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社会文化的导向性看人的理性的可塑性
思想是人们行为的向导，是人脑这部特殊机器的运行软件。脱离一定思想、意识指导的行为大多只在幼儿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那才经常出现。没有正确思想和理论指导的行为是盲目的，其要想获得成功，可能性也是很渺茫的。
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包括对自身需要的认识，一切这些知识无疑会改变人的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这就是人类理性之可塑性存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求知行为才与求生求富求荣求贵行为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可塑性，任何教育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中国古代先贤称那些“不以物喜，不以己忧”的人为“达人”，说“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今天的“精英”称那些见利忘义的“自私”人为“理性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毛泽东时代将那些无私帮助他人的行为视为做“好事”，当今社会“精英”将无私利他的行为视为做“傻事”，这就是文化的不同。用什么样的思想、知识、文化来教育我们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最重要任务。中华几千年来，大凡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大都提倡“隆礼尊贤”的儒家文化，积极倡导“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价值观，按人的道德品行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贤者”与“不肖”等分类，并将荣誉和社会地位与之保持一定的联系，称之为“贵其所贵，贤其所贤”，同时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之保持最大联系。在有些历史朝代，还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人们的耕战成绩保持着较大联系，这种“尚贤使能”奖励耕战的封建文化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促进封建社会的文明和谐无疑是起了极大作用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用民权平等思想、资源共享思想、按劳分配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人民，反对社会中极少数人利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权实行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反对一切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的行为，反对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这些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对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事实证明：一个社会只要能对部分真正有德行的人们给予足够的尊重，就一定会对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极大的引导作用，就一定会有大批的仁人志士“不以物喜不以己忧”，而更关注社会的正义事业、文明进步和个人人格的升华和价值的实现。对孔孟儒家文化的肯定，对诸葛亮、关羽忠君思想的褒奖，对岳飞、文天祥民族气节的赞美，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对张思德、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推崇，不知影响了多少中国仁人志士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天然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存在，天生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名声，而是一种自然价值观，认为人生这样做既有意义也很快乐，并不在意社会如何评价和褒贬，这种人当是人类社会中最善之“善者”，但在利私制度的诱导和自私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大都很快会走向反面。当一个社会人人都说见义勇为是傻子的时候，再要见到见义勇为的行为就难了；当一个社会人人都说不管用什么手段去追求利益最大化都无可厚非时，要人们不造假不贪污我看也难；当一个社会里的人们都把“自私人”称为“理性人”聪明人时，仍不自私的人就确实有点傻了；当一个社会完全不要伦理道德，只以物利引领和统治人民，“谁穷谁狗熊，谁富谁光荣”，从官员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把物利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时，要想人性不变恶劣不重物利是不可能的；当人们将一个庸俗的片面的旨在为社会强权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寻找理由的自私文化视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先进文化，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头脑“僵化”，慈善仁爱之举被视为愚昧无知，谋财害命被视为精明“得转”时，你再想见到为民服务自觉奉献的人那就只有到天上去寻找了。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却极力鼓吹早已被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抛弃的自私文化，片面地强调自私的可取和私有制的好处，极力推行利私的私有化（包括自然资源的私有）制度，还说这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有个茅姓的“精英”就说过：“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人都为人民服务，财富就要输出地球”，他的意思是自私自利是勇敢真诚的，行善利他是虚伪卑鄙的，共产党人极力倡导政府官员转变观念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愚民政策，只有全社会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们都公开地赤裸裸地鼓励和倡导自私自利才是诚实正派的。在这些主流“精英”们看来，宣传“皇权至上”“庶民小人”的孔夫子是“圣人”，倡导“人民是主人”，共产党人和政府官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是“罪人”。为皇族利益滥杀异已视百姓为草芥的历代帝王是大英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是傻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广大劳动群众和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都是傻子，为汶川地震灾区广大受灾群众踊跃捐献的人们都是傻子，而雷锋、王杰、焦裕禄、孔繁森等等则是傻子中的傻子。在这种英雄非英雄，狗熊非狗熊的文化导向下，什么样的人物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崇尚的模范和典型呢？那些专门制假售假的奸商、流氓大亨、投机钻营的暴发户成了社会的精英，那些发了横财又未落马的贪官污吏成了聪明理性的典范，那些像“田W华”“M高管”“范跑跑”之辈只顾自己发财那管他人死活的人成了践行“普世价值”大英雄。当这种“贵私贱公”、“荣贪耻廉”的思想被那些主流“精英”们打扮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文化时，国人内心的私欲无不在“精英”这只强力鼓风机下迅猛膨胀，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在我们的身边自私队伍像瘟疫一样快速扩张，官员和学者这些社会概模们对正义和道德是那样的不屑一顾，对有钱的富豪大款却是那样的仰视和羡慕，国家和民族也将各种社会荣誉慷慨地奉送给了“先富”的一族，而不论其是财富是怎样得来的。于是乎在中华大地上，“白猫”争做“黑猫”，黑猫争做刁猫，人人都把追求自身物质财富的富有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为了自己的私利是可以不顾及别人的，必要的时候损人利己也是可以理解的，竞争嘛，与战争一样你死我活，来不得半点仁慈。至此，在人类社会存在了数万年的群文化此时似乎就要崩塌，以群为基础进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人类此刻似乎就要散伙，人人都只重“私利”而轻“公益”，重“竞争”而轻“协作”，重“效益”而轻“公平”，只讲“博弈”而不讲“爱心”，而“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则成了人们最共同的信条，中华几千年来历代先贤所极力提倡的“和则生财”“兼爱天下”“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等等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人类群居生活共同生产共创文明的历史似乎在今日走到了尽头……。
在我们平民百姓看来，一个社会极力提倡、尊重和表彰为人民服务的义举，正是因为这种义举在利私的现实社会制度条件下的难能可贵和极不多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性中文明向善和谐发展因而伟大的一面，正是因为在人类物质文明仍不够发达的历史时代自私自利的人还太多太滥。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在我们的社会里逐步建立起“尚贤使能”的制度机制才是那样的重要，在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中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才是那样的迫切，在我们的人民大众中大力倡导“积善行德”的社会风尚才是那样的可贵。如果一个政府明知当前的法律制度是利私的与文明有距离的，明知当前的人文文化是偏激的有失公允的，还大力提倡人们自私，难道还嫌我们的社会里自私的人群还不够多吗？还嫌我们身边的人们自私程度不够到位吗？还嫌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贪官污吏贪得不够狠吗？
协作共赢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都应当是利群的文化，而决不应当是损群废群的文化；它应当是有利于群的整体“和平协作”与“和谐发展”的，而决不可以是损害群的整体“和平协作”与“和谐发展”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每个个体的人是如何求生求富的，尤其要研究企业、团队、国家是如何求得整体的和谐发展的。分工协作、合理分配、公平交换、照章纳税、相互关心，共谋发展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群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常识，故意引导人们“自私自利”以挖团队和集体的墙脚难道是与人类社会的上述的基本操守相适应的吗？是我们建设文明社会所应大力提倡的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