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国协同宏观经济政策宜协而不同

白 明

面对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不仅美国在忙于救市，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采取了救市行动。作为当今世界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中国理应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做出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维稳”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要不要与其他国家的救市行动相互协同。我认为，比较适宜的策略应当是协而不同。

各国参与国际救市有助于确保国际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则会使有关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受益。不难看出，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各国政府及其货币当局在强化干预宏观经济力度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了行动上的协同性。

一方面，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各国央行也在尽可能加大各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在10月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以及英国、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由于时差的原因，亚洲国家只能够在第二天跟进。韩国中央银行也于10月9日将银行基准利率从原来的5．25％下调到5％。除了降息之外，各国央行还接连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适时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美联储于9月15日通过隔夜回购市场为银行体系注入500亿美元的临时储备后，其他国家央行跟进速度很快。9月16日，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分别为各自的资本市场注入700亿欧元和50亿英镑流动性。与其他国家央行在与美联储相互协同过程中的跟进行为不同，日本银行与美联储之间的协同动作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抢跑”特征。事实上，截止到10月9日，日本央行已连续17个工作日内共向短期金融市场投放30．6万亿日元资金。

另一方面，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各国政府直接为金融机构注入资本。自从美国国会通过白宫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其他国家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方案。迄今为止，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葡萄牙准备用于向银行注资、收购银行和为银行再融资债务提供担保的总金额已达1.96万亿美元。

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离不开其中主要板块的稳定，而这些相对独立的救市行动会产生整体外溢效应。不难看出，无论是采用财政政策手段还是采用货币政策手段，各国货币当局的救市行动基本上是以美联储的救市行动为“集结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方式上和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不约而同”和“有约而同”的救市行为客观上能够产生“共振”效果。

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协同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的相互呼应方面。在10月8日美联储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也于次日及时宣布降息0.27个百分点。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在调整货币政策过程中除了要顾及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维稳”要求，更要顾及到国内经济的“维稳”要求。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抑制通货膨胀、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抗拒自然灾害、举办高水平奥运会等各方面需要。相对于利率手段的运用来说，为了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维稳”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在前段时间更多采用的手段是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与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有“协”有“同”不一样，在共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维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方面却没有与许多国家“求同”。在救市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向金融机构注资方面。9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动用2500亿美元直接收购大型金金融机构的股股票。英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力度也比较大，除了控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还向莱斯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商业银行注资。相比之下，中国在救市过程中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却有所不同，主要体现为有关部门近期也采取了诸如证券交易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停征收银行储蓄利息税等宽松政策。

现在看来，在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秩序过程中，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的侧重点之所以迥然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市场投资者主体构成不一样。现阶段，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份额比较大，救市的重点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中国国内资本市场行情出现大的波动。相反，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份额比较大，因而，在救市过程中，政府向这些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最有效率。

事实上，不仅仅施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维稳”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许多发达国家也没有与美国百分之百地求同。在美联储10月8日宣布降息之后，日本央行就没有跟进。原因很简单，为了反对经济萧条，日本央行在前段时间一直实行零利率政策，目前的利率水平的不过只有0．5％，在七大西方工业国中处在最低水平。如果这次日本央行也跟进降息，与美联储保持一致，日本又会重返零利率时代。其实，日本的银行提供无息贷款就如同在饭馆用餐免单一样，长此以往，生存都会成问题。既然没有进一步降息的可见，日本银行在货币政策的调控方面与美联储也只能够协而不同了。

当然，协而不同并不代表中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都要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甚至都要标新立异。应当看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在许多地方也有待完善，如果在借鉴过程中真能够做到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求同”，也未尝不可，甚至对这个“同”还应当刻意去孜孜以“求”。

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虽然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上更多强调的是自主性，但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环节，中国的做法还不够“细腻”。例如，作为白宫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配套措施，美国政府最近宣布3年内为银行优先债提供担保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无上限存款保险，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救市计划更加“细腻”。事实上，如果不从消除各种扭曲角度加以“配套”，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维稳”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只能“粗放”而不能“细腻”，执行效果自然也会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救市过程中，中国要更多借鉴其他国家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环节，中国更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的成熟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