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观晚清的历史，是慈禧太后专权的历史， 也更是北洋三代人的历史曾国藩创下了北洋的基业，李鸿章守成不易，终至甲午一战北洋几乎丧尽，然后又由袁世凯重振北洋。慈禧太后倚重北洋，以其军事实力，定乾坤；国家倚重北洋，以向洋看世界，奠定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正是北洋的军事实力，终于通过辛亥革命的“南北议和”，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百年后，也是北洋的招商局的袁庚，拉开了现代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拾遗之十三：孙中山，千秋功罪谁与说？
一九一一年，革命党武昌起义揭开了清政府灭亡的序幕。其时，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队前往武昌镇压。孙中山在国外闻讯，则立即取道上海到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呼百应，云南、广东、浙江等十一省相继宣布独立。彼时，如南北对峙，则必致国家争斗不止。民国虽立，却形同虚无，不但经济无以为继，也并无任何军事实力。因此，向袁世凯妥协，实为推翻帝制的必然之路。
一九一二年，经孙中山与袁世凯协商，终于达成，以临时大总统之位为条件，袁世凯易帜以民国，逼清帝逊位。同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袁世凯“当选”（百年以来，中国主流政治体制中的权力移交和授受，从内容到实质都采用了这种“当选”，无一例外）为中华临时大总统。
曾有谓，当辛亥革命胜利时，事属仓促，孙中山奔回国内，自树临时大总统，是为好大喜功。曾有谓，孙中山在革命时，曾与日本相约，以割让满蒙为条件，促日本支持，是为卖国；曾有谓，还在孙中山在国外革命时，只为募捐，而无行动，遭国人抨击，才组织起义，是为做态；更有谓，孙中山为“乱臣贼子”，使中华百年生灵涂炭，动乱不已。
孙中山革命三十余年，就当时威望，回国振臂一呼，成立民国政府，实为理所应当。以其同兴中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当时把满族作为外族来看待的。在民国政府《清帝逊位优待条件》中，也有“清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视满清为外来政府，当然地把其发脉之地，“割”给日本又卖的是何国？孙中山革命三十多年，起义凡十余次，又何来做态？孙中山提倡建立共和政府，提倡人人平等，指为乱臣贼子。只能说明，百年过去了，代代相传，我们想着的还是引诱人民做“臣”做“子”，甚至一时头脑发热，还想做起再做一做家长起来，实乃民族中独裁专制的作为一个历史现实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笑柄，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和目标，仍然存在在一些人、一些党派的梦幻中。
孙中山当时就明确表示“四年届满即退休”，为了实现共和，则更是自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袁世凯一直不信，疑为孙一时之计。百年后，一些党派，窃国而猴，一些流氓混混，以吭蒙拐骗制天下，更是与孙中山南辕北辙。孙中山的辞职之盛举，其大度为国的政治文化内涵，也早被政治家们置诸脑后。更有甚者，到现在还有一些还是疑窦丛生，怪论百出，作出种种小人猜度情态。
百年中，党国煌煌，代代相袭，视国为质，魑魅狰狞。百年后，一代一代流氓“政治家”视国家为莫大产业，绑架往还相袭。视权力为命脉，往往是生命不息，权力不止。有的，为了位子，争来倒去，或是惹来杀身之祸，或是杀人以保位，还有的草包，葱管充象，打扮得自己无所不能，竟称万岁，为万世唾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九一二年的《中华临时约法》中确立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百年后竟然还为中国学者和“世袭”政治家争得死去活来，直到去年修“宪”才得以勉强在作为装饰品的《宪法》中得以确定。
面对历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来评价百年前的革命先驱，我们除了作小人之想！
党国煌煌，如果说孙中山算中华民族民主共和第二人，那么还有第一吗？他算民主共和第一人，还有第二吗？
——我们的奴才们！
拾遗之十四：北洋，中国历史性误会的选择
历史走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与其说晚清的历史,是慈禧太后专权历史，无庸说是三代师徒的历史、北洋军阀的历史。他们的名字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
一时障目，不见森林。百年前，在鸦片战争中，被洋人的枪炮打怕了的中国人，记住了那精致、威力无比的洋枪和炮口。就象一具具木偶，在闪躲间，已经来不及看到那先进的洋枪洋炮背后所緼含的“点金术”、制度优势和发展的源泉，而把过去视为奇淫巧技的枪管、炮管、造枪管炮管用的钢铁作为了目标。
甚至还曾有一个幻想家，发狂地认为只要有多少吨钢铁，就能超英赶美，因而发动了全国性的大/炼/钢铁，结果给民族带来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这当然是节外生枝的后话了。
于是，在天朝的迷梦被打破的时候，他们的梦想却并没有破碎。在这百年中，在经济（体制）改革、富国强兵等形形色色的“洋务运动”旗帜下，百年中国一直在自我奋发地在“发展经济啊，发展啊”、“只要我们的经济好了，人民就会拥护了也”声中，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主旋律。与之相应的是为着怕动了“我的奶酪”而发的维护稳/定发展的旗帜，而终于一次又一次地献出中华民族的奶酪、一次失败到失败，一回回从恶梦到恶梦。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精神病人的干扰，但每一个重要的时期，都有一批仁人志士，来一个拨乱反正，重新高举起发展经济的旗帜。“经济”、“稳定”——这一本来是标、结果的东西，竟然成了发展手段。经济、稳定代替了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每及此，“过去曾经阔过”的数千年科技、“四大发明”，都已经抛诸脑后，经济发展、稳定谱写出百年中国的发展史、荣辱史、兴废史。
北洋、北洋的三位老人，成为中国晚清历史上最重要力量、最重要人物，甚至到百年后同样的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过去的“北洋”——招商局，也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洋“大臣”、现代改革开放的先驱——袁庚，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曾国藩组湘军，扫除太平天国，力挽狂澜，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作为他的得意门徒李鸿章先投于门下，次组淮军，从而奠定了其军事实力和北洋的基础。李鸿章则着意培养袁世凯，组建新军，从而三人成为北洋的衣钵的三个著名人物。
通观晚清的历史，是慈禧太后专权的历史， 也更是北洋三代人的历史曾国藩创下了北洋的基业，李鸿章守成不易，终至甲午一战北洋几乎丧尽，然后又由袁世凯重振北洋。慈禧太后倚重北洋，以其军事实力，定乾坤；国家倚重北洋，以向洋看世界，奠定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正是北洋的军事实力，终于通过辛亥革命的“南北议和”，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百年后，也是北洋的招商局的袁庚，拉开了现代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从清王朝，到民国、共产党的共和国，北洋就象一个驱不散的影子，成为中国求发展的根源。但是正因为中国选择了北洋，才永远也摆脱不了洋务运动的藩蓠，才使中国永远只盯住了那精致而威力无穷的枪口和炮口，永远只在探究那制枪造炮的钢材和火药。
北洋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她和她后来的产业，对于中国，她不可能再承载超出枪炮和科技，更为深厚的内容和底蕴。不可能带来超出实力对比这个结果的后面的政治体制资源和必然的因素。
就是在百年后，北洋的招商局的现代掌门人、发起中国现代的第一场经济改革的袁庚，当他在蛇口进行他的政治改革的试验，进行中国近五十年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开放报纸批评政府之先河的时候，中国现代化导师邓小平，所看到了也不过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新洋务的口号，而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却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百年中，只在这买枪炮——造枪炮——再开放，再买、再造的怪圈里。百年中，从“洋务”到“改革”到“开放”，而从来没有过任何新的内容，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内容，只不过循着有了枪炮，就有了稳定；而从中也可找出有了科技，就有了军事实力，有了军事实力，同时又回到有了稳定上。于是，中国与北洋不过是“经济”加“稳定”的圈子里徘徊。
百年洋务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已经不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答案了。
拾遗之十五：假如袁世凯没有称帝
这曾经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完美、过渡最顺利的革命。
武昌起义，全国纷纷响应，北洋军队按兵不动，积重难返的清政府顿时土崩瓦解。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国民主共和国（到今天我才知道，这才是“中国民国”的正式称谓）几乎以极小的代价，一蹴而就。其年为农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评价这一革命的不完全性，甚至可以用欺骗的手段，来歪曲、抹黑这段历史，以达到增强我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但是，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作用，却是永远无法抹煞。
同时，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正是有了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和其“忠君”以“报国”的伦理观念，从此在逻辑上归于荒謬；那个曾经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皇权的崇高，转眼之间，成了笑柄。正是建立了这种新的逻辑和秩序，才使后来的六年中袁世凯称帝、张勋的复辟和抗日战争中的伪满政府都必然地昙花一现的原因。我们试问，在百年中，还有哪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可以与之相比？
——假如历史也可以假设：这曾经几乎是世界历史上最完美地开始的一场革命。又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让我以《走向共和》中浅显的历史图景，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一、共和初建
“假如袁世凯没有称帝”，这一假设并非无端假设。
武昌起义，孙中山从香港入广东，然后乘船至上海，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此时，北京已经没落。光绪、慈禧仅相差一天，而撒手人寰。慈禧为了保住军权，而亲小人远家人，终为满清政府的家族统治留下了致命的根源。由慈禧所豢养、扶植的袁世凯羽翼已丰，军权在握，为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武昌起义，全国十一省纷纷宣布独立。而由袁世凯嫡系的北洋军队也按照袁世凯的按兵之计，而迟迟不以发兵，终至清庭对袁世凯妥协，委以“南北议和”重任。此时，孙中山审时度势，终以临时大总统作为交换，以遵守《临时约法》为条件，终致袁放弃保清室，而归于共和。
一时间，全国气象万新，参议院、国会相继成立。世界各地的中国海外流亡民主人士，纷纷返回祖国效力。当其时也，百年苦难的中国为之一振。没有太多的流血牺牲，专制与民主宪政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和交替。
袁世凯在晚清时期，即是一个改革先锋，是清政府的官员中激进的改革君主立宪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邮电、警察的创始人。按照常人的逻辑，以作为宪政改革先锋的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并非偶然。
这主要处决于，袁世凯在其宦途之中，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创新就是他的本色。同时，袁世凯还以忠君报国著称，他本有着更多夺权篡位的机会：慈禧托孤时，他没有乘势称帝；南北议和之时，也有人一再摧请他称帝，他也只不过是付之一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如果篡位自立，则会被国人视为乱臣贼子，而只有共和，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只有全新的民主共和，才有可能号令天下。也正是有着这种基本的估计，促使孙中山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成功的可能，因此宁愿放弃权位，而愿意极力支持他的一个原因。使辛亥革命成为了一个历史事实。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一次共和革命的范例。
二、民国教父宋教仁被刺案和二次革命
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其位不保。慑于国父孙中山的威望，袁世凯在孙中山到北京时，极力逢迎讨好，多次请教有加。孙中山以大义为重，向袁世凯许诺不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选举，并许以连任。此时，袁世凯更是不会想到要称帝。 而此时的国会代总理赵秉钧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在江苏对自己总理的竞争者宋教仁下了毒手。
当时政法委还没有建立，地方官员还不能左右、控制司法。清末宪政带来司法独立，给宋教仁被刺案，带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后果：依法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
此时的袁世凯，还没有深陷其中。而是亲自在第一届国会的成立大会上，宣布了弹劾总理赵秉钧的决定。虽然，后来他做了手脚，置他的恩人赵秉钧于死地，但是他表面上的秉公执法，倒也可见一斑。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为此一事，竟然也算是给了国人一个交代——虽然还不太光明正大。
此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似乎时机还并不成熟。因此，黄兴和众手握兵权的国民党总督的反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此时，孙中山不是那么急，而是以国会制度之器，来与之进行政治斗争，似乎并不是没有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次革命的兴起，使袁世凯向专制之路，走得更快更远。
三、历史地看《新约法》，并无不当之处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正如袁世凯所说：“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发动的，我解散他国民党理所当然，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就是在新国会的选举中，当时的国会也是真正的投票，黎元洪与他的票数竟然是十分接近。因此，也可看出当时的选举，甚至比百年后的“某某局常委”、“人大代表”之类的“选举”，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抚今思昔，即可知世凯虽混，但犹可算迂子可教。
民国初建才二年。袁世凯提出对《临时约法》加以完善，也似乎并无不妥。当时的人民的素质还很低，如果仓促立法，势必成为一纸空文。当议员提出，他这样是“以行政权干预立法权”是违法行为的时候，他的回答，到现在都不过时：“我早就违法了。当时向外国借款没有通过国会，就已经违法了；后来对国民党宣战（二次革命），也没有通过国会，也违法了。可是如果我不敢违法，就整天听你们在国会瞎嚷嚷，贻误了战机，到现在国家还可能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就光从袁世凯的《临时约法》增修大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沿用，又何来“反动”之有？
在第一届参议会的黎元洪的讲话，也很符合实际。他说，在旧约法中，什么“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那些虚文，实在是无用的空话（现在我们就知道，本来就是空话了吧？——百年前竟然有此灼见！）。所以大总统一再强调。。。。”且听：第一条，大总统有宣战权，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勿庸经国会同意（沿用，只是词句不同）。第二条，中华民国官制官规，由大总统制定（现这条已废除，现在只有人大、也即是“参议院”能制定。当然这也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勿庸经参政院同意。第三条，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即现在的首长负责制）。总统任期每届十年，总统改选日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可以决定总统连任而不必选举（此一条也是近二十年才改变，有还曾出现死在任上的，他们还规定了任期，拿百年前就如此先进，可见其先进性非同小可）。总统接班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产生（这种提名制，沿用至今，可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就是在称帝之前，他所采用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我们现在的掌握新闻导向的一项基本制度，又有何值得非议之处？
四、称帝之举虽为蓄谋，但属偶然
现在我们看看这段历史，虽然袁世凯久来羡慕皇位，但是在他心中，也一直是认为“你看满清的帝王，哪有一个有好结果的？”，但是如果没有“筹安会”的极力推崇、全国各地总督、全体参政院的议员的“劝进”，特别是儿子克定以其欺骗手段，不仅借佣人之口，在一个晚上，说她看到袁世凯“看到一条龙”而受惊，更使他相信自己是“真龙天子”。最后，假造的各国“相继同意”其称帝，更是使他头脑发热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必然性的事件，袁世凯就天生会上演一场称帝的闹剧吗？
我看未必。
我们听听袁世凯自己的解释，与百年后我们的思想、甚至话语都基本是同一的：
田记者：在共和国当皇帝，你好大的胆子呵。
袁：你说的我也知道。可见民主是个过程，总得先集中权力，把国家先搞好（和现在一样把民主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然后。。。
田记者：然后就吾皇万岁万万岁了是吗？
袁：你还年轻，你不懂。（点报纸中的孙中山）不是只有他才想救国，三十年前我也和他一样，也在寻找救/国的药方。
田记者：总统先生你找到了吗？
袁：战乱、愚昧、受洋人欺负，这个国家积重难返，经不起折腾，也急不得，所以我需要的不是激/进主义，而是保/守主义政策。
田记者：那再也不可能保守到，再出一个“真龙天子”吧？既要共和国制度，又要国家稳定，大总统没有能力做到两全其美是吧？
袁（边走开边）讲：我可以控制这个国家，也许没有控制好，但我足可以造福人民，也包括你。。。
田记者：控制？总统先生，你好象在说养猪养羊，可是总统大人，人不是畜牲啊！
。。。。。。
拾遗之十五：国父的民主观念其实非常的薄弱
在《走向共和》中，二次革命是作为孙中山反对专制、实行继续革命的一个正面形象来表现的。这似乎也是共产党版本的另一个翻版：如果用他们的理论应该是如此表述的：“残酷的斗争现实，教育了人民，也使孙中山认识到靠立场不坚定的袁世凯是无法走向共和的”、另一种说法可能是这样：“孙中山终于认识到对于在历史上就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的袁世凯，不可能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呵呵。这一套，我还真说不象。一句话，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
他们这样认为，本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入的研究的孙中山，也这么认为就已经是一个很令人婉惜的：辛亥革命—— 一场世界上最完美的、不流血而实现的革命，就这样葬送在他的手里了！
也许这个说法会遭来一群“革命者”的强烈反对，一定会说葬送共和的是袁世凯！但是我不得不说非常遗憾，虽然我尊孙中山为国父，我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我缅怀国父的丰功伟绩，我甚至根本就是崇拜他，任何对他的亵渎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和他持同样的观点——就象当年黄兴先生一样。
从表面上看，孙中山是在袁世凯逐渐暴露了其反动面目后，不得已采取的一项反对抵制的行为。其实，袁世凯并没有“完全”暴露，至少还没有和“共和”彻底决裂。
我们先来看看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当时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改组，由五个党派合而为国民党。他们的目标是在参政院取得绝大多数议席，然后使总统受到不能为所欲为。这看起来是有一定的民主精神的，但事实上却是一种蓄谋的“架空”计划，我们且不说袁世凯本是一个旧官僚，就是以孙中山来论，如果对方有此打算，会作何反应呢？是不是会认为这很合理的？
如果说孙中山认识到袁世凯的“共和”是假“共和”，那么是不是只有孙中山的才是真“共和”，只要他做了总统，就会自动地放弃其影响力，自动的交出一切，而任人摆布呢？这是可能的吗？
——难道这就是民主的应有之义？难道限制权力，就是毫无权力可言？
无庸讳言，当时确实还存在着一种教条。一种没有目的的模仿：认为实行民主了。实行了“内阁制”了，就可以决定一切了。而总统只不过是名誉上的元/首了。这种想法真是幼稚得可以！
共和的真与假，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在制度上予以确立，以此来制约权力，当然是《宪法》的应有之义（当然我们的摆设性《宪法》，是另一回事）。但是应该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制约呢？是靠当权者发善心，或者是以华盛顿的胸襟，然后先确定一个圣器，然后才靠“自律”来约束完成？—— 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想法。
民主的真义，并不是因为领导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个人。如果如此则是一种民主自我的否定。如果民主也是一个需要素质才能实现的东西，那么既然素质都这么高都能廉洁自律还需要民主干什么？民主难道只是一个标签？一个摆设？一个标志？
——如果民主是这样，那么民主不就是“皇上圣明！”或是“先生圣明！”了吗？如果是这样，还要这劳什子民主干什么？
民主，也不是一部完整的《宪法》。《宪法》尽管完善如我们现在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尽管说得非常的“反动”（党语也），但又有一条实现过吗？
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也是某个组织不圣明了？
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之所以为民主，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足以抗衡的力量来制约。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宪法》文本的本身——本来它什么也不是！
列宁说：“宪法是写满人民权利的纸”。
对！就是一张纸！严格地说就是一个当然的一纸空文！如果没有力量来与之抗衡的话。如何使这一纸许诺的空文，成为现实，才是民主的本质所在——这不是一种赐予，而是一种实力的对抗的结果。其实每一个民主的交锋都是一场谈判，一种力量的对比。
历史上，一个草包经常说：“要民主！”、“要让人说话”。在他认为要给予人民主要给人说话的机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给人民主，人家就没有了。不给人说话的机会，人家就没有权利和能力说话了——已经没有实力来实现自己的民主的权利，已经没有说话的能力了，这有可能产生出民主，有可能有人说话的机会吗？
民主的实现，靠的是政治的力量。靠的是舆论的力量，靠的是集体的力量。这样就可以看出了其实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政治家，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民主的本质就是实力的对比、力量的对抗、利益的不断对撞。这难道是单靠某个阶层、某个圣人来“克己复礼”所能实现的么？这难道是圣人“自律”可能实现的么？
任何阶层都会有自己的利益，都会有保持和不断扩张自己利益的欲望和要求。在你认为他应该自律，在他则认为他应该“律你”，又何来自律可言？如果可以通过自律来完善共和，也即是不承认利益的冲突，也就没有必要讲什么民主了。
民主本就是利益冲突的最后的平衡状态。民主就是各种利益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与反斗争，攻击与反攻击，就是文明的搏斗，为了达到限制而达成的和谐与协作。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得平衡、基本的对等，才能取得一种共识。
由此可见，我们的国父、中国的华盛顿，就是到关键时刻，往往就开始犯糊涂，他发现了袁世凯的“反/动”的一面的时候，竟然是惊诧。进而是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到这时他想到的是另起炉灶，就象杨度曾说过的一样，开始重新着手起义，“把积木推倒重来”。。。。
就象看了幅粗犷的油画，我们要退远一点才看得出到底是画的什么。从现在我们这个视点来看百年来的走向共和的历史，真就象在摆一盘积木多次地推倒、重来，然后又是推倒。
大中华的江山，就象一个庞大的动产，这个集团抢过来，然后就又抢过去。一旦坐上了龙庭，就叫花子烤火往里扒。而另部分人呢？就说“反动派”。于是，就又推翻它，轮到自己来坐龙庭。新旧交替，总要上演“汝何要生帝王家”。而待到一个新的集团把国家抢到手，就又是毫无教训，继续他们的这种从所谓“进步”到“反/动”到被推翻的游戏。。。。
其实，哪就是什么“反动”呢？在这专制里面，就是民主的根源，没有对自己利益的维护、扩张，哪里就会有什么民主呢？
如果都是大公无私，全把社会财富都献出来，都没有了利益的要求，也即是都不反动，又哪里会有利益的冲突！又哪里会有民主的要求！又何须什么劳什子民主！
这道理很简单啊！国父怎么就没弄明白？——您老人家，就应该与之争啊。他一直想独揽大权，这其实也是他的利益要求啊。这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很正常啊！问题是你如何组织力量，与之抗衡啊！
——这难道是能在战场上解决的吗？你就是用武装斗争消灭了他，就没有新的竞争者了吗？就没有新的资源的争夺者了吗？
拾遗之十六：又想起北洋水师的弹药库
《南方周末 》（2004 年9月9日版）第一版以《谁动了国家的医药储备资金》为题，揭出了一大丑闻。令人想起百年前北洋水师的一幕。对照揣摩，令人心惊肉跳。
首先是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中国的医药储备制度。。。为适应战备需要。。。由单纯的战备，逐步扩大到战备、外援、救灾、防疫和应对突发事故”，这种储备，不就如北洋水师的弹药库一样吗？
其次是腐败的其手法、甚至场景都完全一致：
1894年，当时号称“世界第四、远东亚第一”的北洋水师，为了迎接醇亲王的检阅，李鸿章先行检阅在天津。在检查仓库时，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军官撬开一个弹药箱满满的一箱炮弹，李鸿章高兴的点头。他环顾四周，然后走到门口，准备出去。突然，他回转头来说：“不对啊！” 返回撬开其他的几个弹药箱：结果里面装的却是一箱箱的砾石。。。。。
108年后，历史又发生了同样的一幕：
1996年。。。原国家医药局调查组曾经奔赴沈阳的一家医药储备单位检查库存，这家公司推托说打不开仓库的锁。从下午1点一直僵持到晚上8点，门终于打开，里面什么药品也没有，只是一包包报废的器械。仔细检查，居然是“文革”中农村赤脚医生用的器械包。医药公司称这些东西价值2000万。
在调查组负责人的质问下，被查单位支支吾吾说弄错了，救灾药物在另一个仓库里。但打开那个仓库，里面却堆满了当时市场上时兴的营养药脂肪乳，而不见救灾药品。（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百年前与百年后，问题同样地出现了。我们再看百年前与百年后是如何查处的：
1898年，李鸿章从天津到刘公岛，在视察水师前，进行了暗访，次日聚会大厅痛宰爱将黄某。。。。。
92年后的1990年：
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后，这位负责人立即内退，并很快现身于上海的某集团，身居高位。。。。（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百年前后都是一样，都是再次重申：
102年前，甲午海战爆发前夕，光绪命令翁同酥：“不惜任何代价，马上到国外买炮弹！”。。。。
百年后，则是下文件：
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水患、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明显增多，为了改变当时医药储备供应的困难局面，国务院于1997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改革与加强医药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财政部1997年发布的《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中，规定。。。（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再次重申后效果如何？
镜头转换到甲午海战后的广州总督衙门前：孙文手手持剪刀，大声地演讲：“你们知道他们用买炮弹的钱买回了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个当海军的士兵开了小差，他说他们采购炮弹的船上装的是满满一船的煤碴！他们就是装装着这一船煤碴，当作炮弹、当作军用物资，躲过了海关！”然后他挥剪欲剪去他的辫发。。。
102年后：
1996年，湖南、广东突发了比较严重的灾疫情。国家有关部门紧急协商，从已经安排到重点项目中的外汇指标内抽出一笔，组织进口一批急救药物。其中，一部分外汇指标(相当于一笔补贴资金)。。。要求进口国内紧缺的急救药物。但是，这家公司竟用这笔外汇指标，私自进口了当时国内市场紧俏的热销药物，从中牟利。而且，所进口的药物，堂而皇之打着“救灾医药储备”的名义，蒙骗海关，偷逃了关税。（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当然，百年过去，毕竟我与时俱进了：
李鸿章到天津前，为了掩盖其私吞公款的事实，李的亲信采取了杀灭口的办法。
百年后，这都成了“国家 机 密”不得过问：
。。。8月3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这位负责人相关情况，他以医药储备是“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
但一位医药储备工作人员则对本报记者说：“医药储备是为老百姓做的大好事，应该公开透明，大力宣传，谈何‘国家机密’？”（2004 年9月9日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百年中国的比较得出：
一、其腐败从内容、手法，甚至是场景都惊人的一致。
二、在查处上，清政府野蛮一些：用的是砍腐败份子的头，以儆效尤；而现在文明一些，以下发文件方式儆效尤，以“内退”来惩治腐败份子。
不同的也有：
百年前的掩盖罪证是以杀人灭口的办法。
而现在，是以与时俱进的新名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百年的老问题：“国家机密”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是直接原因是从上到下腐败透顶，那么现在我们吸取了教训吗？
——我认为是没有！
(2004-8-22 21:55:38凯迪网络-猫眼看人首发,原名《应播映〈走向共和〉一百年不动摇》 )
附录：
1、我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上）
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38220
2、我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
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38221
3、南方周末：谁动了国家医药储备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