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令人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媒体一个个象中了邪似的，大演宣扬专制有理、专制合法的《英雄》剧、（因有此功，始作俑者张艺谋，竟然得到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奇迹：他的电影竟然准许在中国独立上演了半个月，大赚了一笔），大禁民主剧，大倡帝王戏，作出大踏步复辟帝制的舆论架势，还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既然舍不得到手的家产，我涣涣古国，又何尝不可再做一做帝国的美梦呢？
拾遗四：何来为李鸿章翻案
在《走向共和》中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北洋水师大败，李鸿章推托责任说，主要是帝师翁同酥干的好事，“北洋水师已经有五年没有领到经费了”。
北洋水师五年没有领饷是事实。但是，以前所花的军费呢？是不是就真的用在了水师的防务上了？
电视中的几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问题。先撇开借口筹措资金为慈禧太后修园子不说，单说当醇亲王将视察北洋前，李鸿章到了天津，结果发现弹药库完全是空的，而弹药箱里却是充满着砾石。为此，李鸿章第一次对自己的亲信开刀，杀了曾救过自己的亲信，以正党/纪国法。
后面接着的，就得是落实、查办问题。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的审计机关“公布结果就是结果”一样，李鸿章也同样并没有把这笔款子给追回来——至少在剧中没有了下文。那么也就是说，公布不公布都一样——钱，是没了。也即是炮弹同样还是没有了。
在朝廷大起之时，李鸿章曾慷慨激昂、仗义直言：“你们知不知道，在检阅的时候，定远号只有一发炮弹！”——还真亏他说得出口！作为一军主帅，当主力舰队只有一发炮弹，还能安享荣华，风流倜傥、一派儒将风范。由此也可见，李鸿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帅了。仿佛只要有为此负责之人，他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他自己就可以清白了。
剧中可见，所谓北洋水师，也即是“李家军”。按照常理推断，没有了北洋水师，也就没有李鸿章的一切。否！只要是能得到慈禧太后的嘉许，就永远都可以保全地位。这正应了百年后的中国的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因此，在主力舰，都只有一发炮弹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急。这似乎与他无关。
百年后，某个党派的领导人曾多次告诫，如果任由腐败继续下去，就会腐败就会亡/党/亡/国啊。我看此言非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是例子。但是我也得泼一小勺子凉水——你说了等于没说！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他就是死到临头都不会清醒，你看李鸿章唯一的家底就是北洋水师，他又何曾急过？抗日战争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们又何曾不想到一旦江山易主，就会没有一切？结果又如何呢？几乎每一个贪官忏悔时，都会说对不起他们党的培养云云，但是那前仆后继的贪官们，在贪婪地聚敛财富时，又有谁曾把自己和他们的党派及其产业的命运，作此消彼长的联系？
感慨所及，现在还是得把这桩公案给说清楚。我们可以再看下一个细节：
在广州巡抚衙门前，孙文在作演讲，他说，有一个服役后开小差的海军说，“他们买回来的炮弹，竟然是一船的煤碴！”
那么也可以说北洋是买过炮弹的，只是被一些贪官给吞掉了。前面数千万的军费，换成的是煤碴、是砾石，那么光说“五年没有军饷”，就难说只是翁同酥的责任了。
《走向共和》说清楚了签订《海关条约》的过程，为李鸿章“卖国”正了名，但是清政府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李鸿章的管理上的罪责，则是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抹掉的。如果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我看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一个“害国贼”！
拾遗五：捍卫国家利益、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的先驱
《走向共和》有几个类似的场景，叫人印象深刻。
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正值她欲归政光绪，到頣和园颐养天年。当时主管财务的大臣，把国库资金已经耗尽，修园子的资金已经无以为继的情况，报给了慈禧。这令慈禧大为不悦。
她说，就是农家的老太太，做六十大寿，也是要做得热热闹闹的，人家看了也说这家人家的孩子孝顺。作为一个大国之太后，竟然寒碜了，损失的是国家的颜面，人家国家看了，也会欺负我们。
因此，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清政府竟然是到了连保卫国家安全的军备都顾不上了，倒是倾全国之力，来捍卫国家利益——修頣和园。
虽然，依照当时的极度腐败来看，就是不修这园子，那买炮弹的钱也会给贪官给贪了，但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脸面，慈禧太后直接把买炮弹的“捐”和贷款硬是给占了，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人说：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次，甲午海战之败竟是直接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有了关系——而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利益！
话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训政”，软禁光绪于灜台。此时，爱国运动已经不断兴起，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当其时，康有为在日本（拿百年后的语言，也应叫“卖国贼”），“挟洋以自重”，倡导政治改革，把光绪皇帝在国内被慈禧软禁的事，公之于国际社会。
而奇怪的是，从古以来，一直唯恐中国稳定发展的国际社会，也和现在一样，竟然也干涉起中国的内政来：要求中国政府继续进行政治改革，要求“守旧派”慈禧太后放弃“领导核心”地位，归政于“改革派”的光绪皇帝，并明确表示国际社会只认“光绪”二字！
义和团的爱国运动的更加高涨——德国的公使在北京给爱国者给杀了。从而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此时出现了一个慷慨激昂的一幕：
在宣战动员会上，慈禧太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她说，外国势力在几十年前的道光年间，带着鸦片来了，结果我们割地赔款，现在又开始干涉起我国内政，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利益，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也要和他们拼到底，就是把列祖列宗的江山拼光了，也在所不惜。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中，慈禧太后又一次，把自己与国家利益直接联系到一起，把外国逼她下台和国际社会只承认光绪皇帝，称之为“为了国家利益和反对干涉我国内政”。。。。
我倒想起现在的一些现象来。一些贪官为了掩盖其贪脏枉法情事，往往对上/访申诉求公道者采取措施时，往往也打出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口号，讲到这些上访者，往往并不说具体的案情，而是用“个人问题”来代替。对于贪官来说，就象慈禧太后一样，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反对他们、揭发他们，就是破坏稳定、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外国势力甚至是新闻工作者的介入，就是干涉我国内政。
百年过去了，该是为慈禧正名的时候了：她其实是一个捍卫国家利益，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的先驱。
拾遗六：凤凰、草鸡和草包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昔日威风八面、极尽尊荣的慈禧，转眼之间，梳起了北京老太婆的发髻，从一代领/导/核/心摇身一变，由凤凰变成了草鸡。
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搞经济体制改革，但到1894年甲午海战，仍然是一败涂地，与日本签下“城下之盟”的《马关条约》。而到1898年戊戌变法，准备进行政治改革，奋发图强，却又只搞了短短三个月，就又恢复旧制，又开始搞经济改革了。结果到1900年又是八国联军，这次签的却是“城”中之盟了。用李鸿章的话就是，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
逃到陕西的慈禧，这时开始哭哭啼啼地哀求荣禄，怎么样想办法保住她的性命。一向对她唯一命是从的荣禄，倒是和她捉起了迷藏。于是这个容貌尚有留徐娘风润的老太婆，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卖起风情，由过去的一言九鼎，一变而为苦苦哀求的俏媳妇儿之态起来。。。。
想我大中华，怎么尽是落得这样一批所谓的“政治家”，天天讲政治，却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妇人之手？草鸡乎？草包或是绣花枕头乎？
一定有人会跳出来，打抱不平。如此弄权高手，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草包呢？如此深通权术的领导核心，怎么会是一个绣花枕头呢？咸丰之变，计杀八大臣，临危而不乱；戊戌变法，她力挽狂澜，成为一个挽大厦于将倾的舵手。就是被后人称为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只得轻轻一句，就倒在地上，大叫“太后饶命，太后饶命，中堂大人！中堂大人救我！中堂大人救我！”
权力是一根魔杖，有了这根魔杖，整个人就神了起来。其实，依我看历史规律都是一样，草包本就是草包。只是时势使他进入了权力核心。
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为无所不通、天纵英明的英/明领/袖了。但是历史上却偏有一些草包，因为得时势之力，成了叱咤风云的英明领袖。
而一旦成为了英明领袖，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了。于是，农业他也懂，工业他也懂了，圆子鸡构之类，也谈一点个人看法了。就是世人也奇了：若是个草包，怎么其他聪明人、当世豪杰、“大将军”、开国元勋却都死在他手里呢？你不看（她）他现在一副熊样，谁就不知道，这正是她的政治手腕呢？
人们反过来会问：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是既然本是一草包，如果没有过人之处，又怎么可能会取得这根魔杖呢？但是，历史却往往如此，一些连稿子也念不通的人却曾经占着不是一般人可以占到的位置，发挥过不是一般人可以发挥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我都不敢举出来了。
看到这里，我唯有苦笑。。。。。
拾遗七：从杨度与孙中山之争看政治体制三种形态
在《走向共和》三十二集里，有一段杨度与孙中山的“立宪”与“共和”之争。杨度主张“君主立宪”。而孙中山主张“共和”，主张建立民国。
在几年前，我提出过一种全新的社会阶段的观点，现在基本上被大家接受了。那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表现在政治体制来说，其实只有三种：帝国、党/国、民国（非国民党的“民国”，而是民主自由国家）。
先说帝国制，这种体制已经确定了国家的主人，那就是帝王家。虽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理学中，已经把国家作为一种公器。
黄宗羲在他的《原君》中，就对帝王的所有权提出过置疑：指一些帝王“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并举出汉高祖对其父夸耀“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来对帝王对国家的所有权的怀疑和抨击。提出了国家本是人民的国家的观念，指出帝王之家把国家作为自己的私产，结果往往在改朝换代中，家破人亡遗祸子孙的结局。
但是，在普遍的意识上和君主自己来看，他们就从来就是把国家视作他们的产业的。三国时代的司马昭在幼时，就曾为此感到不平。因思“学得文武业，献与帝王家”，而拒绝练习武艺。
在帝国时代，往往把天子作为一种受命于天，以增强其合法性。在帝国时代，往往要制造一些神话，来强化其皇家的高于一般常人的特性。比如，说到帝王之死，就是天昏地暗。当一个帝王无道时，则也是天庭震怒。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传说中说一种叫“杞札”，就是因为在一个帝王蒙难时，躲避于山林，结果有一棵这样的小树，因为刺痛的皇帝，皇帝说了句：“杞札里扎胯，一世做不得锄头把”，因此这种树就再也长不大了。这种把皇帝、帝王家神化，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神话，其目的就是在于增强其受命于天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设的。
有此神化作为基础，就在此之下，为了保持这种“神化”地位的稳定，在传承上就必须通过血缘来继承。皇家血脉一断，就无法再有说服力了。而在社会秩序上，则要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前提。并且还得从道德伦理上来加强强化。从而成为一种完整的一种国家政治体制。
在这种国家中，帝王是绝对的权威。所谓独/裁/专/制的一个典型。采取的是个人“领/导/核/心”，皇帝的话是“金口玉牙”，“某某某说了不算，只有我说了算”。当然在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即建议权。在过去的帝国历史中，就常常出现一些忠臣直谏的例子。个人提意见，打报告汇报情况，都曾认为是忠臣的一个标志。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得由帝王自己来“集中”。
接着下来的是党国制。在中国就有一个典型，那就是统治中国数十年的国民党政府。这种体制其实是一种过渡形态。
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则来自于党派。其实党派本就是一个群众组织，要强化他的合法性，就在于树立一种“主义”。他们已不好意思说国家的所有权，就是他们组织的了。你要问国家的主人是谁，他会毫不犹豫，眼睛也不眨一下回答：人民的！你要问国家的权力是属于谁的，他同样会以最快的速度回答：属于人民！而是当你要问谁来领导管理国家，他则也会毫不犹豫：党！所谓党，就是国民党所说的“本党”、“我党”而言。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把国家作为一个银库，与夺与取。把他们的组织扩大到每个国有资产中，以国养党，把他们的党派置于国家之上——你绝对不要认为这是很滑稽的事。
为了强调组织的合法性，他们往往宣扬他们是人民的救星。没有这个组织，则人民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还更露骨，说这个组织得多少多少年国家方保无虞。如蒋介石就有过方面这样的论述。
这种政治体制，由于是以组织形式出现，所以如果再树以神化地位，然后以“子承父业”来传承，就难以成立。因此，往往就只有采用个人接班制。虽说是蒋介石把位子传给了其子，但是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帝国制残留而已。
为了保持这种体制的权威，这种体制沿袭了帝国时期的个人/领导核心决策制。一个领导的讲话，都会当成一个宝似的组织学习、传达，甚至一些有文化的人还作懵懂之态，几十年如一日地装腔作势地“研究”起来——其结果绝对不会是无价值，而必须是无价之宝（如果这名领袖没有倒台的话）。而其目的，就在于神化，以个人崇拜来强调其无上的权威。
权威或是威权，就必须从体制上一以贯之。不然，讲话高深了，但没人按照办，就等于没有权威。而且还得把“金口玉牙”来作为一种潜规则，一旦说过了的就是错了，也不能更改。因此死不认错，也是党/国的一个基本特征。
由于没有血缘的优势，没有血统的高贵，来作为合法性的根据。其政治家生涯，往往也是半路出家、个人授予，因此这种体制的神化，往往只有一途——对领/导/核/心个人能力的神化。
于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混混，甚至是十足的草包，只要得到了权力，就成为了道德的圣人，成了军事家、文学家、新闻家、书法家、诗人、词人、农学家、技术专家甚至是原子学家。不一而足，在众多的“大家”之下，其背后就是贪天下之功为己有。张冠李戴、“赵冠”李也戴，“钱冠”还是李戴，“孙冠”也是李戴——这在历史上就出过不少笑话。比如一个煤矿的运动是另一位功臣去发动的，竟然是仍然莫名其妙地在一张宣传画上也“李代”了。因为这样的神化，几十年过去，虽然也偶然地爆出一两个笑闻，但是谁也不敢说。以至到后来，倒是都引以为神，竟然没有人怀疑了。
按照常理，军事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有的甚至穷一生精力都难以成就，就更不用说没有受过起码的军事启蒙教育的小学教师、当过几个月图书管理员、私家看门伙计的经历，竟然可以编得天衣无缝——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家。也有的实在说不过去就成了一个军事思想家、战略家。因为来得太过蹊跷，怕人不信，就只得把他称为天才了。
贪天之功为己有，往往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当出现一个真正的能人和过去的功臣，往往就成了出头的椽子先烂，对功臣、能人往往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迫/害。形成一个负筛选的传统。因此近百年来，一将功成百骨枯，而且一帅功成，也是百将倒——这是必然。
最后一种体制就是民国制，此时最高首长成了一个虚位的、象征性的君王。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一切权力规之于人民，一切权力受到人民的监督。这种体制才成为一种最完美、完善的政治体制。
民国制作为一种终极完美的体制，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这也是一种理想。而且三种体制虽然存在着时间上的递变关系，但并不存在父子关系。
杨度与孙中山谁也没有说服对方。但是现在我们还把百年前的帝国与民国之争来作为争论的题目，则是一种妄图复辟的一些人的阴谋。
拾遗八：帝国是独裁专制的最完美体制
慈禧太后在历史上声名狼藉，除了“女人不能干政”，这种传统歧视之外，主要还是和其以武力方式结束现代政治改革“戊戌变法”，有着莫大关系。
“女人不能干政”作为性别歧视，不提也罢，就说慈禧粉碎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杀了六君子之外，也只不过剥夺了光绪部分权力、出而训政，只到国无大事之时，才放光绪于瀛台罢了。
将她比之于其后的那个常爱装神弄鬼、不懂装懂、一朝得志，则杀尽功臣、甚至连帮过他们的知识份子也不放过的流氓混混来，用现在的话说，她还应算得上比较讲“政治文明”、圣明、大度的君主了。
不过，如果光以慈禧与“混混”的个人魅力和风格来比较，似乎还有欠公允。
从政治体制来比较，观之帝国、党国，作为同属于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有着高下之分。帝国政治体制，作为一个雄驻中国四千年的政治体制，自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即是说，帝国制，本就是一个完美的独/裁/专/制体制。而党国制则本就是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要他一个图书管理员和看门伙计出身的人，做得更好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夫帝国者，其实也就是家族统治、家族产业。纲常既立，财产归属已定。也即是现代的所谓“产权明晰”，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守住产业，家则兴；守不住，家则亡。因此，虽然历史上常有有窥伺者，但只要帝王能专心治政，往往更能保持稳定。
再加之，数千年的改革探索，中国皇家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民主集中、民主决策机制。作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力量和执政水平，数千年来，皇家一方面广泛地发扬民主，通过征求各方意见，然后由由皇帝权衡利弊“集中”决断。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保证了办大事的效率。另一方面，更有一个其他任何政治体制下的统治者都无法比拟的是，皇帝有着一种对家族兴衰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国家的领导管理负责，就是对家簇负责和自己的身家性命负责。因此，我们看到，只有当一个王朝即将崩溃之时，社会才会极端腐败。
由是看来，作为帝王之家，有着如此这样高度的责任感，还有其他任何一种责任感可以比得了的吗？正是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有不广泛地发扬民主，听取更广泛的民声、民意，招贤纳士，为己所用吗？正是有其强烈的目的性，还会容忍遇事推诿、相互掣肘、相互拆台吗？正是有这种强烈的目的性，人民是“练得文武艺，献于帝王家”，那么皇家还会有嫉贤妒能、浪费人才吗？同时，因是自家的产业，自然就对之管理极严，还会容忍腐败任意滋生吗？
而党国政治体制则不同，明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却又要做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样子。一方面是主人成仆人，名不正，则言不顺。另一方面，又怕其家产真正“归于人民”。
由此一来，怕的就是还国于民，还会广泛地发扬民主，听取更广泛的民声、民意吗？怕的能人超过自己，争夺王位，还会招贤纳士，为国所用吗？竞争激烈，敌进我退，还不会容得下能人志士吗？还不会相互拆台、相互掣肘吗？还会不嫉贤妒能、压抑人才吗？同时，因本不是自家产业，还不会产生捞一把走人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会不容忍腐败任意滋生吗？
正是如此，往往党国自始就已现帝国崩溃时情状，要么是瞎折腾，弄得饿孚遍地，要么就如一个没有家长的破碎之家，弄得盗贼疯起、连监守都自盗起来。正因为如此，我中华各帝国历史心四千年余年，虽改朝换代数十次，但几乎每个王朝都有数百年历史，而蒋家王朝呢？却只不过风雨飘摇数十年而已。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既然想独/裁/专/制，就应该采用其最完美模式的帝国体制，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皇天后土，江山永固——这已经为四千年帝国史所证明。要自称是人民政府，就唯有实行民主体制，还国于民。只有这样才能使统治者与所有者成为同一主体，从来保持政制的内外统一和谐，而国家则长治久安。
现在，令人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媒体一个个象中了邪似的，大演宣扬专/制有理、专/制合法的《英雄》剧、（因有此功，始作俑者张艺谋，竟然得到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奇迹：他的电影竟然准许在中国独立上演了半个月，大赚了一笔），大禁民主剧，大倡帝王戏，作出大踏步复辟帝制的舆论架势，还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既然舍不得到手的家产，我涣涣古国，又何尝不可再做一做帝国的美梦呢？
拾遗九：政治正确比什么都重要
戊戌变法后，又遭遇八国联军之祸，太后、光绪一行从陕西回銮北京之途中，打算拟励精图治，维新变法。在其途中，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以此作为人才选拔的考题，结果选中了由心腹荣禄推荐的、饱学之士瞿鸿机，并拜为军机大臣。
从剧中看，瞿鸿机为人复杂。既有心眼小，嫉贤妒能、不能容人的一面，又有清正廉洁、办事认真的一面。在深得其他朝臣们拥戴、称许的同时，也因为与本为皇亲的庆王争得“揆阁”，而与庆王和袁世凯一伙有着官场争斗的不解之缘。
廉洁自律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幼稚地认为，他只要抓到庆王爱财如命、卖官鬻爵的短处、只要有了他们贪污腐化的直凭实据，则自己定然会在权力斗争中，稳操胜券。而他们的对手，袁世凯却最深得太后的机心，则一边是继续大胆地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贪污腐化，同时把斗争的重点放在靠在“政治上”来挖瞿的墙脚办法。
直到最后，两袖清风的瞿鸿机穷途末路时，才真正认识到“政治正确比什么都重要”。不过，瞿鸿机还算是一个明白人，当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的时候，想到的还是为其得意弟子——和他同样清廉的御使吴毓鼎卖了个50万两的“好价钱”（这是袁世凯要他假作弹劾的回报），结果自导自演，被贬为庶民回乡了事。
在帝国，国家属于帝王家，政治正确就是血缘的关系。用慈禧的话说就是：“自家人永远是自家人，外人永远是外人”。只要有政府，就必然会反腐，但是“家人”与“外人”却有别，这是一个阶级敌人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
对于帝国统治者而言，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血缘。以种族来划分出内部与外部。对于党国而言，则是立场。是以个人、推至党派的一种内与外的划分。他们所说的“政治”，并非指治国安邦的执政能力，而是站在何“队”，站在何人立场而言。因此慈禧常常说，“家事，也就是国事；国事也就是家事”。对于这点，一心只想搜集庆王腐败的真凭实据的瞿鸿机，显然是极其幼稚的。
现在我们往往会钦佩瞿鸿机式的廉吏，甚至也会取笑他的遇腐和幼稚，同时也会在现实生活中，为不时掀出贪官而欢呼。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些贪官，其实也不过是一群倒霉的“站错队、表错态”在“政治上”失败的一群。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官场竞争的一个侧面——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还是一个反腐英雄，转眼之间就也成为著名的贪官的原因。因没有任何监督的政治体制，而产生的腐败是无法以个人力量抗拒的，只是能不能让大家看到另一面罢了——这最重要的就是看他能不能保持政治正确！
(2004-8-22 21:55:38凯迪网络-猫眼看人首发,原名《应播映〈走向共和〉一百年不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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