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明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化的成长。与之相联系，政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进步，思想的升华。
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在长期的组织活动中，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其绝大多数成员所表现出的稳定的价值取向、组织心理及行为作风等。政党是奉行一定价值理念集聚而成的政治组织，文化既是打造组织的基础，又是凝合成员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在近代社会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产生的思想理念、制度规则、组织规范等等，都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国内学者赵理富在《政党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
政党文化是政党的重要标志,并且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执政能力的强弱。它是巩固政党地位的重要基础,延续政党行为的重要保证,甚至引领着主流文化的走向。政党文化既是一个文化运动的过程，体现为政党塑造其文化品格的过程，也是一种稳定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人们的心理影像与社会的文化符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就是政党的生命。而政党之间加强对话交流，在相互启迪和借鉴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提高各自治党治国能力，而且对于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政党的起源和政党文化
政党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现代政党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思想和政治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意大利政治学家G.萨托利说:“政党,我们知道,是一个为新的事物而起的新名字。说这个名字新是因为事物是新的。这个词直到16世纪才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基于一定团体或组织形成的党与派自古有之,但由此所形成的政党,则是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出现了现代民主体制之后。
《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政党，是为争取选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选人而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团体。”法国学者博雷拉在《今日法国》一书中认为，政党应该是由男女组成的集团，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与行动，这个集团必须提出一定的治理国家的建议，其宗旨在于取得政权和行使权力。
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西方对抗性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同议会一起成为西方特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为了获得议会席位或执政地位，经常陷入“部分反对部分”的竞争怪圈。这些政党对部分利益的关注多于对全体利益的关注，对内政问题的关注多于对外政问题的关注，对短期议题的关注多于对长期议题的关注。票决政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这使西方政治学说基础上的政党政治出现庸俗化、娱乐化甚至劣质化倾向。
政党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内涵十分广泛。一方面，它包括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价值观念、奋斗目标、纲领路线，构成了政党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还包括党员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观念、作风等，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外在形象。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和生命。陈金龙教授认为：“民族、国家的维系，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组织、政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是政党的生命，直接关系执政能力的高低。”
最早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或者说萌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产生，如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创立源自于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王位继承问题。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约克公爵詹姆斯）是一个天主教徒，并公然拒绝宣誓信仰英国国教。而查理二世并没有合法的子嗣，这意味着这个千夫所指的天主教徒将继承英国王位。围绕着詹姆斯的王位继承问题，英格兰议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议会最终由于该问题被撕裂成了两派别：一派以沙夫兹伯里伯爵为首，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受到清教徒的支持；另一派持相反意见，以丹比伯爵为首，并得到查理二世的支持。
事实上，辉格（Whig）和托利（Tory）一开始都不是双方的正式称呼，而且这两大集团在组织上也不稳固，派别成员思想认同也不强烈，他们甚至不愿承认彼此的派别立场。史料记载，所谓“辉格”，是约克公爵詹姆斯的支持者对政敌的讥称，是“Whiggamores”（意为马贼）一词的缩语；托利则是对约克公爵的支持者的侮辱性称呼，该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歹徒。
十七世纪时，辉格党和托利党只是英国国会中的不同政治派别，一个代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然而，出乎双方的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正是这两个不雅之词——辉格和托利，后来不仅被争斗双方接受，而且居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两大政党的党名——托利党即是今天的保守党，辉格党变成了后来的自由党。
从其诞生到现在，300年多来，两个政党勾心斗角，剪不断，理还乱，在英国议会里上演了一出出尔虞我诈，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剧。二十世纪以前，保守党、自由党一直轮流执政。工党崛起后，逐渐取代自由党在两党格局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不再是自由党，而是后起之秀的工党。期间，自由党为求生存，时而支持工党，时而与保守党结盟，1988年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组为今天的自由民主党。
滚滚的历史车轮缓缓驶入了二十一世纪，当年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早已在推陈出新的历史大潮中脱胎换骨。如今，人们偶尔还是会用托利党来称呼保守党，但是辉格党这一政治术语则被永远留在了历史书里。
二、政党政治和政党文化现象的发展
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发生了与英国极其相似的一幕。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1787年，围绕着批准宪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两大势力集团。
以A.汉密尔顿为首的保守派主张将国家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实行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被称作“联邦党人”；以T.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主张扩大民主权利，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被称作“反联邦党人”——这两个政治上迥然有别的集团，构成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雏形。
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后，两派在宪法解释、联邦与各州权限，以及公债、设立国家银行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A.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代表东北部大资产阶级、大商人的利益，主张对宪法从宽解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以T.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州权派等利益，主张对宪法从严解释，要求扩大州权，保障自由。
两大派别在国会内外进行活动，逐步由国会内的政治派别发展为全国性政党。“反联邦党人”于1791年开始组织共和党，由国务卿杰斐逊任领袖，故又称杰斐逊共和党。1795年，“联邦党人”正式成立联邦党，并于1797年开始执政。1800年总统选举时，杰斐逊充分调动党的力量，成功当选，政党作为选举工具的特殊作用第一次得到体现。
此后，两大政治派别在美国政坛风云变幻中潮涨潮落。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最终形成，两党制开始确立。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李普赛特指出，“不管工会还是政党，其内部组织其实都是高度集中的。这样一来，党内就出现了一批精英党员。从精英党员的视角出发，党的定义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因此，精英党员的诉求是赢得下一次选举；如果已经赢得了选举，就要努力保住执政地位。
政党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如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共和党和民主党完全渗透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司法制度，都与两党制有着密切联系。美国两大政党掌握了总统、国会、州长和州议会的权力。
公开资料显示，自1856年以来，历届总统不是共和党人便是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选民票平均为95%。近2/3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即使那些自称无党派人士，通常也具有政党倾向，并表现出高度的政党忠诚。不过，政党通常最关注的是赢得选举和控制政府的职位。相对而言，美国的政党内部较为松散，并不严格遵循统一的思想和完整的政策目标。
美国的政党政治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政党文化现象，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加拿大、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都有所反映。英美两国“前车之鉴”，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后来代议制民主和政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继产生许多具有不同社会基础、不同组织形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党，其政党文化表现及其特征各有千秋。
法国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就已经相当活跃，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和组织“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名声远播的有雅各宾派（雅各宾俱乐部）、吉伦特派（吉伦特党）、山岳派（山岳党）、斐扬派（拉法耶特派）等。在这些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中，不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党派组织，如平等派、新旧四季社等。其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早的政党之一——法国工人党，即是在1879年诞生的。
法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一些国家党派如林，在多党制的路上越走越远，形成“极化多党制”。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以及德国魏玛共和国，因实行“极化多党制”，成为多党制不成功的典范。与之相反，一些欧洲国家的老牌政党生命力旺盛，至今仍活跃在本国代议制民主的大舞台上，如：爱尔兰的新芬党、工党；比利时的基督教社会党、弗拉芒自由进步党、社会党；挪威的保守党、自由党、工党；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等。这些党的历史都已超过一个世纪，弗拉芒自由进步党的历史甚至超过了一个半世纪。
对于西方政党制度，西方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美化，极力掩盖和粉饰其中的弊端。然而，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在政党文化形成的初期就察觉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卸任前，在1796年的《告别辞》中提醒人们：“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学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此时，华盛顿很有远见地认识到了两党激烈对立又轮流执政，可能给国家带来的风险。
实际上，不仅华盛顿这样思想深邃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多党政治，特别是乱象丛生的无序多党制的弊端可能引发的灾难。
一位西方学者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巴基斯坦政党政治时，这样写道：“政党……变成了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果某个野心家在原来的政党中无所施其计就会组织新党。一个或几个头头凑在一起，立刻就能建立一个新党，然后再去招兵买马。有些党几乎完全是由立法大员们自身组成的，实际上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临时集团，目的只不过是建立或打垮政府的某个部。”联系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党文化现象的现实，不能不说，这样的认识和分析是何等的深刻和精辟！
三、全球化时代政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在它的推动下，人类步入了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单独长期执政，同时又经历执政失败的大党老党的考察不难发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和科技与信息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大党的治理方略逐渐失效，一些大党发展陷入政党合法性流失、政党权威消解、政党自身机体腐化、政党无组织力量生长等执政危机。
事实上，在欧洲国家，传统政党已难以获取选民的信任。在美国，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也越来越少。今天西方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政党危机。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美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各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不择手段，选举丑闻层出不穷，党派竞争逐渐沦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相互制衡变成相互攻讦，甚至形成了“否决型政体”。总体而言，西方的传统政党正处于衰落当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浪潮前所未有地把各国的文明文化紧密地连接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无远弗届的巨大网络。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人类和世界向何处去？”“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潮流，要将政党带到哪里去？”“政党如何担当起领导全球发展的责任？”在中西方文化渗透融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方政党文化如何取长补短，实现良性竞争？”
面对上述挑战，令人失望的是，日益式微的西方政党没有勇气，也无力形成改革共识、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甚至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目前主权国家间的对话形式有很多，但政党间的对话却寥若晨星。西方政党唯有沉沦下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关心人类命运的政党，主动肩负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以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当前，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共产党以长远的眼光、务实的担当、真诚的合作，坚持合作共赢之方向，日渐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中国的政党文化日益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一个崭新坐标。
中国的政党文化根植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但它又是人类思想先进成果的文化结晶。“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的特质，饱含着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决定了中国的政党文化具备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古往今来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的兼容秉性，为应对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理念与西方世界各国政党存在巨大差异，其“异质性”显而易见。然而，“异”是融合的前提条件，而有了“同”才能通过“融”而“合”之。由此，可以把二者相融合的过程描述为：触碰——认同——渗透——融合——发展。
“挽住云河洗天青”。赓续着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于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政党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全球政党领导人出席人数最多的高层对话会。五大洲，二百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纷沓前来。
各国政党和领袖认真思索并努力寻求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而开辟人类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法国共和党政治局委员马里亚尼指出：“此次高层对话会是创新之举，将为未来政党关系带来希望。”政党可以做伙伴关系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促进者、文明互鉴的践行者。基于对历史和现实深入思考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大会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走向何方”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崛起与复兴进程中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现实理解和价值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观念重新打量世界，谋划“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前景。“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秩序观，也是价值观；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也是行动共同体。
世界各国政党应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这次对话会为人们思考政党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同国家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弘义融利，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相互平等、容融交汇、参与协作、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从而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在全新的时代，“政党文化现象将在政党国际交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马丁·雅克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先进和有能力的组织，在全世界政党中极为突出。相信中共党将持续以独特、积极、健康、先进的政党文化，带领中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坚强引领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