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爱美与黩武，尙礼与好斗，喜新与顽固，服从与驯服，这是日本文化双重性的表现。

　　他们讲“情义”的同时又强调“忠”；孩子小时候是自由甚至可以放肆的，没有过多的约束，等长大后便要接受各种礼仪和道德上的限制。但是，他们童年时种下的自由之种常常与时刻处于外部制约和对家庭的“面子”的责任冲突而导致日本人的矛盾个性:内敛而不驯。懂礼的日本人往往比其它国家的人更多的内心的自我约束。

　　从法理角度讲，可以推定出，日本人守法的文化根源之一也在于耻辱。守法的道德义务的来源有：⑴神意说；⑵承诺说；⑶权利说；⑷契约说；⑸功利说；⑹正义说。感到耻辱而履行关于善行的所有规则，因为当人做使其感到耻辱的事情，它的后果是社会评价的降低，进而导致人的“情义”破产、“信誉”破产，直至无颜也无法立足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法的道德义务来源应符合功利说。

　　    从比较的角度讲，日本的文化是耻辱文化，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应倾向于赎罪文化。基督教的教义便是人生而有原罪。人的一生都是赎罪的过程，人们是从内心对罪恶确认的。所以，倾力为善以待末日审判时能赎清罪孽。人们自己就能时刻提醒自己要为赎罪而为善，而自我约束。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主动守规则。在日本，由于是耻辱文化，所以是否为善取决于社会对自己行为的反应，需要借助外在的强制。这是一种基于类似生存压力的内心被动守规则。两者对比，前者的基础更加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