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厌恶的树榜样手法可以休矣！论圣人情结的延续
有句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榜样、然后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是我国历朝历代的一个很有特点的施政习惯。其实这个习惯，是我国社会一直难以摆脱的圣人情结的延续。
自古以来，圣人信仰就是我国社会信仰的主流，更是统治阶层治理天下、统驭百姓的伦理和思想基础。一般情况，默认圣人就是皇帝，然而要成为圣人，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做为圣人，必须在道德方面成为社会的表率，他得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展示做人的标准。
首先，圣人的言行举止都得中规中矩、成为典范，并且圣人的规矩之高至少是让普通人望洋兴叹的。这一点让古代帝王们吃了不少苦头，略有松弛，马上就会有道德夫子拼死苦柬，唯恐“圣人失范、天下不安”，大多数的昏君，也通常是给这些规矩逼得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干脆破罐子破摔了。MMD，俺不干了！
其次，圣人还得是才华横溢的，是全才通才，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天文地理无所不晓，最好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可能大家很奇怪，乾隆为什么要编拚出那么多的破诗，听说好几千首，其实他也是在用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再次，圣人还得清心寡欲，不以形拘、不为物役，说白了就是啥爱好都不能有。被形形色色的欲望驱使着忙忙碌碌的，只能是凡夫俗子。所以历来不乏以清廉贫穷自我标榜的圣人，而贬低工商、越穷越光荣，这类怪诞的意识形态，则可谓是圣人这方面的爱好走向极端的体现。
第四，圣人必须立威，能够以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当然能够有些彪炳史册的武功更好，比如大明朝的正德皇帝就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素养”，给自己封了不少的牛比头衔。
最后，古代皇帝们都搞错了，皇帝其实只是圣人安排的一个社会角色，并非超脱剧本之外的圣人。虽然这个角色号称“男一号”，但是它仍然是且仅是舞台上的天字第一号、剧本中的主角，一旦剧终谢幕、卸妆退场，他是且仅是一捧着盒饭的演员，那些光环仅属那个角色。
距离产生美，更远的距离也产生信仰，真正能够达到圣人标准的完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圣人需要保持与凡夫俗子们的距离。于是老子想拉大一点距离、骑着青牛跑了，问题是你离河南远了、顶多离咱新疆近了，嘿嘿：只靠一头小破牛、你往哪儿跑都有中国人民围观你。于是圣人只能从道德、从精神方面制造距离，这种尝试令道德虚无化，以圣人为信仰和统治思想的统治阶层，只能推出一些比较接近圣人标准、同时也比较靠近民众的特殊个体，帮助虚化的圣人示范理想的道德标准。
所以古代社会，十分盛行给一些比较特殊的普通人树碑立传，比如忠义碑、孝子传、贞节牌坊等，在统治者无力达到圣人标准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些在某个方面比较突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迹，发挥代圣人教化万民的作用，为社会树立一个个道德的标杆。
因此这一个个的模范、榜样，其实就是一个个简版的小号圣人，宣传机器在树立这些小圣人的时候，受宗教情结的影响，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弱化他们的人性，尽可能地靠近信仰的需要。
然而这些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榜样，由于要突出某一个方面的圣人品质，常常显得极度畸形，反而令人望而生畏。比如《孝子传》里头就有个“为母埋儿”的郭巨：“有子三岁，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就把个“孝”字渲染得异常恐怖。
郭巨这位模范孝子太穷了，养不起老母，一看三岁的孩子还得吃点东西，老母的口粮就更少了，于是这位榜样就把孩子活埋了，原因是老母只有一个，孩子还能再生。这就是这些丑陋畸形的古代卫道士探讨的一个价值冲突命题，这就是它们树立的一个残忍、无人性的道德榜样！而所谓的理性就是“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就是他们给出的价值称量。非常荒唐的价值称量！这些所谓理性思考的奇特生物，已经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
解放思想，还需打破圣人情结，避免过度宣传导致道德的虚无化、避免以极端的生死选择为前提讨论生命的价值；还需扔掉孔夫子编写的剧本、规定的角色，让人能在社会里做人、而不是在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
“锵才才锵！我是道台你是兵、我该保命你牺牲～～才才锵！”这是某些特殊群体的京腔台词，并非虚构，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新疆大火里漠视孩童的“同学们留下、让领导先走”。不好，这个剧本和台词都很不好。为什么社会价值体系如此混乱不清？为什么道德准绳跟鞭子似的忽高忽低地乱摆？为什么英雄的牺牲总会让一些人兴奋地发现了稀缺的价值而不是悲伤？孔丘啊孔丘，你这个死人是要负责任的。
稍微跳开一点，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卫道士是没有资格树立榜样的，热爱生活的人挽救生命、互相帮助是常态，善良是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不需要谁来教育、也不必彼此互为榜样，他们都是一类人、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坚守着做人的道德的一类人。当同伴为了挽救生命儿牺牲，有悲伤、有痛惜，还有认同，但是他们不愿意把悲伤裸露，厌恶用戏剧的手法去玩弄痛苦、编排他们失去的同类，他们厌恶任何人、包括狗屁圣人把牺牲的同伴制成道德的干尸，打着赞美的名头挂在道德的标杆上四处凉晒。
所以，拙劣而令人厌恶的树榜样手法，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