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大部分的瑞典人享受到了减少税收的好处，所得税平均减少了10%到20%，瑞典的经济改革政策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或者说为了振兴瑞典的经济，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了瑞典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时期是如此，在后来的中间偏右政党的执政时期也是如此。政府对主要的产品和服务减少了控制，通讯，电力，道路运输，铁路，出租车行业等，政府更多地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管理手段。

打破垄断和经营许可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推动私有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一时期瑞典的经济效率。但是“人性服务”的理念仍然是必须的，用税收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福利计划是考虑到了儿童，老人的需要，是考虑到了教育，其它公共开支的需要。

90年代的改革给瑞典带来了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改革取得了成效，瑞典的增长率在90年代的中期开始上升，从1970年以来，瑞典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有三分之一左右，现在这种差距已经消除了。即便如此，瑞典仍然是一个以高福利为特色的国家，从最近几年来看，在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口中，大约有23%的瑞典人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各种不同的福利项目，比如，残疾人得到了政府暂时的或是永久的福利帮助。

去年秋天，经过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的政党做出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承诺，新的政府公布了对国有公司进行私有化的方案。政府致力于改善小企业的条件，增加个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选择权。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已经废止了继承税，现在的政府则废除了财产税，政府还小幅度地降低了工资税，小幅度地降低了普遍性的福利水平。按照林贝克教授的介绍，现在的瑞典人也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社会福利优先，需要增加政府的预算；另一种态度认为，经济增长优先，需要使人们的工作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报。

按照林贝克教授的看法，今天的瑞典似乎又回到了“第一种瑞典模式”的时代，60年代以前，瑞典就实行了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只是在6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了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建立起了一套“高税收，高福利”的“第二种瑞典模式”。

虽然今天的瑞典在探索“第三种瑞典模式”，引进更多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成分，但是，瑞典还是一个对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强烈向往的国家，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计划，支持以税收为基础来建立支持这种福利体系的财政体制。同时，更多地应用社会保险的体系，商业的保险项目也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虽然瑞典的国家福利制度的作用在下降，但是，林贝克教授估计，瑞典政府的公共开支不大会低于占GDP的比重53%的水平，而目前瑞典政府的公共开支的费用占到了GDP比重的53%。

在瑞典，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政府应当承但更多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就是这些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瑞典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更多强调市场的手段，比如，排放污染物的价格是多少，企业减少排放量也就降低了成本，而不是简单地用数量控制的方法。

瑞典有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而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潮显然与这种传统相违背，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特色，还是在自由市场的经济道路上走得更远？这就要看瑞典如何实践“瑞典模式”了，目前的趋势是不是一个长久的趋向，还不能判断，按照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林贝克教授的看法，瑞典的下一次的大选是在2010年，到那时，瑞典的社会经济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可以见分晓了。

从“瑞典模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段，不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问题，完全依靠福利经济的措施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发展动力问题。于是新的瑞典模式就在寻找一种平衡的机制，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产品和服务的充分供应的问题；用政府调节的措施来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福利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瑞典非常相似，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尖锐，需要在解决中发展，在发展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