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假期(25):“铁皮鼓”


 又到假期(25):“铁皮鼓”

2020-7-17

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的这部“铁皮鼓”,出品于1979年,曾经获得奥斯卡奖及戛纳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原著作者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电影以一个侏儒的眼光,展现了二战期间但泽地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光荣和梦想,失败与屈辱。但泽即格但斯克,位于德国和波兰中间,历史上曾经在两国之间被转来转去的,德语称之但泽,波兰语称之格但斯克。其人口中部分是波兰人,部分是德国人,部分是犹太人。这部电影对种族关系着笔不多,对国家冲突也介入不深。其着意刻画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三岁之前的奥斯卡还算正常。过三岁生日那天, 奥斯卡无意中钻到大人们打牌的桌子下面,看到表舅将脚伸到妈妈裙子下面。奥斯卡似乎天生就有某种强烈“正义感”,正统的“价值观”,他厌恶成人们的虚伪和丑陋,肮脏与龌龊。表舅和妈妈的丑行让他恶心,他决定不再长大,永远停在三岁。他将自己摔下地窖,摔坏脊椎。从此,他的个子及外形就停在三岁。其实,他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了自觉,他不喜欢这个世界,他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奥斯卡的妈妈是一战期间在战地医院认识伙夫的,可能是食物的引诱让她成为他的妻子。她真正爱的是他的表哥,奥斯卡实际上是她表哥的儿子。表哥经常呆在他们家里,他们像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就在他摔坏自己的三岁生日那天,母亲给他买了一只铁皮鼓。自此,铁皮鼓一直陪伴着他。因为个子小,奥斯卡有时候会受到小朋友的欺负。不过,他有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的尖叫声可以震碎玻璃。他震碎过家里的挂钟,老师的眼镜,医院的玻璃罐。

每过一段时间母亲都要带着奥斯卡到镇上小卖部去买新的铁皮鼓。买好铁皮鼓之后,妈妈将奥斯卡留在店里,委托店主照顾,自己去办事情。奥斯卡有怀疑,尾随而去,发现他妈妈在跟表舅干丑事。他击鼓并尖叫,宾馆房间的玻璃被震碎。

奥斯卡的父亲其实是个好人,他是个能干的厨师,体贴的丈夫,孝顺的儿子,负责任的家长。他后来加入了纳粹,还是一个好人。

他们“一家四口”到海边,看到有人用死马的头钓鱼。将马头从水里拎起来,耳朵里,鼻子里,嘴巴里藏着很多鳗鱼。看着真是恶心极了。因为食物短缺,必须吃这个东西。奥斯卡的父亲已经将鳗鱼加工的很干净了,母亲坚决不吃,歇斯底里大发脾气。奥斯卡母亲的这种情绪,可能是一种心理反应。她又怀上了表哥的孩子,她可能对自己的好人丈夫有愧疚。后来,她不知为什对吃鱼上了瘾,不管什么鱼,生的或者熟的,好的还是坏的,大口大口往嘴里塞。后来,她或者是吃鱼撑死了,或者是中毒死了。

二战开始了,但泽人民面临选择。奥斯卡的舅舅选择支持波兰独立,加入抵抗组织。后来在战斗中牺牲。

奥斯卡的伙夫父亲加入了纳粹,还担任小队长。奥斯卡的父亲要去参加欢迎纳粹的大会并发表演讲。奥斯卡躲到主席台的下面,在军乐声响起之后,敲起他的铁皮鼓。铁皮鼓的鼓点扰乱了军乐队的节奏,严肃的会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为了照顾奥斯卡的生活,父亲给他找了一个与他同岁的十六岁的女仆。奥斯卡已经有了性的意识,女仆成为他爱情的对象。可是不久,奥斯卡撞见父亲与女仆做不可名状的事情。接着,女仆成为他的继母。成为继母的女仆很快就成为真正的家庭主妇。

奥斯卡离家出走,成为为纳粹服务的侏儒剧团的成员,他用尖叫声震碎玻璃杯的绝技成为剧团的压轴节目。剧团在纳粹的法国前线慰问。纳粹用大炮轰炸在海滩上捡拾海贝的修女,五位修女飞上了天。在剧团,奥斯卡爱上了一位侏儒女孩,她成为他的第二位爱情对象。好景不长,纳粹败退之际,奥斯卡的女友被大炮炸死。

奥斯卡回到家乡,“继母”给他生了个弟弟,奥斯卡发现,这个“弟弟”其实是他的儿子。

苏联红军攻入但泽。奥斯卡的父亲抓紧销毁和隐藏他的纳粹身份标志。他的纳粹勋章掉在地上,被奥斯卡捡到。在红军搜查的时候,奥斯卡当着红军的面将勋章交到父亲手里。父亲慌忙将勋章塞到嘴里,拼命下咽,在痛苦得张牙舞爪之时,被红军击毙。

给父亲下葬的时候,奥斯卡将铁皮鼓扔进墓坑。父亲死了,奥斯卡希望扔掉象征他一辈子长不大的铁皮鼓,希望能够长大。恰在此时,奥斯卡的“弟弟”朝他头上扔了一块石头,奥斯卡摔进墓坑里。之后,他奇迹般地恢复生长。

作为纳粹的家属,奥斯卡和“继母”及“弟弟”在但泽待不下去了,继母决定带着他们到莱茵投靠亲戚。

奥斯卡的外婆仍然留在但泽。

 

无论是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还是沃尔克·施隆多夫的电影“铁皮鼓”,都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据说其核心是展现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批判。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或许可以解读出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不过说实在话,除了曲折的情节,丰富的内容,精彩的表演之外,反思和批判并不在我的观影收获当中。

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在市场上人们出租烧红的砖块给人取暖,奥斯卡的特异功能,作为纳粹的奥斯卡的父亲勤劳和善良,奥斯卡母亲的“不作不死”,作为一个侏儒的奥斯卡与其外表不相称的内心的邪恶,等等。

看完电影之后,又看了文化学者梁文道在在一个叫做“一千零一夜”的系列读书节目中对《铁皮鼓》的解读,他讲到的几点很有意思。

其一,德语词意的变化。

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界在反思纳粹统治的影响时发现,很多德语词汇的含义因为纳粹统治下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失去其本来的含义,或者是含义被改变。比如国家,社会,集体,正义,真理等等。这些原本具有神圣含义的词汇,因为纳粹将其应用于其意识形态宣传,赋予其特殊的含义,因此而承载了邪恶的,肮脏的内容。这些词被玷污了。

因为政治或者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改变词汇的含义,真是有价值的发现。在我们的文化发展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文革当中,“革命”就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它具有进步性,正当性的意义。“斗争”,“战斗”,“决裂”,“打倒”等等进入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具有正当和进步的意义。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一些旧的词汇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甚至是与原先含义很不相同的含义。比如“小姐”,“文艺”,“老司机”等等。

其二,洋葱餐厅。

电影中没有出现洋葱餐厅的情节。

二战之后,在西德的某些城市没出现了“洋葱餐厅”。餐厅提供材料,工具,场地,让客人切洋葱。切洋葱的目的不是做菜,而是让人们哭泣。因为经历了战争,而且发动战争的德国人可耻地失败了。人们内心愧疚,压抑,痛苦,却又无法表现,无从发泄;日常生活中还要装得无所谓,一切照旧。通过切洋葱而流泪,既是伪装,同时也是打破沉默。据说二战之后一些德国城市的洋葱餐厅生意很红火。

其三,德国人对战争的忏悔。

发动二战的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战后对待战争的态度,忏悔的自觉性,有着天壤之别。日本人总是遮遮掩掩,不愿意公开认罪,而且政府高官还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西德的态度堪称典范,全民掀起反对纳粹,警惕纳粹复辟的热潮。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参观时,还在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据说,当时格拉斯还是勃兰特的政治顾问。

格拉斯反对纳粹,申讨纳粹,警惕纳粹的态度异常坚决。对于后来的两德合并,格拉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担心德国统一之后纳粹的国家意识可能会复活。格拉斯对纳粹的反对和警惕有自我觉醒和批判的意义,可年轻时候格拉斯曾经参加过纳粹青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