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上)


 【内容提要】现在看到这里,以此军力和人的对比,想到抗日时期的军力与日本的对比,当时的国民政府,一个国家的飞机还不到三百架,而这竟然成了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英雄辈出的一个借口,认为两国军力悬殊,“蕞尔小国”的日本欺负世界第一大国,就应该是顺理成章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自隋唐以来,亦步亦趋紧跟中国的日本,怎么又从1868年起变法维新,到1894年就具有能够欺负中国的实力?这种军力对比,到底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

 

 

    看《走向共和》刚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

     慈禧太后建頣和园,已花去三千万两。但还有七百多万两的缺口。因此,李鸿章就忍辱负重,采取三项策略来为慈禧筹款。一是增加海防力量筹集经费为名,开了个海防捐,公开卖官,结果只得三百万两,就因张之洞上奏折给停了。二是李又以购买军火为幌子,向德华银行贷款, 又得二百万两。三是向各地官吏发动捐款。仅张之洞,就要求其捐一百万两。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海防力量如何?据李鸿章引述外国人的评价是:远东第一,世界第四。

    想不到的是,此举却惊动了“蕞尔小邦”的日本。当时正是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动明治维新之时。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军备竞赛正处在争持阶段,在一次天皇的视察中,日本军官介绍说,已经比中国的定远、镇远等舰的速度要快,军官向天皇介绍他说:“虽然日本军舰的速度是16节,高于中国定远舰的14。5节,但整体性能还不能与之匹敌”,并说,“按照帝国的观念航速高于火力,但是要支持这个理念,就得需要更多的军费,才能超过中国的军舰”。并说“清国用大量的金钱建设水师,最近又增设了海防捐,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而随行的首相伊藤博文则反驳说:“清国人民光是为他们的太后祝寿,就已经用掉了三千万两银子,这般强大的国力,这难道是我国所能比拟的吗?何况我国连烟草税和药物税都投给了水师,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况且竭泽而渔,国会也不会答应”,这时天皇马上提出,把他的私产每年拨出三十万给水师。为了感动国会和国民,随后天皇就开始了每天只吃一顿饭“禁食”活动(这个禁食,直到甲午海战战胜中国才告结束)。

    两国一个真一个假。向世界做假的中国,不但哄自己、哄世界,同时更是激励了对手。朝臣间,则因为为中国拥有了世界第一流的海军,而骄傲而猜忌;世界则为中国有如此强大的海军,而顾忌;日本则为中国有如此强大的海军,而寢食难安,奋发图强。中日的军事实力对比就是这样形成的。

    现在看到这里,以此军力和人的对比,想到抗日时期的军力与日本的对比,当时的国民政府,一个国家的飞机还不到三百架,而这竟然成了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英雄辈出的一个借口,认为两国军力悬殊,“蕞尔小国”的日本欺负世界第一大国,就应该是顺理成章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自隋唐以来,亦步亦趋紧跟中国的日本,怎么又从1868年起变法维新,到1894年就具有能够欺负中国的实力?这种军力对比,到底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

    同时,由“哄自己、哄世界,到激励了对手”,也想到我们现在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现在这个称号,竟然也成了我们吹牛的资本,这又是不是一个新的骗自己、哄世界、激励对手的一个新的开端呢?

    待到有朝一日,当天朝的迷梦再次被越南或新加坡等等其他“蕞尔小国”所粉碎之时,我们是不是又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谓国力对比的数字,来作为我们“英勇抗战”的证据呢?

    1868年之中国之强大、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之兴起,其声势之浩大和实际上国力之外强中干,正如2004年之中国。以所谓“富国强兵”来抵挡、回避国家强盛最根本性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中国还想重蹈历史之覆辙吗?

    我看,《走向共和》至少要在中国演上一百年不动摇,才是真正的强国、兴旺之道。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醒过来,庶几中国永无兴旺之日矣。

 


拾遗一:醒醒吧,兄弟姐妹们!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到日本办学:

    “民权”孙中山在黑板上写上这两字。

    学生问,什么是民权?(没看这一节之时,我也一直疑问,可见孙先生近百年前的努力,已是白费)。

    孙文说,民权就是民主权利。

    学生问,什么是民主权利。

    孙文很来劲。他说民主权利就是普选,通过行使选举权,选举立法、司法、行政官员。如果他们腐败,人民就可以弹劾他。如果他跑了,下次人民就会通过选举把他选下去。

    这时,孙文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人。他就青海敷衍了同学们一下,然后是放学了。孙文这才迎出来——门外之人,正是他的哥哥,一直在支持他的革命经费的亲哥哥。

    两兄弟抱在一起。他哥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他做的事业。

    他哥说:“已经卖出2000头牛,但要是等到开春再卖,价钱就好多了。只是你要钱太急。”

    孙文说:“不不不,不是我要得急,是事情太急”,顿时又来了激情,他说,他在逃亡中,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又到了日本,“我是接触西方先进的文明,就越是感到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灾难深重。我感觉到我们的民众还在沉沉昏睡,我真想站在泰山之巅,大声一呼:‘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

    看到此处,我又一次掉泪了,现在孙文离我们而去已近百年,歌颂帝王,甚至直接抨击民主,仍然是当今时尚,中国人何时又醒过了!

 


拾遗二:“经济(体制)改革”非“改革”,乃“变事”也



    光绪皇帝变法前,召见康有为:

    在圆明园旧址,康有为与众弟子在猜测皇帝召见会问什么问题。

    一弟子曰:皇帝会说,我大清同治中兴以来,法一直在变,建了新学堂,办了新实业(“历史”在骗我们,在我们的中学时学的《中国历史》中把这移花接木,认为是“百日维新”才做的),船政、铁路、练兵,都有起色,这不是始终在变法吗?康先生所言之变法,与我大清始终之变法有何不同?

    康有为试作答:皇上这样问,问得对,我大清一直在变,但这都不是变法,而是变事。法者,事之纲也,事者,法之目也。臣相信数十年来,王公大臣都谈过变法,但所言者,实在都是变事。所做者,更是枝节,而非根本。皇上圣谕,国事不可为,臣以为事情不可为,乃体制不可为也。甲午一战,便是我大清三十年(也即是三十年的清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办事的试金石。。。。。

    大殿之上:

    康有为对答如流。。。。

 

 


拾遗三:百日维新失败责任应在光绪



    慈禧太后搬进颐和园后,虽然闲下来心里有些失落,但是对光绪皇帝还是竭力支持的。

    光绪欲变法,荣禄引见康有为。康参与朝议后,光绪连罢数官,各官员急时抱佛脚,俱向慈禧诉苦,慈禧顾全大局,闭门不纳。

    直到光绪罢免慈禧重臣李鸿章(李常称“太后之事无小事”),才引起她的不满。此时,正值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访中,慈禧一时间国恨家仇涌上心头,当光绪准备将之延为顾问时,立时表示反对。她认为应该是自己出山重新执掌军国大权的时候了。

    但是,当她亲自监听其与伊藤的会见,听其打消了延请之为顾问的念头,一时放下心来,仍回頣和园静养。此时,她只是有一种担心,但仍对光绪有着某种希望。

    光绪皇帝推行政治改革的决心难筹,奈手无兵权,他感到了一种危机。因此,听信康有为之言,提拔袁世凯为兵部侍郎,欲与慈禧分庭抗礼。直到事情败露,慈禧愤而亲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后人往往念慈禧太后阻挠政治改革,遗祸国家,实在有欠公允。慈禧太后以国家为念,数拒朝臣离间,实为难得;光绪帝一日数令,过于激进。特别是直接伤及慈禧近臣,甚至欲威胁慈禧的生命,怪不得慈禧不怒,百日维新之败实与光绪经验不足,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平衡关系,稳步推进改革有很大关系。

 

(2004-8-22 21:55:38凯迪网络-猫眼看人首发,原名《应播映〈走向共和〉一百年不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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