷款及发行债券等方式积极筹集外汇资金，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其中，中国银行在1979年以后的新一轮国际化扩张中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外源融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着“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新时期海外行工作方针，中国银行安排了我国大多数的国际债券发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外政府的转贷款以及国际银团贷款，并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吸收国外居民和企业存款，支援祖国经济建设，根据最新报表显示，2001和2002 年，中国银行境外机构的存款总额分别达到7619.56亿元和7542.72亿元等值人民币。其他银行也通过国际业务筹集了大量外汇资金，从1991年至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计吸收外币存款7887.51亿美元，发放外币贷款4095.08亿美元。这些都为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部分将根据前文的理论阐述，选择相应的指标变量，建立经验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与可行性。本文选择国外资产FA来表示我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社会资本形成SCF指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定义，包括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金融体系效率用储蓄与贷款之比SL表示，描述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金融深化程度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表示，FIR等于全部金融资产总量除以GDP，其中全部金融资产总量为广义货币M₂、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之和。

本文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各期，样本区间为1980年——2002年。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3.1。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的多是水平变量的宏观经济数据，而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为防止产生“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具体的经验估计和分析之前，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经济变量的平稳性质。本文采取两种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和PP(Phillips-Perron)检验法，对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时间序列ADF和PP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1）ADFd和PPd分别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的ADF和PP统计量的检验值；（2）t表示趋势项，c表示截距项，n表示滞后变量阶数；（3）*、**和***分别表示检验值小于相应的10%、5%和1%置信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

 

表2中的结果显示，在没有进行差分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其中金融相关比率FIR略有怀疑。基于此，我们认为所有变量基本上是一阶单整序列，宜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分析。

（三）协整检验

这里，我们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0年提出的JJ检验法考察银行国际化与社会资本形成SCF、储蓄贷款比率SL和金融相关比率FIR的协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R=0和R≤1的假设均被拒绝，这就意味着3对待检验变量之间都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说明社会资本形成SCF、储蓄贷款

 

表3    JJ协整检验：FA与SCF、SL和FIR

考察变量	H0: rank=R	特征值	似然比（LR）	5%临界值	1%临界值
SCF和FA	R=0	0.4513	17.64	15.41	20.04
	R≤1	0.2456	5.64	3.76	6.65
SL和FA	R=0	0.5545	23.57	15.41	20.04
	R≤1	0.3093	7.40	3.76	6.65
FIR和FA	R=0	0.4292	15.75	15.41	20.04
	R≤1	0.1788	3.94	3.76	6.65

 

比率SL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都与金融机构国外资产FA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无论从社会资本形成、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深化程度的角度看，银行国际化与母国金融发展之间都存在长期线性相关关系。3对变量间相应的标准化协整方程（CE）为：

ΔLnSCF=-0.2395+1.5029ΔlnFA                                          （1）

ΔSL=-0.0015+0.0784ΔlnFA                                             （2）

ΔFIR=-0.2682+1.2944ΔlnFA                                             （3）

从系数值的符号来看，银行国际化发展与社会资本形成、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发展程度在整个样本区间内都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这也正好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然而，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并不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具体指出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为说明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发展，进而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对相关变量进行因果检验。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有关变量198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以此判断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方向，检验结果见表4。

 

Sample: 1980-2002
Null Hypothesi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SC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A	5.46555**	0.03049
FA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CF	3.97605*	0.06070
Granger Causality: SCF FA
S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A	5.25877**	0.03341
FA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L	4.48627**	0.04758
Granger Causality: SL FA
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A	3.68052*	0.07020
FA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	1.42619	0.24708
Granger Causality: FIR FA

注：（1）检验模型的滞后项数由AIC准则确定，在1—6之间选择AIC最小的估计模型；

   （2）*、**、***分别表示检验值大于10%、5%和1%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表4中的检验结果来看，在1980年——2002年期间，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程度与社会资本形成水平和储蓄贷款比率之间呈现出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银行国际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本形成的增加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形成的增加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也推动了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在FIR与FA的Granger检验中，只有FIR不是FA的Granger原因遭到了拒绝，这说明两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深化的进展推动了银行国际化的进行，而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对金融深化却没有直接的因果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证明银行国际化发展与社会资本形成、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深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银行国际化与社会资本形成和金融体系效率之间呈现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银行国际化促进金融深化的假设没有得到Granger检验的支持，而反向的因果关系却是成立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规模小，影响小，因而暂时还起不到推动国内金融深化进程的作用，也可能是中国的样本数据太少或指标选择的局限，以至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有所欠缺，容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总体来看，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在样本区间内确实促进了国内金融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并未使银行国际化的进展有重大突破。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自1979年我国银行领域对外开放后，外资银行无论从业务还是机构设立数量上都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银行在海外扩张方面却相形见绌，乏善可陈。有人认为，我国对外投资不发达，银行国际化无法开展。笔者对此颇不苟同。诚然，有限的对外投资对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的银行在体制、机制和经营管理上确实过硬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别的不说，看看汇丰银行的发展，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汇丰银行在全世界扩展的时候，香港又有多少或多大量的对外投资？

2、改革我国银行的管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管理能力和经营机制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我国银行管理水平差，经营效率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银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组织架构，优化业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尤其是高管层的任免机制，增强营销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实行国际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服务竞争。

3、分阶段的国际化安排。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业务功能、市场定位、服务方式、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不同银行在不同阶段的战略也有所差别，而且不一定所有的银行都要实行海外扩张。这样，通过渐进式的发展，最终打造出三五家具有世界声誉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跨国银行，以使我国的银行业能够屹立于世界金融不败之林。

 

 

 

参考文献：

[1] 黄金老.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2] 何韧. 花旗银行在亚太地区的跨国经营战略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02(3).

[3] 宋运肇. 香港汇丰银行业务国际化评述[J]. 港澳经济, 1992(5).

[4] M. Dewatripont & J. Tirole. 银行监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译本, 2002.

[5] 张明梁、闻岳春. 韩国金融体制与运作[M]. 东方出版社, 1995.

[6] 焦瑾璞. 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比较[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7] 冯嗣全. 资本形成、经济发展与银企关系变迁[J]. 金融研究, 1997(7).

[8] 张建伟、李研. 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股东至上主义”到“债权人主义”[J]. 管理世界, 2002(9).

[9] 庄乾志. 银行发展: 市场化与国际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0] 王常柏、纪敏. 金融资产的同质性: 关于全能银行的一个理论分析[J]. 金融研究, 2002(6).

[11] 杜莉、王锋. 中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状态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02(10).

[12] 赵旭. 中外商业银行效率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 2001(1).

[13] 埃德蒙·惠特克. 经济思想流派[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14] 苏布拉塔·贾塔克. 发展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译本, 1989.

[15] 朱彤书. 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6] 汪建、吴英蕴. 银行国际化的效应分析[J]. 投资研究, 2000(10).

[17] 陈彩虹.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J]. 战略与管理, 2003(1).

[18] 丁明信. 有里程碑意义的银行监管案例[J]. 财经, 2002/02/05, 总第53/54期.

[19] 聂丹. 客户中心主义与产品中心主义[J]. 世界经济, 2003(1).

[20] 张幼文、干杏娣. 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21] 恩田饶. 金融空心化危机的迫近[M]. 东洋经济报社, 1995.

[22] 程定华. 双刃剑: 金融国际化的风险与收益[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23] Hermes, N & Lensink, R.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译本, 2001.

[24] 施兵超.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金融[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25] 沈坤荣、李剑.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03(5).

[26] Aliber, R. Z.. International banking: a survey and comments[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84, 16(11): 661-712.

[27] Grubel, H. G..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J]. Banca Nazional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1977, 349-364.

[28] Goldberg, L. G., Johnson, D., 1990. The determinants of US banking activity abroa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 123-137.

[29] Goldberg, L.G., Saunders, A., 1980. The causes of US bank expansion overseas: The case of Great Britain[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2: 630-643.

[30] R. A. Brealey and E. C. Kaplanis, 1996.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banking loc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15, No. 4: 577-597.

[31] Gurley, J. G. & E. S. Shaw. 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0.

[32] North, D.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 Fogel, R. W.. Douglass C. North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N. Drobak, & J.V.C.Nye,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pp. 13-30)[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7.

[34] Dilyard, J.R., & Gray, H. P.. Increa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FDI and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measures. In J. Holst, fi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sting new policy approaches[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0.

[35] Qiang He & H. P. Gray. Multinational ban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1(12): 233-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