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章，如果不修订不保存下来，20年后人们将不会理解中共18大作为新时代的转折点其历史功绩的意义深远；也不会懂得有哪些政治家能做前人想做不敢做、敢做做不成的事；更不会懂得继“杀出一条血路”之后再转乾坤的好时代如何到来的。

下面这篇散文就是衬托一个好时代终于到来的“背景交代”。期盼各级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勇气认可这篇文章，不要把文中记录的“历史缺陷”看作是某一届执政者的失误。因为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当时中国突出重围若不付出代价和成本、若无一部分人的牺牲和沦丧不可能。唯此，我们才会更加珍视和继承“杀出血路”之后再转动乾坤的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警钟

（原作于2009年12月31日） 

                                                       

文明史中国上下5000年，封建史中国2000多年，半殖民中国100多年，社会主义中国刚刚60年。新中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如此年轻稚嫩，其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是时光流转的一瞬间；其所走过的改革开放前后两段路，只能被称之为漫漫征途的咫尺间。

虽然，在这60年间，您用前一个30年奠定了您的政治基础，接着又用后一个改革开放的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百余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我，只想告诉我的国家：您依然是“新”中国，依然很年轻、很稚嫩。

一个国家犹如一个巨人，面对成就与辉煌，它容易显出它的强大和伟岸；而面对历史和哲学，即便是巨人也显得如此渺小。在时间起源、生命起源、意识起源和文明史起源之后的漫长的光阴轮回中，60年，是如此短暂！

我只想告诉我的国家：当您像雄狮一样傲然挺立时，您不会忘记您走的是前无古人的路。60年间，您每一步都留下了璀璨的脚印，每一步也都充满风险。明天，您也许更强大、更成功，也许轰然倒下或遭遇更严重挫折。

今天的中国，如果在邓小平时代不改革、不开放，她就没有眼前的发展局面，也没有眼前应对风险的回旋余地和已经赢得的从容条件，而坚持改革开放，她就要融入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局面，对尚且年轻稚嫩的新中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生，财富与风险同长，发展与代价并存，稳定与动乱交错……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并没有看清楚“特色之路”是一条既充满希望的必由之路又充满风险的社会主义道路。曾有许多信仰游移的人，为探索中的前程迷雾遮眼，曾感到心绪茫茫；也为开创“特色之路”的错综复杂局面一度失去了方向。有的甚至把改革开放的前途视为“要么亡国，要么亡党”的一场抉择。如今，30年已经过去，谁能回味和理解“杀出一条血路”这句名言的警示性含义？

显然，中国不会亡国，中共也不会选择亡党，但其所走的路恰恰是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

这既是恢宏气魄，也是“中国警钟”！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除了这条崎岖陡峭、险象环生和警钟长鸣的路，还有没有平坦、安稳、笔直、杨柳依依和莺歌燕舞的路？没有。

这个民族，她的一切落后与被动，都深深根源于封建官制和帝王统治太长久太成熟。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她只能在发达国家以竞争强势开拓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相比欧美各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失去了近代史上那种多数国家处于封建王朝腐朽统治下，其工业资本可轻而易举实现殖民扩张的竞争优势；她也失去了近代史上多数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下，一国民主可自然经历从无序阶段的反复折腾到最终稳定成熟的欧美环境。如此国情，如此背景，如若依然照搬西方模式——从自发源头起步，那便是真正的亡国之路、亡党之路和分裂之路。

发达国家从他们自身经历的发展道路中，早就精确计算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国家，当其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资本的自由化愿望，分配的重重矛盾，贫富的两极分化，官场的腐败堕落，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自由化民主主张，将会集中凸显；这个国家的动乱分裂和无序的民主政治也就从此开始。

在西方强国眼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最理想的发展“模板”是这样被描绘的：其市场是开放的，产品是落后的，政治是脆弱的，官场是腐败的，文化是破碎的，军备是无力的，社会是动荡的……而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其量化数据正当其时，且远未达到中等发达稳定期。面对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新经济体，它能刺激无数幻觉与梦想；它对渴求市场的国家是美梦，对渴望霸权的国家也是“美梦”。

我们不妨从“梦”的源头说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摧毁日本“争当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战略策划接近告磬。连续经历10多年经济腾飞的日本，当其国内产值日益逼近美国时，未料其金融领域将遭遇一场“货币战争”的导火索也在嗤嗤燃烧。此时，被从各种渠道大量注入的“流动性”正在为日本房产、证券市场鼓起经济泡沫；美国和美元雄踞霸主地位的市场战略筹划与经济侵略手段，在经过小范围金融预演和理论上的论证后，已经成熟。这也增强了美国高层主动与中国交往的信心和决心。也就在此时，这个西方最强大国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被其封锁了20多年的“红色中国”。

此时的中国尚处在“极左”僵化时代，在密切联系经济财富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欧美国家至少50年。当时，电子工业革命几乎错过，面对信息化工业革命尚无准备；经济发展活力深受僵化体制和强国技术封锁的阻碍。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东西方巨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中国对外开放问题和如何打开中国国门问题。毛泽东对“西方的月亮”陷入沉思，尼克松思考着怎样对“东方的雄狮”不战而胜。两国在目的不同、立场不同、战略方向不同而解决问题的焦点完全相同的不谋而合的思维中，展开了以“乒乓球”为媒介的交好过程，并且以“闪电式”的恋爱方式建立了划时代的外交关系。

从此，中国的宽阔疆域面向世界各国拉开了“和平与发展”的大幕；从此，美国开始为它未曾放弃的冷战思维方式加注新动力，启动了新一轮以市场为先导的战略筹谋；中国告别了“冷战”时代，美国则迎来了“暗战”时代。

对中国来说，开放国门是为了“和平与发展”。但是，要打破僵化的经济体制，赢得发展与活力，却必须走敢想敢干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有能力突破思想僵局并完成改革思路总设计的正是毛泽东身后继往开来的邓小平。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改革开放30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的30年、是财富积累达到惊人速度的30年；另一方面，也是各种代价、险情和各种陷阱伴随发展道路的30年。

此间，她经历过“6.4风波”的阵痛，眼见过邪教聚徒的风险，痛苦过贫困群体的扩大，忽视过生态环境的破坏，强忍过官民情感的破裂，难堪过民族品牌的衰败，罹患过腐败顽症的侵蚀，遭遇过金融危机的打击，失去过正确信仰的支撑……这一切，均在困惑和不期之中，也在兰德公司的详察和预料之中。

说奇怪也不奇怪，改革开放最初几年，人们都还记得美国媒体对中国官场弊端的态度，起初常予垢病甚至造谣诬蔑，而后来，除了国防军备和市场化进程被纳入其舆论指责外，其余均被列入不置评论，静观其变。西方世界早就从前苏联巨变中得到一种信念：一党执政的国家在其经济市场化和思想自由化演变中，其腐败权力一旦遭遇经济发展危机，国家崩溃仅在一夜之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针对中国的公开舆论压力和思想渗透主要集中在市场化开放程度上。

可是说奇怪还真奇怪。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次又一次令世界叹为奇观！她已经遭遇了“拉美陷阱”却没有掉进陷阱，她同样显现了“前苏联症候”却没有挪动根基，她阔步迈进了人均3000美元的动荡期却没有惊涛骇浪，她在收入差距超出警戒的险境中却以波澜不惊的从容，把稳了改革方向。中国令世界称奇！她的基本制度有抗风险优势，她的核心领导集团堪称是有坚强信念的民族脊梁！

人们从教科书中找不到这种奇迹，从近代史中难置信此种国运，从各国发展经验中也看不到前车之鉴。然而敢问：未来30年中国奇迹还能否伴随中国？显然，寄望奇迹永远相伴，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长鸣中国警钟！

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这就像身后有狼追赶的羊群，须在高度警醒和不停奔跑中求生存求发展。

危机中的中国远远没有摆脱危机。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世界容不下“两个老大”。类如达赖与班禅，西藏归一统后，两人互为兄长和互为师徒的宗教体制最终是要破裂的。其不可长久维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自然哲理。

大自然的有序变动，是“同一”前提下的“二分”和服从“同一”的“二分”。“一分为二”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同一”与“二分”之间的相互支撑，如果仅仅是“分”，则未免于体制又回到了朴素辩证法因自然顺变而认可的自发的原始的形态。

美国两党制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众两院内部有超越于“驴象之争”之上的精英团队早已应运而生。这个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向好、社会稳定的局面与前台幕后协调垄断财团利益的新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所以当代美国只有“精英治国”一说，不再有“驴象定国”一说。

无序的变动，是从未“同一”的“二分”和难以抑制差异扩大的“二分”。即使拼成一个最高领导集团，它也是“G2”；即使伸长了勾肩搭背的手臂，同样不可长久。西方政治精英已经习惯照着书本理论迷信西方领导体制，尤其是近20年的变化显得微妙：不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何因？显然对进入全球化格局的中国，很需要吝啬“反对党”舆论监督机制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轻易被中共享用。

在西方精英团队的思维方式中，中国只需两种因素即可引发政治格局产生巨变。一是推断一党执政难以遏制权力腐败，且丧失民心。二是经济困局可引发社会动荡，可促使国体崩溃。他们认为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可随机、伺机引爆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干柴”，后者是能疾速点燃“干柴”的一股“烈焰”。

这股“烈焰”的手柄正紧紧握在他国手中。年轻中国正处在兴新市场经济体的幼年成长期，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中的有效调控能力将深受制约。有醒者意识到：五大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能被自主掌握的，只剩一个半。

国际资源价格的定价权被他国掌握，价格变动，是可促成连锁反应的市场机制；国际货币的汇率杠杆被他国掌握，流动性进出和印钞机器的作用力能够一夜间蒸发一国10年的财富积累；国际产品的准入权被他国掌握，准星应时抬高一寸，可使数万家企业价值链发生断裂；政府投资引导权仅限国内项目被自主掌握；最后只剩下扩大内需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受通胀和国际资源价格涨跌侵扰。

此时，西方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失去大半用途，唯有《资本论》和《国富论》揭示的基本原理和简单经济学法则可保持它的不朽光辉。如今走中国道路，仍要如履薄冰前行，在诸多针对性应变中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如悬于一发的金蛋，唯恐一旦坠落；中国命运如攀援蜀道的农夫，脚下万丈深渊！

险！险！险！

原谅我，我的中国！当辞旧迎新时刻，我不能为您敲响清脆悦耳和悠扬动听的新年钟声，而为您敲响了这振聋发聩的“中国警钟”。

我深知：创业难，改革难，知难不难。听警钟，思忧患，忧患者无患！

               胡志平，200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