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地主

2019-1-15

我们村的“黑五类”，一是富农赵家，二是地主何家。

何家有六口人，老俩口，两个女儿，两个儿子。

何天春被划为地主，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他们家以前应该是有很多土地的，后来为了供何天春读书，地大多卖了。到解放的时候，已经剩下不多，顶多是中农的水平。何家显然是明白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的，只是时局的变化，破坏了他们的投资计划。他们家的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取得收益，“市场”就崩溃了。何天春是我们村解放前唯一一位大学生，还参加了国民党，大学毕业之后，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里做过小职员。他这样低级别的小职员去不了台湾，就只能留下来等着新政权收拾。何天春家里卖出的土地，很大部分被我家买过来了。我父亲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勤劳而有经济头脑的农民，通过生产和经营积累财富，一点一点地将何家的土地买了过来。土改之前，我们家是全村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村里最肥沃，最平坦，收成最好的土地，大多是我们家的。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几年参加了革命，土改的时候已经在解放军中担任军官，土改时划分成分时我家受到照顾，只划为中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何家是替我们家背的锅。

何家就住在村小学的门口，我们上学放学，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何家住房不大，是小一号的三间两层的瓦房。门前有个小小的场院，是青石板铺就的，场院那边，栽着一排桃树和李树。何家的主房，也是石脚之上砌的土基，外面还涂了一层黄泥，看起来干干净净，光滑整洁。何家的门口也总是干干净净的，时常打扫，还用洗菜水冲刷。我们每天早上上学，都会看到老地主何天春在打扫卫生。他做事认真，扫地就像绣花一样。说起来，何天春这个人有点奇葩，他居然会描画和绣花，这女红本来是女人干的，而何天春干的也不错。何天春虽然是村里阶级成分最高的，但却不像富农赵家大爹那样总是畏畏缩缩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对人很是和善，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也慢条斯理，不卑不亢。他的笑容却很少那种讨好和谄媚的样子，可见他并不因为自己成分高而放弃自尊。他们一家人的穿着也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即使打了很多补丁，洗的发白。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何天春是国民党的大学生；知道国民党是坏蛋，却不太明白大学生是什么意思。我以前听外婆和妈妈说过，我以后也要成为大学生，就知道大学生应该是受人尊重的。但眼前的大学生何天春，显然不怎么受人尊重。于是我想，原因可能不在于他是大学生，而在于他是国民党。尽管是是地主，是阶级敌人，经常要出席批斗会，要遭人唾骂，被人嫌弃，何天春的家庭看起来却是和和美美的。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家吵架，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子女对他吼叫，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吼叫家人。他家的地主婆也是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干活也是干净利落的。她的两个女儿长得文文静静的，看起来是勤快而贤惠的样子。他的两儿子也很听话，很规矩，至少是不讨人嫌。

我放学回家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的时候，总会看到何天春在场院一角的树下读书。那时候我们都有强烈的阶级警惕性。看到老地主在读书，就怀疑这个坏分子会不会在读什么反动书籍，会不会在准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有一天就斗胆凑过去，想看看他究竟在读什么。何大爹倒是很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怀疑，相反还很高兴有人关注他读书。原来他读的是一本红皮的《毛泽东选集》，还用圆珠笔在做批注。老地主是否有资格读《毛选》，我有些怀疑。我觉得，剥削劳动人民的老地主读毛主席的著作，可能是对毛主席和他的著作的一种侮辱。不过，这种想法对不对我也不敢肯定。我倒是对他的小小圆珠笔产生了兴趣。那时候，圆珠笔和钢笔都很少，只有干部和老师才有圆珠笔和钢笔。老地主何天春使用圆珠笔，在我看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何天春读《毛选》和用圆珠笔做批注，体现出他是有文化的人。那时候，我们那里都将圆珠笔叫做“原子笔”。何天春可能是有意要卖弄一下自己的知识，就跟我讲什么是原子，甚至还讲到原子弹。听到“原子弹”三个字，我心里有点发毛，怀疑这老地主“亡我之心不死”。后来还跟我父亲汇报了这个情况。这老地主给我传授的这个知识还真是害了我，我要到上高中才知道圆珠笔是怎么回事儿，才知道圆珠笔与“原子”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能够说出“原子”，能够联想到“原子弹”，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大多没有多少知识，有的老师只是粗略会写几个字，算术的话仅仅知道加减法而已。何天春毕竟是个大学生，肯定要比我的那些老师懂得多。不过，他是反革命分子，他这样的人是不能进课堂的。我跟我父亲反映了何天春的“原子论”之后，我父亲就告诫我以后不要听他讲这些东西。

我在村子里上小学那段时间，正是各种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有政治运动，黑五类都要被抓去批斗。我们村比较小，很少组织批斗会。我记得比较多的批斗会，是由生产大队组织的，就在我们邻村。大概我们村里的人们都比较善良，没有那种很疯狂的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何天春也就少受了很多皮肉之苦。我看有的村的黑五类是被自己村里的红卫兵押解到会场的，一路上会被拳打脚踢，被鞭子抽打。何天春是自己带着高帽子去的，到了会场自己戴上高帽子，批斗会之后自己回家，一路上有时候还跟村里人聊聊家常。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公社举行的，那是一次反击投机倒把的大会。全公社的黑五类都去参加陪斗，都戴着高帽子，弓着腰，低着头站在批斗台上。批斗过程中，“打倒”的口号，“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批斗会结束，严重犯罪者被拉去枪决，黑五类们被押解到刑场观看，其意义在于对坏分子形成震慑。行进过程中发生了混乱，有的黑五类被群众在混乱中用石块砸破了头，被棍棒打断了腿。何天春很擅长保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我对政治运动的恐惧，在那一次批斗会上埋下了根。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投机倒把分子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人，都是有尊严的。像何天春这样的老地主，在我看来还是和善且文明的。可是，在那样的场合，被批斗，被石块砸，被吐唾沫，被戴高帽子，作为人的尊严丧失殆尽。政治运动真是可怕啊！

颇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是，那时候，只要是开大会，不管是批斗大会还是庆祝大会，坏分子都要被集中起来，即使不专门批斗，也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来加以震慑。1975年我们村通公路，举办通车典礼，有县里的领导出席。那一次，全大队的黑五类也被集中到会场。领导在台上致词的时候，黑五类们戴着高帽子，弓着腰，低着头站在台下听着。最后总要喊几句“打倒什么”的口号的，有了这一排的黑五类，打倒才有了对象。

尽管是我们村的头号坏分子，地主何天春其实并不坏。经过几十年改造，他已经成为一个勤劳本分的农民；而且，在为人处事的很多方面，要比一般村民好很多。他毕竟是大学生，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他的修养素质要远远高于周围的村民。他家庭的和谐，子女的有教养，就说明这一切。何天春还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有几年，村里人家娶媳妇儿或者嫁姑娘，都要准备一件颜色艳丽的毛线衣。我母亲是村里织毛线衣最好的，其他几位，都是我母亲的徒弟。帮人织一件毛线衣收五元，对于农民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天春要嫁姑娘，也请我母亲给织毛线衣。他也没有现金，就扛柴来抵。一扛柴算五十公斤，一公斤一分钱，就要扛十扛。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因为我也扛过柴去公社屠宰场去卖，单边有三公里左右，也是一分钱一公斤。但是，看到老人家大雨天给我们家扛柴，我居然有剥削别人的愧疚感觉。

其实我倒是真的“剥削”过别人的，这个人就是何天春的大儿子。何天春的大儿子叫做何顺福，跟我是小学同学。何顺福人还算聪明，性格也好。因为出身地主家庭，总会受到些歧视，受到些欺负。同学们动不动就会叫别人“地主儿子”，经常直呼其父名“地主何天春”，还经常将他排斥在小伙伴的游戏之外。何顺福似乎不受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是一向待人友善的，而且我奶奶也教导我不要歧视别人，于是我就成为何顺福可以接近的少数几个同学之一。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使用钢笔了；我母亲还用白线给我勾了一个钢笔套。有了钢笔套，钢笔就不容易丢失，而且，看起来也很美观。全班没几个人有钢笔，而钢笔套就只有我有。何顺福看上了我的钢笔套，尽管那时候他还没有钢笔。他跟家里要了一块钱买钢笔的，但他希望先从我这里买下钢笔套，然后再要钱买钢笔。

那时候，我对金钱已经有一定概念了，因为我时常到集市上卖山货。一块钱是一大笔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这个我清楚。所以，接过何顺福一块钱的时候，我是有些忐忑的。我意识到我在剥削别人，剥削一个曾经以剥削别人为生的地主的儿子。在这种忐忑中，我的剥削行径暴露了。我母亲很快发现我的钢笔套不见了，就追究起来。我从实招供之后，受到了严厉批评。在母亲对我的批评中，确实用到了“剥削”两个字。我母亲将我剥削得来的一块钱交还给何天春，钢笔套就送给何顺福了。这样，何顺福用那一块钱买了钢笔，正好与钢笔套配套。在我承认并改正错误之后，母亲又给我勾了一个新的钢笔套。

何顺福小学毕业之后再没有上学。我们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地主富农还没有摘帽，地富子女升学还有限制。那之后很久我都没见过何顺福。听说改革开放之后，何顺福曾经外出打工，学了技术，开了工厂，赚了钱。再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子，将父母接走了。一直到今天，何顺福都是我们村里经济最成功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