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今天二十岁，照样难出头

　　——祭钱老，抒感言

　　海外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尤其是年青人，对祖国强大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但有时表现的也很急躁，总希望舵手更强硬一些。所以我劝他们，中国这条大船实际上又老又旧，还有些残破，且人口太多，超载过度。在太平洋上航行，不可能走笔直的路线，躲暗礁、避风浪、忽左忽右、无可厚非。如果走极端，不仅达不到目的地，还有沉船的可能。因此，舵手的蹈光养晦、舵手的忍辱负重，不仅不是软弱，恰恰正是坚忍。

　　而国家的发展，大船的航行更需要众多的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这时，钱学森走了，大家感到国家又失去了一个支柱，沉痛惋惜，不一而足。想当年钱老坚持回国，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决不是不为利诱二字所能描绘。钱老的这个决定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试想如果遇上安格尔顿、基辛格这样手段毒辣的人，钱老还能回的了国吗？以钱老的智慧应当早明白这一点，所以可以断定当时的钱老已做好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备。他一个人与美国政府进入了敌对状态，向美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当时当地，这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战争。此时此刻，顾亭林那一句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千古绝唱浮现在脑海里。窃以为以此形容钱老当年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应不为过。而他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人不屈的尊严。

　　钱老也是一个像尼尔斯、玻尔(Niels•Bohr)那样的具有丰富科学想象力的伟大科学家。他在六十年代关于远程运载工具的天才设想，和在一些人看来是科学思想上的“奇谈怪论”。其实正反映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汪洋恣肆的思维能力。钱老的有些想法今天可能还无法实现，但大自然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今天的科学描述并不完备，对自然与人的发现实际上非常有限(Niels•Bohr)。假以时日，谁能说这些设想在未来就不能实现呢？

　　所以恶意攻击，何足挂齿；狂犬吠日，于日何撼；麻雀笑鹰，于鹰何损。

　　唐西生闲聊时曾提起周光召回国之前，邓稼先在实验中一筹莫展。周光召回国之后，实验才产生了决定性转折。但让唐先生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邓稼先那种毫无保留地提拔年轻人，无条件支持年轻人发挥才干的精神。他回忆说，邓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周，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怀周。那时去中南海看戏搞到票很难，但邓有了票之后、不但不带家里人，反而带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周光召一起去。这只是细微末节。但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老一代科学家的无私情怀。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那篇关于天才的演讲，大意是天才的产生需要土壤，没有土壤，天才无法产生。“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的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而现在所谓科学圣殿里混的往往都是有理性、无信仰；有学历、无能力；有知识、无思想的庸才。哪里有天才的影子？呜呼！奇哉当世，怪乎斯群，小人得志，天才其萎。

　　要想让于敏、周光召这样的天才脱颖而出，就必须有邓稼先这样的导师和领导。否则，于敏、周光召今天二十岁，也照样难出头。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但人追求的精神价值低了。科学家的地位提高了，但科技成果的质量提高的并不大。古人说，甘香渥味之物，虫生常多；高堂庙台之中，小人宜聚。科学大堂，名校广场，也并不总是阳光灿烂。这说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必须有一定的平衡。没有物质不行，物质水平太低，生活没有尊严。但没有精神更不行，在严格意义上说，没有精神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人的生命降到了动物的层次。而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与创造。

　　中国人杰地灵，哪一代都应有钱学森产生。但吃人的制度和环境，有可能在幼苗长成之前就毁坏践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