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阿尔伯特·赫希曼

2018-3-20

讲到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思想，让我有机会讲一讲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的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2012）。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赫希曼对思想史上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讨论的背景和进程，内容和影响，有过深入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为个人利益辩护，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强调个人利益，并将其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社会经济制度。个人利益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斯密经济学是这个证明过程的重要环节，而在此之前，已有过漫长的证明历史。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所讨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关于个人利益合法性证明的历史。观念的确立先于制度的建立，所谓“合法性”，首先是一种观念的努力。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首先需要观念上的认同和支持，需要证明物质利益追求的合法性,这是资本主义确立之前思想家们面临的历史任务。

关于物质利益追求合法性的问题，可以从古罗马时代的圣奥古斯丁（354-430）说起。奥古斯丁是古罗马时代重要的神学家，他因为对基督教教义的丰富和完善而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人类的行为受到三种激情的支配，分别是权力，性和金钱。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来看，性是不洁的，应该克制。权力呢？追求权力就是追求荣誉，其结果往往是危险的；不仅对他人是危险的，对自己更是危险。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曾经有过三十几位国王，绝大多数都没有善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位的时候被杀害。这样，唯一安全的，可靠的追求或者说激情发泄的出口就是金钱了。主张或者提倡对金钱的追求，可以将人类的激情引导向一个安全而可靠的方向。这样物质利益追求就有了合法性。这样的观念古已有之，但要到资本主义具备产生的历史条件时，才受到重视，并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证明的重要工具。

从物质利益追求的角度为资本主义进行合法性证明，是启蒙时代的重要命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证明，来自孟德斯鸠（1689-1755）。据赫希曼说，他关于“激情与利益”的这项研究，受到孟德斯鸠的一句话的影响——“贸易使习俗温润”。在此，有必要说一说孟德斯鸠的“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开篇，孟德斯鸠对霍布斯（1588-1679）的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霍布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是胆大妄为的，由此使自然状态成为人与人之间无休止战争的“丛林”状态。人们为逃避死亡和危险，才建立契约进入社会。孟德斯鸠认为这种说法是颠倒了事实。事实是，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以个体的方式面对自然；而每一个个体相对于自然都是软弱而怯懦的。正是由于个体是软弱而怯懦的，人们才在理性的指引下订立契约，进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人类的力量增强了，接着就变得自负起来。自负的人们之间彼此冲突，才使人类陷入战争状态。如果人类就这样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社会显然是无法存续的。社会之所以可能存续，原因就在于人们能够进行贸易。“贸易使习俗柔润”。介入贸易过程中的人们是理性的，他们宁愿将精力用于经商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愿意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这样，贸易就带来了和平。

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主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思想家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就是从个人利益合法性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部著作还有一个主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如果人们过分热衷于追求个人利益，忽视自己作为公民的社会存在的话，就等于将政治权利假手于人，这就可能为独裁创造了条件。利益取代暴力，这是它的积极意义；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政治和社会权利，就是它的消极影响了。这一主题让我联想到纳粹统治的背景，但在二战之后的欣欣向荣之中则很容易被人们遗忘。

赫希曼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当然远远不仅是《激情与利益》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证明。赫希曼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对经济学有着很多独创性的贡献。这一切，基于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还是一个杰出的观察家和实践者。

大家都知道基尼系数，就是用洛伦茨曲线来描述收入分配状况，据说是由某个叫做基尼的人发明的。其实最早用洛伦茨曲线来描述某个变量之分布状况的，正是赫希曼。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赫希曼作为一个学生就在美国某期刊发表论文，用洛伦茨曲线描述工业集中度，这就是赫希曼指数。后来一个叫做赫芬达尔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过发展，这一工具就叫做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赫希曼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最初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在很大意义上，赫希曼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赫希曼之前的最有影响的是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等人以“资本缺口” 理论为基础的“平衡发展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不足，需要在各产业之间形成相互需求，从而要求在各产业间进行水平的平均的投资。这就是“平衡发展战略”，也叫做“大推进战略”。这种战略似乎是一种天真的乌托邦幻想。发展中国家既然资本形成不足，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就意味着只能在个产业之间进行撒胡椒面式的投资，这就意味着放弃规模经济。“大推进”的结果可能是不能推进。赫希曼的理论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足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前者完全不同。因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足，所需要的不是全面的推进，而是有选择的重点突破，单兵推进。也就是选择有前途的有显著联系效应的某些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这些产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赫希曼提出了联系效应，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等思想。所谓联系效应，指的是产业之间存在生产经营上的某种联系，一个产业的发展可能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拉动或者推进的作用。产业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分为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前向联系指的是某产业与吸收它的产出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后向联系指的是某产业与为其提供投入品的产业之间的关系。利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在产业之间形成相互供给和需求，一个产业的发展就可能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所谓极化效应，指的是在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点发展的产业或者地区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不断自我强化。极化效应的结果是部分产业或者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脱颖而出。市场的作用，不仅可能推动极化效应，还可能推动涓滴效应。所谓涓滴效应，指的是重点发展的产业或者地区在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发展的成果可能会向周边的产业或者地区扩散，就像涓涓细流或者水滴由高向低渗透一样。这里存在发达的产业或地区成本提高而周边产业或者地区由于成本相对低而形成竞争力的因素。这种认识类似于休谟（1711-1776）所谓的“经济机会转移”。

赫希曼的下一部重要著作，是1970年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赫希曼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而一旦组织陷入低效，其成员可能选择退出或者呼吁。所谓退出就是用脚投票，离开组织。这可能造成企业的动荡，造成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效率下降。对组织来讲，更有效更可取的应对方式是更和平的方式，也就是呼吁。所谓呼吁，可以理解为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献言献策，共同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相对于退出而言，呼吁有助于保持企业运行的稳定，减少企业经营的波动风险，因而是一种更加有效的长远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呼吁却又不是广泛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其呼吁的丰富或者稀缺，取决于它所培养的忠诚。如果其成员对组织拥有足够的忠诚，在面临组织运行低效时，更可能采用呼吁的方式；反之，在忠诚缺乏的背景下，人们更可能退出。赫希曼的这一思想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可以用他来解释移民问题；而赫希曼后来用他来很好解释了东西德合并的问题。

赫希曼的下一部重要著作是《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这部著作被看成是对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曼瑟尔·奥尔森（1932-1998）的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个批判。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之作。奥尔森认为，因为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的存在，集体行动往往面临困境。也就是说，对于改进集体福利的行动，人们倾向于由他人来承担成本而自己只是坐享其成，集体行动由此将陷入困境。赫希曼认为，奥尔森的理论，预示了一个悲观的前景，似乎人类在集体行动方面会一事无成。事实并非如此。就赫希曼的观察和理解而言，人类的行为习惯，似乎总是如同钟摆一样在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之间摆动，有时候人们投入较多精力参与集体活动，有时候又从集体行动中退出进入个体行动。赫希曼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解释：失望。人们在介入集体行动之前，可能会满怀希望，但实际参与过程中，伴随着欲望的满足，人们会逐渐对集体活动感到失望和厌倦。这时个体行动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希望，于是人们又会选择离开集体行动而介入到个体活动中。这样，人们就经常在希望和失望的作用下，交替参与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赫希曼的理论，似乎也是对奥尔森理论的一个完善和补充。但他的这一工作并没有得到奥尔森和戈登·图洛克等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认可。

赫希曼还有一个凸显其洞察力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赞誉，这就是“隧道效应”。这一思想的灵感来自于赫希曼的生活经历。一天赫希曼开车外出，被堵在隧道口，半天纹丝不动。后来看到同向的相邻车道开始缓慢动起来，赫希曼感觉到宽慰，相信既然隔壁车道已经动起来，自己车道也会很快动起来。可是，隔壁车道越来越快，自己车道还是纹丝不动，于是心里那点欣慰消失了，并渐渐转化为强烈的愤怒。后来，赫希曼将自己的这一心理变化叫做“隧道效应”，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容忍程度问题。赫希曼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一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收入都有所增长，而且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人们对政府政策会高度支持。但是，如果政府不注意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就可能引发重要的问题。那些最初支持改革的人们可能会因为收入增长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爆发不满，最终影响到社会的和平发展。赫希曼希望借此警告那些沉浸于经济增长而忽视深化改革的国家，一定要注意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容忍程度问题，建立合理的制度，保证更多的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赫希曼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他的人生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德国人，犹太人。他年轻时候在德国就研习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参加过左翼的地下活动。后来，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兴起，继续留在德国受到威胁，于是在十七岁那年，赫希曼离开了德国。赫希曼先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那一时期，哈耶克的思想给他留下了重要的影响。赫希曼后来又去了意大利，继续学习经济学。赫希曼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书斋里的学者，而在法西斯群魔狂舞的时代，他首先是成为一名战士。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赫希曼参加了国际纵队，前往参加阻击法西斯的战斗。后来他回到法国，参加地下抵抗组织，成为营救犹太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下交通网络的重要成员。据说他是一名造假的高手，他制作的假护照等证件成为地下交通网络秘密输送犹太知识精英离开欧洲前往美国的重要工具。赫希曼小组营救成功的犹太精英知识分子中，就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后来，赫希曼的处境变得困难，面临暴露的危险，就转移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赫希曼又参加美国军队，加入情报部门，前往欧洲参战。

战后，赫希曼回到美国，继续学习经济学。后来在格申克龙（1904-1978）的帮助下，曾经进入大学任教。再后来，美国政府内部出现清洗异己力量的运动，赫希曼由于其早期的经历受到怀疑，再加上他本人对于在大学任教很不适应，于是离开大学，进入世界银行的研究机构，前往美洲参加调查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赫希曼的政策研究工作取得很多实践方面的成效，而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成就了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出版之后，赫希曼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流学者，引起世界的广泛注意。又在格申克龙的帮助下，赫希曼回到美国大学，先后在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作为经济学思想家的赫希曼，与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一是，赫希曼很少使用数学。并不是他不能灵活应用数学，而是因为他觉得文字对他来说更加得心应手，更加灵活自如。二是，赫希曼的研究，经常深入到超越一般经济学范围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赫希曼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他将经济学的核心观念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政治、伦理、心理等领域。他的一些研究课题，看起来是非经济学的，但其实质却是真正的经济学的。三是，赫希曼的理论和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看起来很不相同，至少不是那样形式化。不过，正是这样看起来有些异端的表现，使其容纳了非常深邃而丰富的思想。赫希曼的著作大多短小，很多内容读起来显得武断，但是，这恰恰是他著作内容深刻和表达精炼的表现。

我读杰里米·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还感受到赫希曼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从来就不是来自计划，来自设计的。他的那些思想的灵感，或者来自生活，或者来自阅读；他从来不作什么周密而细致的研究计划，只是在不断的阅读中思考，在深入的实践中思考，不知什么时候灵感来了，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就得出了成果。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来自日常的积累，偶然的灵感和持续的努力，这就是我从赫希曼研究中得出的认识。

赫希曼的著作大多不好读。这可能与他的思维和写作习惯有关。他总是很节约使用文字，这样做既使其精炼，又使其费解。对于初学者，建议阅读他晚年编辑的一部有自传性质的文集《自我颠覆的倾向》，其中讲到他的人生及思想发展的经历，也对他的主要著作作了一些介绍、分析和评价。另外，阿德尔曼为赫希曼写的这部传记也非常精彩，值得一读——尽管它很长——将近九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