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专论
一、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格局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趋势及影响
冼国明
(一)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预计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3年的下降之后有望再度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04年初发布的一项估计，200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为6530亿美元，与2002年6510亿美元的水平基本持平，不到历年来最高年份2001年14000亿美元的一半。2003年全球跨国并购的数量和金额分别下降到4200起和2700亿美元，比2002年分别下降了7%和25%，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恢复、企业利润率的提高、跨国并购交易的复苏和投资者信心的增强，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出现反弹。
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略有上升，从2002年的46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670亿美元，但仍只达到2000年最高水平11000亿美元的40%。在发达国家中，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大约3倍，从2002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66亿美元。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最大，其中以法国和德国下降最为显著。流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所下降。
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逐渐强劲，2004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出现乐观的前景。2004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会出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将会对企业投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产业合并和并购交易的上升也会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的上升。强势的欧元，尽管会损害出口导向型企业，但将会有利于欧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003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2年110亿美元的基础上上升了30%，达到140亿美元。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是，一些非洲国家当年在自然资源领域吸收一些大型外来投资项目，以及随着“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展开，非洲政策环境得以改善，增加了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石油业仍然吸引了流入非洲国家的大多数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由于石油部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较为乐观，2004年流入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也将进一步增长。2004年这一地区的私有化进程仍然缓慢，但在电力和通讯领域有望出现一些大额的交易。
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小幅上升，从2002年的95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90亿美元。中国、韩国、泰国、越南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较高，其原因是强劲的国内经济增长、效率寻求型外国直接投资向这些国家的转移、全球企业支出的上升和石油业投资增加。但流入太平洋群岛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很少。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流入西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再度大幅下降，表明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较大影响。
总体来看，随着全球和地区经济的加速增长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和企业利润率的提高，2004年亚太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前景看好。2003年，亚太地区受到美伊战争和SARS疫情的冲击，一度导致该地区经济表现欠佳。但随后该地区成功地化解了预期非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伊战争的结束，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亚太地区的经济明显走出阴影。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04年亚洲GDP增长率将从2003年的5.6％上升至6.3％。而2004年包括中国大陆及越南的GDP增长率仍可达7.0％以上。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的吸引下，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外资最爱的投资区域。在新一轮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上涨中，汽车、电子和服务行业可能从中受益最大。最近包括投资问题的区域和双边协定的大量涌现以及影响亚太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可能进一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该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内部的流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再度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地区，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四年下降，从2002年的56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20亿美元，降幅高达25％。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导致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对一些拉美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担心、私有化的下降和全球经济的低迷。效率寻求型外国直接投资向低成本地区的转移，以及跨国公司在该地区持续的重组和规模萎缩也是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的因素。
但随着地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2004年该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将趋向有利，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根廷和巴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业绩表现。
中东欧地区在2002年达到创纪录的290亿美元之后，2003年进一步上升至303亿美元。然而，即将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却呈走低之势，从2002年的22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150亿美元。结果是，流入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占整个中东欧流入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的大约三分之二下降到2003年的刚刚一半。这证实了在欧盟扩大之后，在该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从相对较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预期。在即将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那些已经完成了与外资相关的主要私有化进程的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尤为显著。
然而，该地区其他国家更高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弥补了这8个国家的流入量下降。2003年流入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4亿美元急剧上升至52亿美元。流入东南部欧洲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和独联体中欧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3年也有所增长。
基于中东欧地区在与欧盟地理上靠近、进入欧盟市场、日益改善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劳动力技能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预计2004年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是，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分布并不均衡，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俄罗斯的表现以及即将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将可能主要决定这一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整体业绩表现。
(二)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跨国并购正逐步成为外商对华投资的重要渠道
尽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下降趋势难以遏止，恢复增长乏力，并且各地区业绩表现各异，但外商投资中国与外资在华并购的热潮正在升温。由于中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相对呈持续增长之势。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平稳增长，1至6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688家，合同外资金额726.9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38.8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4.89%、42.66%和11.99%。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6965家，合同外资金额10158.2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3.54亿美元。
据商务部预测，中国今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和去年大致相当，甚至超过去年535亿美元的水平。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实际吸收外资和国内整体投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一升一降的趋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1至3月份高达43.0%，1至4月份降至34.7%，1至5月份又进一步降至18.3%。而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率1至3月份为7.5%，1至4月份为10.1%，1至5月份又进一步上升到11.3%。
除了量的增长外，中国今年吸收的外商投资也出现质的提升，过去外资过多地集中在制造业的局面开始出现变化。今年以来，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的增速高于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增速，使服务贸易投资在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有所提升。另外，在制造业领域，更多的外商投资投向了高科技产业和资金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使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提高。
在区域布局方面，我国东北和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有助于改变目前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格局。今年1至5月份，黑龙江吸收外资额增长了28%，吉林31%，辽宁43%，三省都高于全国11.3%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在这段时间的新增合同外资额也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60%以上，高出全国49.8%的平均水平将近12个百分点。不过，无论是中国的东北还是西部地区，都是在很低的基数上取得这些成绩，因此，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仍然较少。目前，中国东部省份吸收外资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仍超过85%。政府在促进外商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的工作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方式方面，相对于新建投资，跨国并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前，英国最大的零售企业特意以1.4亿英镑收购了顶新集团旗下乐购卖场50％的股权，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抢占行业份额的一条快速通道。而从2001年至今，外资企业并购我国企业的5大跨境合并收购交易中，有3起是在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其中包括宝洁收购其中方合资伙伴，全球最大啤酒集团安海斯—布希公司收购哈啤等。尽管在经历了最近的一轮跨国并购高潮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由于并购目标的减少而减少，但在中国，外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并购机会，外商在华进行并购交易的兴趣正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订出台，跨国并购将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新的主渠道。
2003年，中国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了350亿美元，目前，外资收购国内企业仅占我国并购交易总额的16％。从目前来看，外商今后在华进行合并收购的机遇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1）国有股减持和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重组；（2）国内大型民营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寻求海外投资战略联盟伙伴；（3）部分民营企业迫于竞争压力，对非核心资产进行剥离；（4）部分外资企业由于全球策略变化、业绩不佳等原因，抛售其某些在华投资项目。
不过，受现行政策等因素的限制，短期内外商在中国进行合并收购的重点领域将主要集中在化妆品、饮料等消费品行业以及零售分销行业，但合并收购项目的单项规模会不断扩大。
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相比提供了两种优势：速度和获得所有权资产。首先，通过跨国并购可以使外商绕过关税壁垒和配额限制，省掉建厂时间，很快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如果进入市场的时机至关重要，那么收购一家拥有现成分销体系的企业要比在当地建立新的分销渠道与销售组织更为有利。对于进入某个市场或某个新技术领域较迟的企业来说，并购提供了一种迅速赶上的途径。竞争的加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企业对于商机做出迅速反应的必要性增强了，而抢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之前则更为可取。其次，外商还可以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所需的资源，一是天然资源和原材料，二是企业R&D或技术诀窍、管理方法、专利、商标、当地特许权或许可权以及供应与分销网络。能够立即获得这些所有权资产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资产无法在别的市场获得，而开发又需要时间。无论是对于促进企业的静态优势，即在某个时点上企业获得收入的资源和能力，还是对于加强企业的动态优势，即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维持和增加其产生收入的资产的能力。除此之外，有目标企业的各种有利条件作为基础，并购的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寻求新市场和市场优势是企业长期关注的目标。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迅速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在不增加行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达到临界规模。特别是在具有寡占特征的市场，追求市场力量和市场支配地位成为并购的推动力量。在水平并购的情况下，其动机可能就是寻求寡占地位。此外，并购后所获得的市场控制为消除竞争提供了便利并加强了进入壁垒。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二、国内经济形势与利用外资
隆国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在城市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物价温和上升，就业压力有所缓解，但仍然较大，国际贸易高速增长，虽然出现逆差，但国际收支仍将保持盈余。针对国内部分行业出现的局部过热现象，中央政府及时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国内经济形势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将在分析经济形势及政策调整对利用外资影响的基础上，对今年来华外资的基本走势做出判断。
(一) 今年的经济形势
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达到116694万亿元，同比增长9.1%，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247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61778亿元,增长12.5%；第三产业增加值37669亿元,增长6.7%。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5118亿元,增长26.7%，增幅比上年提高9.8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它固定资产投资42643亿元,增长28.4%，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22.9%。在国有及其它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8.7%，更新改造投资增长25.1%，房地产投资增长29.7%。工业投资是带动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动力，2003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9.3%，比上年提高17.1个百分点。2004年一季度，投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799亿元，同比增长43%，比上年同期加快15.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7059亿元，同比增长47.8%，农村投资完成1740亿元,增长26.4%。在城镇5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中，按行业分，制造业投资增长75.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53.1%，房地产投资增长41.1%。
城市化加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带动投资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城市居民消费热点向“住、行”的转变，带动汽车制造、房地产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快速扩张，并进一步带动钢铁、水泥、建材、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电力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与以往以轻纺工业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不同的是，这一轮经济增长呈现出重化工业化的新特点。按照国际经验，当经济再次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高速增长期约可持续20年。不过，重化工业化阶段单位投资吸纳就业的能力将相对明显下降，我国的就业压力将持续存在，未来吸纳就业主要不能依靠制造业，而需要依赖服务业的发展。
投资主体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民间投资(含集体、个体、股份制和联营经济投资，剔除国有及控股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已经成为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其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其他投资主体。1998—2001年的全社会投资中，国有及控股投资比重由56.9%下降为53.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由10.5%下降为8.1%，而民间投资比重则由32.6%上升到38.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40%。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总投资增量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4%降为2003年6月的5%。这说明，全社会投资对扩张性政策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支撑投资快速增长的市场化基础日益稳固。
第二，消费需求平稳增长
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5842亿元，同比增长9.1%，增幅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比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29777亿元,增长10.3%；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16065亿元,增长6.8%。2004年一季度消费增长进一步加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2831亿元，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同期加快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8525亿元,增长12.3%；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305亿元,增长7.6%。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分别增长10.2%和16.6%。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当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水平后，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热点正从以往“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转变，住宅、通信、汽车及其相关商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额增长44.4%，汽车销售额增长56.5%，通讯器材销售额增长60%，成为带动消费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三，对外贸易高速发展，虽然出现逆差，但国际收支持续保持盈余
2003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成为世界第四位的出口大国；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为世界第三位，贸易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今年一季度继续沿续了去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受国内需求快速扩张的带动，进口增长42.3%，增幅较上年第4季度提高1.8个百分点，出口增幅回落4.3个百分点，但增长仍高达34.1%，进出口额为2398亿美元，同比增长38.2%。
贸易逆差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由于进口特别是能源、原材料进口大幅上升，一季度出现了8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前四个月贸易逆差达到约108亿美元，五月份出现了21亿美元的顺差，但前五个月累计仍有近86.6亿美元的逆差。这是国内投资需求强劲增长的结果，进口高速增长弥补了国内供给缺口，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如果全年国内需求仍然保持快速扩张的势头，全年将出现贸易逆差。
尽管如此，由于资本项目下我国仍然是资本净流入国，因此，全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盈余，不过，由于贸易逆差的出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有所减轻。
第四，通货膨胀隐忧初现
2003年，受局部地区与行业过热及国际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部分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粮食减产带动农产品价格的明显上扬，推动价格水平上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房屋销售价格上涨4.8%。进入2004年，物价上涨进一步加快，消费物价一季度上涨2.8％，四月份达到3.8％，五月份达到4.4％。通货膨胀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警惕。针对经济局部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威胁，近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以便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受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钢铁等部分基础原材料价格开始出现明显回落，但消费物价回落有滞后期。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会否突破5％，将不仅影响宏观管理部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而且将决定会否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措施。
全年看，由于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消费升级和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快速增长具有内在性。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但调控的目标是“点刹车”、“软着陆”，因此，后半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在高位运行，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将高于8.5％。
(二) 国内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整对外资的影响
今年国内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整，对利用外资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主要在于，国内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市场吸引力进一步增长，国内产业配套能力持续增强，对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都持续增强。不利之处则在于，由于煤、电、油、运的紧张导致现有企业生产受到影响，出口退税、土地管理等政策调整，对利用外资产生短期的不利影响。
1、有利因素
中国自1993年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后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说明我国的投资环境总体上是富有吸引力的。构成我国投资环境吸引力的有利因素很多，如市场潜力与市场规模、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素质较高、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完备、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等。2004年，大部分有利因素依然起作用，此前很多文献均有分析，因此本文不对有利因素作全面分析，只对在本年度内有较明显改善的有利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1) 市场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手机、固定电话、电视等多种产品的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如果说以往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是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如今，中国市场的规模及扩张速度已经使之成为一个现实的市场，并且是很多产品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例如，2003年我国汽车销售增长93％，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场，并且成为很多外资汽车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通用汽车中国区总裁墨斐称，公司在中国的成功对其全球战略而言至关重要。2004年前4个月，通用汽车在中国共销售17.8万辆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56%。利润则达到1.6亿美元，占到其亚太区全部利润的60%。
在这一市场吸引力的作用下，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目前几乎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均在华有投资，并有大量新增投资计划已经或准备向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申报。通用汽车表示，未来3年内对华投资将超过30亿美元，公司将藉此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头羊。新投资主要用于扩大汽车和发动机生产，改善研发中心，以及与上汽成立汽车金融公司。通用称，投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在华合资企业的利润。通用计划在2007年前，将其在华的汽车年产能力从目前的53万辆提高到130万辆。通用还将新建一家年产30万台的发动机生产厂，以及一家变速器厂。通用此项投资是中国汽车行业中最新的外资注资行动。此前大众汽车宣布对中国追加投资60亿欧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则在中国投资10亿欧元，日产汽车也投资了20亿美元。
(2) 投资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在加入WTO以来，我国加快了投资软环境建设，各级政府转变观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项目，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与服务水平，加快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通关速度，积极开展体制创新，投资软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对海外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
(3) 市场准入的扩大
加入WTO以来，我国政府认真兑现加入WTO开放市场的承诺，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的范围。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三年，很多重要领域特别是服务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开放，例如，在加入WTO后的前五年内，每年将有四个新的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今年将又有四个新的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展，2003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向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公告。自2003年12月1日起，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可在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商务部公布自2004年6月1日开始实行《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规范商业零售业对外资开放。
在WTO承诺之外，我国政府按照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扩大对外资的准入，例如，今年初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规定，允许外资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
2、不利因素
(1) 煤电油运紧张
大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状况，直接影响了外资企业的生产与交货，对外资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及引进新的投资均会产生负面影响。电力供应最紧张的地区，大多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也恰恰是外资集中的地区，在有些地区，严重的时候可能一周停三天电，对外资企业生产影响极大。在外资较集中的地区，每年新增外资来源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是已有外资企业的增资，三分之一是现有外资企业招来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三分之一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结果。在电力供应极度紧张的形势下，前两个“三分之一”都将大幅下降。为了防止停电对企业交货能力的冲击，不少外资企业开始扩大在其他国家投资与生产能力。另外，一些外资企业也开始考虑在国内重新布局其他产业。2004年6月初，日本贸易振兴会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多数在广东投资的日本企业都有意向北部迁移，包括计划将厂房迁移到广西地区。其原因是广东地区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经常拉闸限电。目前很多日本厂商都制定了新的“三三制”投资策略，即日本本土、中国大陆、东南亚地区各占其生产能力的1/3。
(2) 土地政策调整
针对不少地方出现开发区热、滥占耕地的情况，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多次下发了文件，加强土地管理。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70号）和《关于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清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3］7号），2004年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通知》（国发明电［2004］1号）和《关于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15号），最近又宣布暂停六个月土地使用权的审批。这一系列举措，对于保护土地资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暂停土地使用权审批及各省市分配指标的具体做法，可能会对一些新的外资项目产生制约。全国“农转非”土地指标比上年下降约二成，这一数量对全国也许够用，但由于分配指标，会出现各地指标不匀的现象，有的地区新增投资少，土地指标有富余，而有的地区是外资投资热点，指标远远不敷使用。一些外资项目经过了政府部门的审批，但目前土地供给难以保障。这将对来华外资产生实质性影响。
(3) 对过热行业的调控
针对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过热现象，国家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贷款、土地供给等方面采取了调控措施，控制这些行业的进一步扩张。这些措施将提高外资进入这些过热行业的门槛，不利于外资的增长。
(4) 出口环境恶化
对于将中国作为全球出口生产基地的外商而言，出口政策环境与商务环境的变化，是其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影响我国出口环境的短期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中央政府决定尽快还清历史欠退税，是出口企业的重大利好。但是，自今年一月一日开始下调相当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增加企业本地采购含量的成本，同时也加深外资对我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第二个因素是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磨擦不断增加，出口环境日益严峻，这也会影响外资继续将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决策。
(5) 台海形势紧张
台湾当局一意孤行，推行台独，导致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一些台商在大陆投资，却回岛内支持台独，引起大陆百姓的愤怒与媒体的公开批评。据估计，在大陆台商中约二成为所谓“绿色”台商，在台湾当局的引导下，部分“绿色”台商可能将投资转向其他地区。
(三) 今年利用外资形势的展望
1、总量保持基本稳定
去年以来合同外资保持较快增长，为今年实际外资增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1-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 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 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 1.44%。今年1-2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25家，比去年同期增长 11.74%；合同外资金额191.36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8%。
在上述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今年全年来华实际外资将与上年基本持平，如果上述不利因素有所缓解，来华外资仍有可能增长。但如果国内经济形势过热得不到控制，政府不得不出台新的调控措施，来华外资也可能比上年略有下降。
2、内地比重或有提高
沿海地区将继续成为我国外资集中的地区，外资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但由于沿海地区土地供给的制约、电力供应紧张，一些外资项目将转向土地资源较富余、电力供给较宽松的内地地区，内地外资比重可能略有上升。加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不断到位，也将吸引部分外资投向该地区。
3、重化工业与服务业比重增加
制造业将仍然是外资投资最集中的领域。由于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的新阶段，以及国内基础原材料、设备需求的持续旺盛，加之国际产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跨国投资的“第三波”浪潮，在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在外资中的比重将有所增加。随着我国不断开放新的服务领域，服务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物流、金融等领域外资也将有所增长。
4、并购等新形式所占比重提高
绿地投资仍将是来华外资的主要形式，不过，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有关并购法律的完善、QFII制度的实行、国企改革的深化，外资通过并购方式进入国内市场的比重将有所提高。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三、跨国公司服务外包趋势与我国吸收外资
王志乐
(一) 外包发展新趋势
外包的英文原文是outsourcing，直译为资源外取、外部采购等。外包是指企业将生产或经营过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交由其他实体完成的一种商业运作方式。
从“自我完善”到“资源外取”
过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经营的稳定性，往往把价值链各个环节都抓在自己手中，自我完善整个价值链。例如生产制造企业为了降低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人们往往把原材料及零部件制造企业整合到企业内部（或者自己新建一个企业，或者收购兼并一个企业），使其成为企业内的一个部门。至于加工组装环节更是企业需要加强的核心环节。
随着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企业越来越从这种整合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产品制造全价值链各个环节“自我完善”型企业转变成“资源外取”型企业。
资源外取型企业往往把价值链一个或几个环节外包出去。例如从企业外部采购部分乃至全部原材料和零部件，甚至企业不再从事组装加工，把制造最终产品这个环节也外包， 企业自身则集中于最具核心能力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典型的案例是美国耐克公司。耐克公司除了中国在全球几乎没有制造厂。公司总部从事鞋类的设计，在全球采购鞋料，委托加工质量好加工成本低的鞋厂为其加工制造，然后使用耐克品牌在全球销售。耐克公司通过制造外包实际成为从事研发设计和销售的服务公司。
从“制造外包”到“服务外包”
最先实现从自我完善到资源外取转变的是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随着外包的深化与扩大，外包从制造环节发展到服务环节，即从“制造外包”到“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的出现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一系列服务需求。例如，企业需要了解市场、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需要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需要加强和改善公共关系，需要招募优秀管理人才。企业可以设立相应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业务需要素质很高的人才。完全由自己的人才提供这些服务很不经济。适应企业这些专业需求，市场调查公司、战略管理公司、广告公司、公共关系公司、猎头公司等先后出现。这些专业公司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则将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务外包给这些专业服务公司。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跨国公司外包的规模和深度都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扩大制造外包的同时，迅速扩大了服务外包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在扩大传统服务外包规模的同时，把原来由其自己从事的内部服务也外包出去，例如发放工资、账单处理、数据结算、网络维护等后台服务。
外包与公司战略和商务模式
外包规模急剧扩大和外包深度不断递进，从制造外包发展到服务外包，从一般服务外包发展到企业内部服务外包，这是跨国公司发展战略和商务模式的重大转变。最近10年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急剧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科技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冷战结束带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新格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政治障碍大大减少，企业经营的市场已不再是政治疆域内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第二，以因特网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变革。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第三，经济全球化潮流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使得无国界竞争（“无限制竞争”）逐步形成，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标志的因特网在1995年开始大规模商用，恰恰在这一年，体现经济全球化潮流形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跨国公司经营和竞争的环境，改变了他们的经营战略和组织管理架构，也改变了他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即改变了他们的商务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有可能从过去国际市场的企业发展到全球市场的企业，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司。他们有可能从过去的区域的跨国战略，发展到全球范围的投资与经营战略。全球化战略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调配资源，安排价值链各个环节。跨国公司在向全球市场扩张时，经营重点却更加集中到核心业务以及价值链核心环节，为了实现这种市场扩大业务集中的要求，经营资源外部化显然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外包成为新经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全球战略过程中，面对新的更加扩大的市场，新的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了取得竞争的优势，跨国公司不得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到附加值最高的核心的业务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上。跨国公司纷纷把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把资源向价值链两端，包括研究和开发，产品设计，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集中。价值链两端往往都是服务环节，因此跨国公司这一发展导致了经营业务“服务化”的趋势。开始时，他们把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又进一步转移了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大的研发设计环节、采购环节、营销环节、售后服务环节。最近，他们又把原来内部服务环节转移出去。通过外包跨国公司进一步实现了经营重点集中到核心业务的目标。
经营资源外部化意味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他们在过去“内部化”基础上实施“外部化”，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加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作用。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出现了一些崭新的服务外包业务，例如IT服务外包、软件开发外包、客户服务（呼叫中心）外包、数据结算外包等。如果没有最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这些业务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外包。因此国外称这些服务外包业务为IT因成服务（IT enabled service）。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新形势，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商务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企业之间的竞争从产品竞争发展到服务竞争，从价值链单一环节的竞争发展到价值链全系统的竞争，进而发展到企业商务模式的竞争。外包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新战略和新商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最近10年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市场的出现，其基本条件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技术，其基本动力则是企业发展战略以及商务模式的不断创新。
总之，外包业务广泛化和外包内容深刻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以及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经济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信息技术手段支撑了服务外包的发展平台，企业的战略发展和商务模式创新推动着外包的广泛化和深刻化。
(二) 服务外包的类型
外包按地域可分为域内外包和离岸外包(将业务发包或转包给其他国家企业)。
外包按发包方式可以分为“项目外包”和“职能外包”。技术开发与支持的外包一般采用一次性项目合同的方式寻求第三方专业公司的服务，可以称其为“项目外包”；其他服务活动的外包多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交由专业外包提供商进行，称其为“职能外包”，例如提供物流服务、售后服务等。
外包按业务领域可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前者指产品制造过程中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环节外包，后者指技术开发与支持(如软件开发、产品设计等)和营销服务(如客户关系管理、物流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的外包。也有人把制造外包称为“蓝领外包”，把服务外包称为“白领外包”。（参考商务部外资司服务贸易处李舸提供的资料）
近年来由于IT因成服务的出现，扩大了服务外包的范围，丰富了服务外包的内容和形式。目前，服务外包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和类型。
生产服务外包
服务环节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市场竞争中，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物流、市场调研、产品广告、客户服务等环节决定企业制造环节的生存与发展。
最初，这些环节的业务往往由企业自身承担。不少制造业企业采购零部件、交运产品而设立了企业内部的采购、运输、仓储等部门。也有的企业自己设立了包括广告功能在内的公共关系部门、自己的市场调查部门以及自己的客户服务部门。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这些与生产制造紧密相关的服务环节逐步独立出来，形成直属企业的业务公司。例如，一些企业的采购、仓储、运输部门整合为物流企业，市场调查部门变成了企业内的市场研究所。
广告外包、售后服务外包以及市场调研外包很早就已经出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吸收外资时，许多外资企业就已经把市场调研、广告、售后服务等业务外包给进入中国市场的广告公司、中外市场研究机构以及售后服务代理企业。
直接为生产制造服务的市场调研、物流、广告、售后服务这些服务环节专业性强，而且知识更新快，因此对人的要求相当高。如果企业坚持由自己从事这些服务，需要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显然是不经济的。以物流为例，实践证明由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建立包括采购、仓储、运输、包装等各个环节在内的健全的物流企业，这个企业仅仅为本企业服务是不经济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则可以比企业自己的物流企业的投入产出比更经济。最近，许多企业更多地把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这是第三方物流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90年代后期以来，过去已经外包的业务进一步发展，这些企业外包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加强了。
研发设计外包
主要包括应用研究、软件开发、产品设计等外包。
过去，跨国公司为了尽快取得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计，不仅投入大量资金设立研究开发中心，自己直接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与设计，而且也委托其他研究设计机构从事定向研究和设计。在这样的市场需求基础上出现了不少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有的专门设计服装，有的专门设计轿车。随着IT产业发展，许多企业都需要使用专门的电脑软件。这些企业往往把软件外包给专门的软件公司开发。
据我们调查，许多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进行了研发设计外包。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这个机构本身研发技术人员并不多。他们的工作更像是研发组织者，项目管理者。他们每年根据企业需要，将研究项目分解为若干子课题外包给中国一些研究机构，然后把各个分解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委托中国企业从事软件开发的跨国公司更多。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软件开发企业，这些企业承接公司总部各个业务部门委托的软件开发业务。
研发设计是技术密集和脑力劳动密集的行业。由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薪资水平比较低，软件开发外包和研发设计外包在中国均能够取得不错的经济利益。因此，研发设计外包在中国有相当大潜力。
IT服务外包
按照赛迪顾问的定义，基于服务方式和内容的不同，IT服务市场可划分为支持与维护服务市场、专业服务市场和网络服务市场三大板块。而专业服务又可进一步分为IT咨询、系统集成、IT教育与培训和IT运营管理等四种细分产品。
在目前IT产业竞争十分激烈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它们的应用系统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需要长期维持一支IT专业队伍，这时，管理成本和管理难度就可能加大。当投资、维护和管理的工作量已大得远远超出企业现有人力范围时，企业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外包服务。IBM的总裁郭士纳说：“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发现，自己拥有所有的设施是不经济的，开始购买IT服务。”对中国多数企业来说，IT人才缺乏，流失一两个人就会影响到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这些企业把IT业务外包给专业化的IT外包服务商，就可以解决IT人才缺乏和不稳定给企业带来的后顾之忧，企业就可把有限的财力和人力，放在发展重点产品、业务和解决关键环节的问题上，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才能获得优势。
最初的外包只是提供一系列数据中心范围的服务，例如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现场或者远程的技术支持、数据安全或者数据的灾难恢复等。进一步的外包则将一些复杂而且重复性的日常业务流程也外包出去，例如财务会计功能以及薪酬的支付等。
共通服务外包
企业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往往需要得到战略管理、法律、财务、人力资源（人员招聘、培训）公共关系等服务。适应企业这种需求，很早就出现了专门提供服务的管理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法律事务所等。企业很早就把这些服务业务外包给相关服务业公司。例如，中国吸收外资以来，伴随大批制造业外商企业进入中国，麦肯锡、罗兰贝格等管理咨询公司，德勤、普华永道、安永等会计事务所，爱德曼、伟达、奥美等公关广告公司等服务业公司就进入中国，为其他外商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形成后，有的是母子公司体制，也有的企业集团是事业部体制，还有的是母子公司和事业部混合体制。无论何种管理体制，不同的子公司和事业部都需要母公司提供法律、公关、财务、战略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共通服务。企业往往设立了相关业务部门为所属子公司和事业部提供战略管理、法律、公关、财务、人力资源等服务。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得企业竞争环境复杂化和多样化，企业需要的上述共通服务专业性越来越强，知识更新也越来越快。完全靠企业自身服务部门提供上述服务越来越力不从心。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也把原本由自己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其自身的服务部门功能越来越向服务项目发包和管理变化。
后台服务外包
过去，企业财务结算、数据处理、薪酬发放等业务由企业财务等职能部门处理。这些业务与企业营业额创造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被称为后台服务。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这些后台服务有可能集中起来由较少人员处理，或者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从而减少本公司经营人数，降低运营成本。
现在，一些跨国公司在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地区设立数据处理中心，把多个国家/地区经营数据通过网络集中到这个中心处理。发放工资、处理报销单据等耗费人力的工作也集中进行。也有的公司把这些业务外包。
后台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体制新一轮调整出现的新动向。
以上几个方面的服务外包涵盖了正在发展的服务外包主要内容或类型。随着跨国公司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商务模式的进一步变化，服务外包还会进一步发展。服务外包的内容还会进一步增加，服务外包的形式还会进一步创新。
(三) 服务外包与中国吸收外资
1、跨国公司外包业务发展对于吸收外资带来重大影响
过去，跨国公司把产品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独资或合资企业，关键零部件或者原材料制造则留在总公司。由于技术扩散以及制造能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已经能够自主生产跨国公司所需要的关键零部件和关键原材料。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的从事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外资企业从扩大业务规模出发，也为其他跨国公司提供关键零部件。现在跨国公司往往从发展中国家企业（包括当地的内资和外资企业）直接采购外包生产的关键零部件。从加工组装外包到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外包，跨国公司制造外包的深度大大提高。
跨国公司不仅把加工组装这个环节转移到加工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加大了外包的比例。过去，他们把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往往由自己投资建立的独资或合资企业来承接转移。现在，他们自己不再生产，而是外包给当地企业。以微波炉为例，现在许多欧、美、日本跨国公司把微波炉生产外包给中国企业，例如格兰仕。许多公司加大在华采购数量，沃尔玛公司在中国采购达到1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制造外包的规模大大增加。
跨国公司在战略调整和商务模式变化过程中把一些服务业务外包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必然会把一些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服务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拓展吸收外资的途径提供了可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通常由蓝领员工承担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现在又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知识型服务产业向具有智力人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服务外包)的新浪潮。知识型服务产业包括技术性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数据录入、金融分析及各类研发性工作。
发达国家利用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巨大成本差异，在尽量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流程的外包及离岸服务来实现成本转移。这轮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目前，承接服务外包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印度和菲律宾。据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刘迎军、张国平等官员调查，印度和菲律宾提供服务外包已经初具规模。
2004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出口额达122亿美元，其中信息技术因成服务(ITES)，亦称为商业流程外包(BPO)的出口额达36亿美元，年增长率60％。其业务来源国主要是美国(67.73％)和欧洲(22.25％)。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50多家企业是印度IT企业的客户。
2003年菲律宾服务外包营业额达3亿美元，年增长率100％。业务主要来自美国(占60％-70％)、日本(约20％)、韩国和欧洲(约10％)。由于菲曾经是美国殖民地，其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体制各方面采用美国体系，英语普及，加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包国，因此承揽美国的服务外包业务自然成为菲的优势所在。此外，充足的技术工人和较为低廉的劳务力成本亦是菲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优势。
2、抓住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带来的机遇
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座谈会”时强调：“要重视跨国集团内部服务业外包的新趋势，积极创造条件，探索新方式，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吴仪副总理在这里指出了跨国公司商务模式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并且从中看到了我国吸收外资的一个新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制造业外包（亦称资源外取）向中国转移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组装加工环节，从而形成了外商在华投资的高潮。制造业价值链条中的一些服务环节，例如战略咨询与管理、研究开发、产品设计、营销、公共关系、金融服务等均为服务环节。随着制造环节的转移，跨国公司也把这些服务环节转向中国。制造环节转移和服务环节转移主要通过跨国公司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来进行。因此，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带动了外资流向中国。最近的发展显示，跨国公司把一些内部服务业务，即原本由跨国公司自身业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例如财务结算、呼叫中心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也外包出来，开始转移到我国。
中国入世以来，跨国公司将服务业向我国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例如，英国汇丰银行在2002年把地区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并把技术保障中心迁到深圳，把呼叫中心转移到广州和上海。IBM公司与铁道部合资成立“蓝色快车”公司，利用铁道网络和IBM先进的信息技术、信息服务、网络技术、网络服务为诸如柯达这样的公司提供IT设备和软件的维护。摩托罗拉公司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给上海对外服务公司，为其进行销售团队的招聘、培训和管理工作。
在全球制造业转移和制造环节外包过程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而抓住了这次机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现在，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了包括内部服务在内的服务环节外包。中国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丰富质优的人力资源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具备了提供服务外包市场条件。服务业外包作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不仅能发展经济、解决就业，而且有利于培养懂外语的国际性人才和加速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我国应当积极探索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争取使我国成为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区，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外包基地，也能成为全球服务业的外包基地。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外企业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国有关部门应当了解和研究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新的战略动向，新的商务模式变化，了解和研究跨国公司从制造外包到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了解和研究承接服务外包对于我国增加吸收外资数量和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以及改善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企业发展自身规律制定相应对策，促进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在中国的发展。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带来的竞争和示范作用，促进我国更多的服务企业成长，从而发展我国比较落后的服务业，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
我国企业也应该了解和研究全球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吸收外资来发展服务业务，积极承接外国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学习外国跨国公司，对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进行相应调整，既从事制造外包，也进行服务外包，从而加强自己的核心能力。
外国跨国公司则应当了解中国外包市场的巨大潜力，不仅把服务业务外包到中国市场，而且积极开发中国广大企业蕴涵的巨大的外包市场，促进中国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从而取得双赢。
（本文写作参考了商务部外资司李舸等人的调研报告以及合作司刘迎军、张国平等的调研报告）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四、加大我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
华中 李以学
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与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西部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收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在逐步加快，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探讨并加以解决。
(一)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1、总体规模严重偏小。2003年全国合同利用外资1150.7亿美元，西部地区49.88亿美元，占全国的4.35%，只有东部地区的4.96%；实际利用外资全国535.05亿美元，西部地区17.23亿美元，占全国的3.2%，东部地区的3.7%。西部地区十二省利用外资的总规模，只有利用外资最多的广东省的七分之一。截至到2003年底，全国合同利用外资达到9431.29亿美元，西部地区534.32亿美元，占全国的5.67%；实际利用外资全国5014.7亿美元，西部地区245.32亿美元，占全国的4.89%。西部地区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为1%，低于全国4.4%的平均水平，不到东部地区的六分之一。
2、与全国和东部的差距扩大。西部地区多年平均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为4.6%，相当于东部的5.4%。2003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和东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2%和3.7%，低于多年平均水平。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东部的比重明显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加大。
3、利用外资质量不高。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中，引进大项目、高科技、新兴产业项目已成为发展趋势。这些项目多为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的工业项目，如汽车、通讯、精细化工、生物工程以及金融、贸易和信息服务等项目。而起步较晚、尚处于利用外资初期的西部地区，由于受到投资环境等诸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吸引大项目、消化国际先进技术、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均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引进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大项目进入西部很少。2003年，西部利用外资引进项目1745个，单个项目投资不到100万美元，低于全国130万的平均规模；截至到2003年底，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引进项目31326个，单个项目投资78万美元，全国平均是108万美元。
目前，外商在西部地区合资、合作的企业或项目主要集中于两大类：一是利用西部的优势产业或优势企业进行嫁接，并多以高起点、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迅速占领我国市场并向周边地区辐射。二是在改造传统产业和新上马的项目中，高污染的项目数量较多，其中低水平重复引进增势加大。尤其是那些以出口资源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可以为本地区提供阶段性极强的、不断增长的贸易额，然而实际上却是以当地潜在资源的严重损失为代价，不利于当地的生态平衡。从长远来看，会严重影响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外资的质量比起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4、外商投资形式单一。外商在一个国家投资必须在当地注册法人实体。可供投资者选择的法人实体类型很多，投资者越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生产特点灵活地选择企业组织形式，越愿意投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形式主要有三类——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从外商投资企业模式方面看，西部地区和全国基本相同。但在不同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投资形式却不一样。西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而投资效益和管理模式都较好的外商独资企业形式的数量明显要少于国内其他地区。目前，外商独资企业是外商在沿海投资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
(二) 成因分析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有些是硬件不足，有些是软件较差；有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操作方面的原因。
1、投资者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存在观望态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四年来，西部大开发进展顺利，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城乡面貌有了较大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对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重视不足。再加上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做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广大投资者对西部大开发究竟能给他们投资带来什么好处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只是政府的一种政治考虑，“雷声大雨点小”。
2、企业自身发展水平偏低，投资者难以找到合适的法人载体。西部开发开放相对较晚，外面对西部了解程度不够，外商到西部投资，出于投资安全和工作方便的角度，更多的是采取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方式。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西部的一二产业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为落后。西部工业多是资源开发型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军工企业，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本地区市场发展的关联度较小；过多注重一二产业的发展，作为现代新兴产业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缓慢，难以起到产业支撑作用；网络经济起步较晚，从规模到范围和水平远不能与东部相比；绝大多数省区的农业在规模与水平上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形态，农业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乡镇企业实力不足，自我积累能力不足，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低下，不能满足外商投资者需求。因此造成了很多外商想到西部投资，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只好改投他处。
3、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力度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明确提出要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放宽利用外资条件的政策，但各部门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时，却并未体现对西部地区的倾斜。例如在2002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原发展计划委员会、经贸委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对1997版“目录”修改后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作为政府外商投资政策和战略的总体说明，新目录及其规定具有明确方针的作用。然而在容许外商投资产业方面，在列入“鼓励”的250多个产业中，仅有六个享受西部投资特殊的优惠政策，这六个产业要么生产已经过剩，要么生产难度很大，对吸引外商投资兴趣不大。
二是国家制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最近经过调整与东部沿海地区接近同一起跑线，但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甚至在很多方面沿海地区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改革开放以后，为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在东部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特殊经济区域，并分别实行了优惠政策。如果进行跨时空的比较，东部地区的外资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享受这些政策时，其他地区由于没有或很少有特殊经济区域则基本享受不到。而西部地区外资在享受这一政策时，只是向东部“看齐”，如果考虑东部地区的先行优势，西部地区在外资政策上已经处于劣势。
4、外商投资西部属于加入世贸承诺开放产业的时间滞后。作为加入世贸的条件，中国承诺开放产业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这些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反映了这一点。不过，从数字本身也反映出，2002年全国利用外资5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6%，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只有20.1亿美元，同比只增长了4.3%，占全国的比重只有3.8%，加入世贸的承诺对促进投资者投资西部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相反，投资者更愿意到东部投资。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可能是，加入世贸的承诺更有利于沿海而不是西部。对于大部分加入世贸承诺开放的产业，以及外商投资者感兴趣的产业（如金融、电信、运输和物流等），全部按地区阶段开放，即首先是沿海，然后为中部，最后才是西部地区。
5、周边条件变化。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前投资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影响，纷纷迁离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在选择下一个投资地点时，是面向全世界的，很多外商基于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政府的不信任，他们将投资地点选择在了劳动力价格比中国还低，投资环境相对西部地区又较好的东南亚地区，如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这些国家为吸引外资，近几年也加快了改革开放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比中国更为优惠的政策。如越南，2003年前5个月批准外资项目总数为271个，协议金额约为7.2亿美元，另有204个外资项目获准追加投资，金额达4.62亿美元，今年已到位的外资资金为1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9%。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不仅要同东部竞争，更重要的是要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竞争。在周边国家投资环境大有改善的同时自己力度却较小，吸引外资增幅不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政策建议
1、切实推进西部大开发，增加外商投资信心。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其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对国防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西部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外商来西部投资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对中国政府缺乏信心，对西部投资缺乏安全感。因此西部大开发要有切实举措，力戒“雷声大雨点小”，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到对外宣传，都应拿出具体行动，表明中国政府愿为外商到中国西部投资做好一切服务工作。同时要加强西部大开发立法工作，明确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为外商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2、强化国家政策效应，补充完善外资政策。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商企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性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西部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西部地区整体的投资环境来分析，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仍然相对较弱。目前，许多地区缺乏长远考虑和规划，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外，又超越权限向外商承诺给予其他各种优惠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很难兑现，或者给地方税收造成损失。目前这种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状况在西部的某些地区还是较为普遍的，致使中央政府的政策效应减弱。因此应对这些政策进行一次清理，坚持引资政策统一和协调，地方上的优惠政策应以国家的优惠政策为依据。同时国家应根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条件变化，及时补充、修订和完善一些关于吸引外资的政策，如“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尽快制定一些新政策，如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将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法律和协议的框架内，优先将一些在东部试点的产业先放在西部地区试点；制定适用于西部地区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如BOT、TOT、生产支付和黄金贷款等具体的管理办法等。
3、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利用外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时，应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据其自身资源优势与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当地的市场需求、生产条件、经营水平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引进外资的领域、产业及项目，注重利用外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选择外商投资项目时兼顾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开发型项目，发挥优势，取长补短，不断提高对外资的接纳、消化与吸收能力，提高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
4、引入竞争机制，加强西部地区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目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还存有对本地企业实施保护的思想，对于想进入本地区发展的外地企业，审批程序较多，门槛设置过高。如西部地区某省份，本地有好多小水泥厂，在国家三令五声要关闭小水泥厂时，外省有一家企业想通过兼并几家发展一个大规模的水泥厂，但地方官员考虑到地方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同意。地方官员的这些做法，一方面很容易失去一些发展当地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使得地方企业存在一种依赖感，缺乏竞争意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生存发展主要是靠企业自身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外商投资想寻找的合作伙伴也是这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地方政府应转变“肥水不流外人田”观念，对竞争性行业应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审批程序，大胆鼓励企业竞争，对一些可以采取竞标的项目应坚决竞标，择优发展本地经济。
5、以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为先导，改善投资环境。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考虑的是西部地区的一种整体环境，如市场准入、政府办事效率、人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环境的改善难以在整个西部很快取得成效。要想尽快改变外商对西部地区投资的看法，应发挥好投资软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级开发区（包括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大对国家级开发区的扶持力度，简化市场准入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建设好开发区区内企业增值税、所得税上缴国家的增量部分返还给开发区财政，西部地区开发区的所得税税率，与东部地区及区外保持5-8个百分点的优惠幅度，适当放宽对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土地使用的限制，将开发区起步阶段的环保、道路等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
(作者单位：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经济社会组)
五、积极吸收外商投资 促进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陈建安
(一)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意义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是中国政府新世纪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老工业基地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集中投资建设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能力的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或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区。“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中，58项在东北。
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明显的科教优势、众多的技术人才和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潜力大的特点，是极富后发优势的地区。老工业基地集聚了全国很大一部分工业资产存量和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老工业基地在支持沿海地区的开放搞活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建成了涵盖全国的工业体系，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和飞机制造等产业门类齐全、工业基础雄厚。目前，老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2002年底的数据分析，东北三省总人口为1.07亿，占全国的8.3%，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1.33%，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电站成套设备占全国的1/3，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其中重型卡车产量占全国的1/2，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钢产量占全国的1/8，拥有众多重要的重化工产业和骨干企业，是我国重化工业重要基地，也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形成技术先进、实力强劲的重化工业基地，使之成为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后的又一经济增长区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发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和维护社会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政府做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实现东西互动、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的重大举措。
(二)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都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也导致对外开放水平不高。200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出口总额分别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0.6%、0.7%；外商直接投资额三省合计仅占全国的7.6%。
２、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国有经济比重偏高。2002年底，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4.5%、78%、88%，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5、25和35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少。2002年，东北三省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的民营企业仅30多个，而浙江有160多个。
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2002年，东北三省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不到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难以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国有企业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能力弱，投入严重不足。2002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916亿元，不及广东省的投资规模。由于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中，60～7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仍占相当比重，老化严重的生产装备削弱了东北传统的制造业优势，进而使整体经济增长乏力。
４、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东北三省现有承担社会职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1424户，企业办社会职能单位包括中小学、医院、托儿所及公检法机构等共计11166个，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合计135.8万人，每年办社会支出192.7亿元。老企业普遍债务负担沉重，企业冗员多。由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亏损面大，不能足额上交统筹，社会保障能力不足。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５、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接续产业亟待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多。黑龙江13个地市级城市有7个是资源型城市。辽宁资源型城市为“五大四小”，包括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盘锦五个地市级城市及北票等四个县级城市。吉林资源型城市主要有辽源、松原和白山。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部分地区的矿产资源完全或濒临枯竭，面临着必须全面转产的局面。同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区域生态条件恶化，采煤沉陷、植被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在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东北三省的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艰难，出现了社会广泛关注的“东北现象”，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社会滋生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三) 积极吸收外商投资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建议
今年3月23 日，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黄菊、曾培炎出席会议，并都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对2004年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即宣告正式成立，目前，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的开局之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这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和前提。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政府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指导精神，要研究制定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指导意见，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推动钢铁、汽车、石化和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的战略性重组。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三改一加强”，实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稳妥推进集体企业改革，研究提出符合集体经济特点的改革配套政策，推进集体企业采取产权出售、公司制、合资合营、兼并重组、依法破产等多种形式改制。应积极探索在市场准入条件、投资领域限制、进出口范围和税收优惠等方面进一步放宽政策。如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允许非公有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研究建立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机制，加强对老工业基地小企业信用服务工作，努力营造民营经济良好的创业和发展环境。
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比，东北三省的落后最根本的还不是发展水平的现实差距，而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观念、意识形态和体制发育不良甚至是不发育。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应更加注意在思想观念、政府角色和市场机制等软环境方面的转变。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才能推动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东北地区重工业基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之全面振兴。既要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大力推进对内对外的开放，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资金严重不足的迫切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增加社会就业，同时更要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实现产权多元化，转换最为根本的企业经营机制问题。
首先，政府职能必须进一步转变，尽快建立起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转变职能、继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经济管理的着力点转到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营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和法律环境上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否达到振兴目标的重要条件。归根到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应抓住这个牛鼻子开展各项工作。完善的法律体系、高效廉洁、公平透明的政府等软环境尤为重要。市场机制和竞争应当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市场机制和竞争政策在广泛的领域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和立法机构只是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有关条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率的资产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法律和适当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适度调节和扶植。
其次，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塑造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切实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妥善解决其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巨额负债和历史负担问题。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控制其全部资产，企业经营高度依赖于政府，听命于政府，缺乏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机制和内部相互制衡制约的约束机制，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的压力，没有市场经济主体应有的主动性和调适性。要实现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必须改变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局面，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所有制改造，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并通过这些改革和改组，塑造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营机制。利用外资，嫁接机制，应是改革和改制的较好途径之一。只有其自身建立了良好的资产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其经营战略，发展壮大自己。国有企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债务负担和减轻历史包袱问题。还债和减负只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治标之策，而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在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各级政府要根据情况，区别处理和解决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债务负担和历史包袱，使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良好、平等的发展基础。但是，企业的发展仍然应当由企业自身来考虑。
第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要切实更新发展观念，注重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一是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围绕培育能源、石化、钢铁、装备制造、船舶、汽车、农产品深加工、高技术和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以提高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在搞好企业改革和改组的基础上，加快重点行业、重点骨干企业调整改造。加快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企业信息化。加大国债或专项资金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支持力度。要从经济全球化、国际生产格局和产业转移及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待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利用外资。引进资金和技术同国际分工、优化资本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外资对我国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的带动和提升作用，促进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技术水平和比较经济优势。二是发挥东北农业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业。这是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从政府方面来说，今后国家将进一步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实施沃土工程”，建设大型优质粮食产业基地，巩固东北地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地位，通过建设绿色、无公害农产品产业带，大力发展畜牧业，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产品市场与信息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实施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项目，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推行保护性耕作等技术性措施，提高黑土区耕地质量。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强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建设。农业的发展将为东北地区利用外资提供广阔的领域。一方面要积极争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农业开发项目的合作，更多利用低息贷款，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引更多的外商企业投资进入现代农产品加工领域，引入现代先进农产品加工生产模式，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生产农户与农产品储存、再加工和营销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规模化和网络化经营。这是目前国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也是今后应加大招商引资的重点。
三是适应老工业基地优势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转换的需要，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应该说，这些方面都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比较薄弱的地方。开放较晚、发展较为缓慢，水平和内容都比较落后，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的承诺，将逐步扩大外资进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服务性贸易领域。随着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势不可挡，极具发展潜力。同时，要扶持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逐步改变东北地区石油、煤炭、森工等资源型城市单一类型的产业结构。要扶持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支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规划中确定的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能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经济转型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切实做好工矿废弃土地复垦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突出抓好采煤沉陷区治理。要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方面，应加大政府间和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寻求国际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与援助。
第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要研究制定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政策措施。扩大老工业基地的金融、保险、商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实施教育、人才科技战略，吸引国内国际人才，到东北建功立业。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东北地区的地缘优势，扩大与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发俄罗斯油气、木材和铁矿资源，建立海外能源、原材料基地。鼓励东北地区机电产品、大型和成套设备出口。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积极吸引国内其他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东北市场。我们将围绕建立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与香港与澳门更紧密经济合作关系以及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体系，选择一批项目对内对外招商引资，特别注意吸引韩、日、俄、新加坡及我国港、澳、台湾投资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放度不足，从另一个方面则意味着可调动的潜力巨大。东北三省属于沿海沿边省份，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和巨大潜力。构筑区域经济对外开放新格局，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和参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不仅可以改善资产质量，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拓宽市场，而且可以带来技术、管理，带来新的体制和机制。只有市场主体活力上升，实力壮大，竞争力提高，振兴老工业基地才有希望。
第四，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利用外商投资力度，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政策，拓宽投资领域，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投入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制和改造。从根本上来说，东北的重新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程度。只有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改造资金相对不足和改造起点不高的问题，才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接面对国际上的激烈竞争。因此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开放的关键是要进一步放开对重点行业与重点领域的限制，以部分优良国有资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有形资本的同时，还要配套引进专利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方法等无形资本。就政府而言，应该简化投资程序和步骤，让投资者们的投资过程简单一些，此外，政府应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信息，例如为投资者寻找投资伙伴。提供银行政策方面的信息，介绍政府新的政策，摈弃过去盲目宣布不切实际的优惠政策的做法。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不应只是提出一些优惠政策，更应该做一些实事，比如说改善投资环境、改善服务环境、简化投资步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信息发布、政策导向，引导外资投向符合产业政策。在财政、税收、信贷、进出口、土地等方面给各投资主体以平等的待遇。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各类投资主体在资金融通、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良好服务。同时还要健全法律法规，维护各方面合法权益。要彻底清除影响地区间经济要素流动的政策壁垒和人为限制，降低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的门槛，这两年随着民营资本的壮大，如果能降低外资和民营资本对这些资源和战略性企业的进入门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利用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的形势将全面改观。
(作者单位：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