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表示我对外开放理论亟待创新
本报记者 王 淼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上升，“中国软实力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乃至“中国A股威胁论”等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甚至有的舆论声称要限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而在国内，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日益加深，也出现了对跨国公司控制主要产业，影响经济安全的担忧，其中有对市场换技术的质疑，有对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疑虑，也有对外资并购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的警惕。近日，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待今后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被动防御和主动整合两种不同的思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开放发展新时期，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加主动地吸纳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几种流行说法似是而非
“现在有一些观点非常激进，说一个世纪前八国联军登陆中国，一个世纪后跨国公司通过并购中国企业向中国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最近有一个企业老总还说不能让外国企业在中国像八国联军那样为所欲为。”王志乐说，现在一些人似乎认为，如果某些领域退到半开放状态，国家会更好一些，而这种非理性情绪如果一旦蔓延，以至影响国家政策，将会误国误民。
王志乐对几种主要的质疑观点进行了反驳。一是“拉美化”问题。这种观点认为，拉美国家由于大量利用外资，跨国公司控制了主要产业，导致增长而不发展，进而影响受资国经济安全。王志乐指出，事实上，拉美国家实行的主要是进口替代战略。引进外资仅仅为了进口替代，就会出现技术标准跟国际不能同步发展，以至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拉越远的结果。他说，如果中国引进桑塔纳后不再引进其他外资企业，很可能桑塔纳在中国就一个标准生产20年。而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出口导向，所以它要瞄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动态地提升企业竞争力。所以新、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没有出现拉美国家遭遇的问题，但它们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与拉美国家和新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又都不相同，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混合，且中国与拉美发展模式、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都不同，因此中国不会重蹈拉美的覆辙。
二是对“市场换技术”的质疑。批评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市场给了外资，但是技术并没有换来。王志乐认为，如果片面强调自主创新，那就会变成“自己创新”，意味着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干。但事实上，在当前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闭门造车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实际上我国近年来技术创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而这些成绩恰恰和对外开放有关系。他举例说，索尼公司在中国有1010家零配件供应商，去年欧洲发布了RoHs指令，有六种有害金属在进口到欧洲时要受到严格限制。于是，索尼研发中心对索尼在华供应商一家家排查，找到解决方案，在RoHs指令执行前半年全部达标。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极快，不仅是因为便宜，而是质量以及环保标准都达标了，达标原因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一起打造一条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这些年来，通过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共同努力，实际上改造了中国工业基础。
三是对跨国公司垄断担心。有一个政府部门提出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在很多行业都是跨国公司控制了市场，出现了垄断。王志乐认为，这种观点其实不够严谨。真正从法律上来探讨垄断，应该讲是某个市场竞争主体的垄断，把多个外资企业加起来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判断是否垄断是不对的。外资企业之间本身也在竞争，甚至他们之间竞争更激烈。
四是对外资并购的担心。王志乐认为，事实上，并购提高了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让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多实惠。我们很多时候，反对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表面上看说是保护某个产业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但这种观点是从保护生产者出发的，而实际上现在更应该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让他们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产品。中国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民族利益，不能仅仅把生产者利益作为民族利益加以保护而无视消费者的“民族利益”。其实，正是“民族”消费者对优秀产品和服务的追求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当记者提出，当某一行业产品的供应者主要是外资企业时，如果他们从中国撤资怎么办时，王志乐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中国国内的经营环境出现了问题，而如果经营环境出现大问题，即使是本国企业，也会出现外流。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经营环境搞好，而不是假设外资会逃跑。
中国经济安全度处历史最高时期
王志乐用外贸、外资、外投三个方面的数字证明了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制造业已经全部开放，160个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开放100多个，达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入世后的5年，对外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28年对外经济总量中占有突出地位。从1979年~2006年28年时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近10万亿美元。入世5年差不多占了其中的58%。在这5年吸收外资近3000亿美元，占开放以来的43%。从2003年算起4年对外投资占28年的60%左右，所以入世5年中国对外开放度大大提高，与此相应，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大大提高。改革开放28年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王志乐认为，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起码是从1840年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跟解放前，跟改革开放前比，这个事实很容易理解。而且，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贬值幅度那么大，但在国际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而现在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币值却非常关注。他说，国家经济安全度高不等于没有安全隐患。大家有那么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议论，反映了居安思危的理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整个国家经济安全形势的判断要准确。
对外开放理论迫切需要创新
对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后曾经有几次比较大的讨论，其中一次是“六四”风波之后，国际上出现各种反华浪潮。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受到挫折，都想到怎么防范如何收缩的时候，但邓小平1992发表南方谈话时明确表示说，现在是一个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扩大开放。而这个10年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次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对外资的全方位进入将给民族产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事实证明，2000年前后，正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时，中国的全面开放恰恰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经济实力得到了非常快速的提升。王志乐表示，对于对外开放战略，我们以往的研究不够深入系统，以至于在出现一些具体的贸易、产业乃至商业问题时，人们就会对整个开放战略产业怀疑。而过去对开放战略的理解，很多人持的是防御防范的被动思路，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关键要树立起一种主动积极融入世界吸纳整合国际资源的思路。而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被动防御的思路不但得不到预想的效果，而且很有可能失去现在的机遇。
王志乐表示，我们经常在讲跨国公司，而最近10年，跨国公司逐渐向全球公司转型，这是全球企业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它的战略、结构、理念三大方面，都跟一般跨国公司有很大不同。在1994年联合国统计的1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国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是41.1%，但是10年后到现在已经达到53.4%，国外销售占总销售比例现在达到55.8%，国外员工差不多占了一半。在2004年以来100家大跨国公司中跨国公司指数超过50%的有61家，而1994年只有43家。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雇员在海外就业的时候，这家公司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就和早期跨国公司发生巨大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
全球公司的出现，给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带来了挑战，但是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全球公司正在发展，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外开放从过去主动积极姿态缩回来，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极有可能丢掉或者失去这样一个战略机遇。能不能取得更多资源，关键在于能否从被动防御限制全球公司的思路和战略，转变为与全球公司主动合作竞争，积极吸纳整合资源。在这种变化面前，我们企业应该从民族国家的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转变观念扩大视野，才能找到办法在扩大开放中应对全球公司的竞争。王志乐说，我们不要把心态总是放在防范限制外资企业上，而应该以一种包容和学习的心态，把眼光放在发现改进自身的不足上。
王志乐表示，改革开放已经快30年了，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不能总是用过去的或国外的视角去判断中国的问题。简单使用外国理论、国外的研究成果来评论中国开放的成果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对外开放对中国是否有利，应该用我们中国自己的实践来评价。王志乐以大豆进口为例进行说明，2005年中国进口2659万吨大豆。两千多万吨大豆进来以后，有人议论说大豆安全成问题了。但我国东北一亩地产大豆200多斤，一吨大豆需要十亩地，2000多万吨大豆需要两亿六千万亩地来生产，通过进口我们节约两亿多亩地，而我们一共才有18亿亩耕地。进口大豆实际上是与国际交换我们稀缺的土地资源。王志乐说，我们劳动力成本低而且素质高，全球公司到中国从事加工制造，就是来利用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它们的资源。别的国家地大物博，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自然资源优势？这样做有什么安全问题？
最后，王志乐说，最近人们都在探讨大国崛起问题，历史上大国崛起时无一例外都吸纳整合了大量国际资源，中国要想发展也必须吸纳整合国际资源。但是中国不可能重复别人那样通过战争去掠夺，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战争可以掠夺，但是市场交换意味着以自身资源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资源。跨国公司在中国拿到它拿的东西，中国吸纳到我们需要的资源，这就是公平交易。全球化恰恰给中国崛起提供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国际资源的机遇，因此，我们应该更主动更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扩大开放中提高开放的水平，在扩大开放中吸纳整合更多更好的全球资源，从而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7-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