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严复回到北京；严复族侄严伯勋刺杀袁世凯未遂；2月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九十七）
严孝潜
1912年1月，严复回到北京。
严复回到北京后，未能觉察到袁世凯是利用和谈逼宫，阴谋窃国的野心。因为袁世凯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君主立宪，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甘心作内阁总理。不明真相的严复误以为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实质上出卖了袁世凯，故回京后对袁世凯说：“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 （《严复大传》第381页）
1912年1月1日（十一月十三），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1月16日（十一月二十八），严复族侄严伯勋等四位同盟会会员在北京东安门大街进行了刺杀袁世凱行动。严复根本不知道自已的侄儿参加了这次刺杀袁世凱的行动。
当时，同盟会京津分会暗杀部，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严伯勋他们了解到，袁世凯的内阁政府就设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这段时间，袁世凯每天早上乘马车经东安门大街到东华门，进宫上朝。遂与时任暗杀部部长的彭家珍一起，制定了详尽的暗杀计划，决定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暗杀行动，在出发前，他给家人写信诀别，抱定此去无回的坚定信念。
那天早上，严伯勋与三位暗杀部战友一起，进入北京城，他们在王府井至东华门设伏卡三道。严伯勋守候在东华门外不远处，路南的一个茶叶店（三顺茶叶店）门外，黄芝萌、张先培在丁字街一临街酒楼上，杨禹昌在东安市场门口。（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当严伯勋“行至三顺茶叶店门外，见一烧饼小铺，买饼二枚食未毕，复至门侧，见一卖手巾棉带小摊之旁置一储钱木柜，高坐可远望，严伯勋以小银二角购一毛巾，向摊贩商坐柜上。开皮包，去报纸，暗以毛巾在皮包内将炸弹裹好，置怀中，一手持饼徐徐食之，目注东华门内。”（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
快到中午时分，在11奌45分左右，袁世凯下朝后乘双套马车回府，“顷警笛嘘嘘，马队步卒拥袁世凯马车出”，当行至东华门外三顺茶叶店前时，“沿道护卫兵警及旁观者，目皆前视。严伯勋双手捧白巾裹弹，侧身步行丈许，从人丛后抛掷之。”（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炸弹掷于袁世凯马车下，但因投炸弹时间稍缓，而车速又甚疾，因此爆炸声浪只是将袁世凯掀翻在地，警卫营长袁金镖当场被炸死，另有十余个警卫被炸成重伤，双套马车中的右侧马虽被炸伤但仍能跑动，车夫刘二旋驱车改道往南狂奔。时严伯勋非常沉着，见状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暗退入茶叶店内，将怀中手枪插入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出门后，警察见到严伯勋以枪指之，严伯勋佯作非常惊骇状，泪直流，哀告系平民通过，实则见事急，早以豫储之堕泪药揩眼，故得随警察行脱险。（邹鲁：《光复之役》）
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芝萌、张先培听到爆炸声后，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得一击，反被街上军警察觉，上楼捕去。杨禹昌闻声持弹奔出，亦暴露被捕。（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狡猾的袁世凯遇刺后，一方面致意同盟会京津分会，言欲效力革命，另一方面下令杀害了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严伯勋在众多海军老乡的帮助下，连夜潜出北京城，避居天津。
同盟会京津分会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虽未成功，但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1912年2月12日，大势已去的清朝隆裕太后携6岁的溥仪在乾清宫颁发了退位诏书。2月15日，作为交换条件，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因此，可以说，严伯勋他们的刺袁行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算得上是民国大功臣。后来，牺牲的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被追认为烈士，脱险的严伯勋，因为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考虑到严伯勋的人身安全，同盟会组织上为他保密，隐秘不宣严伯勋的事迹。
严伯勋（1880--1933）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人，谱名家鹄，字鼎元。祖籍福州市仓山区阳岐村。祖父严恭澜，清例授修职郎，父严传慎，是严复（传初）的族兄，居阳岐严氏祖居“大夫弟”后座，前座为严复祖产。
严伯勋有兄弟四人，长兄严家鹤（字鼎铭、又号铭官、又盘），次兄严家鸿（字鼎坤），以及同父异母的四弟严家鹰（字继畬）。
严伯勋少时跟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尚未毕业的他就随严复避难上海。1905年在闽结婚后，又回到天津在海军部门任职，並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严伯勋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后，又使用有字号“鼎元”的倒个“元鼎”以及“岐峰”的名字。“岐锋”中的“岐”字，釆自家乡“阳岐”中的“岐”字，表示是家乡阳岐的革命先锋。
在参加暗杀袁世凯行动前，严伯勋的公开身份是清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1913年，北京各界为纪念刺杀良弼而殉难的彭家珍烈士，举行周年纪念追悼会。严伯勋送有挽联，自署“候官严元鼎”，挽联云：“忆去年报国共烽烟，生死盟心，弃我更谁共患难；痛此日孤身离京洛，风尘扑面，吊丧何以慰贤豪。”
在挽联之后，严伯勋还自注写道：“武汉起义，东南各省次第光复。徒从满党把持北方，兵祸相延，不能立墟清室。烈士与余步惄焉忧之，遂结合同志数人分途行刺。丁字街之役，杨、张、黄三烈士不幸被捕，余得脱虎口，方图以此余生再拼一命，冀与烈士获相追随于地下。不意彭烈士先获我心，炸杀良弼，与之同毙。”（《义烈千秋—彭家珍大将军》中《烈士周年北京追悼会挽联》）
严伯勋本人虽对刺袁一事三缄其口，但在名字的使用上却十分注意。在参与涉及革命之活动时（如参加彭家珍追悼会），即会变换名字，使用“元鼎”或“岐峰”名字，但在公职活动中，依然沿用严伯勋名字，如在1914年8月北洋政府海军部职员准备发起成立“中华国民救亡团”时，在其传单上即有“严伯勋”签名。（程尔奇：《1912年袁世凯被炸案之再考证》）
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病逝，严伯勋才重出江湖，任北洋政府海军部上校军需官。
1918年11月，严复回闽为三子严琥举办婚礼，严伯勋倍同严复返闽，在坐火车到浦口过江检查时，因在严复的签押箱中被士兵查出带有手枪一把，于是大起麻烦，连人带枪被士兵扣留，后经严伯勋到南京城里找到一位同盟会友人林向欣作保，才被放行。回到老家阳岐，严复住在祖居“大夫第”前座老屋，三子严琥则在“大夫第”后座，严传慎家，与严伯勋同住。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严伯勋南下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工作，1933年病逝南京石头城下，灵柩由海军部派军舰护送回乡，安葬于老家阳岐山上，享年53岁，坟墓现在尚保护完好。他的遗物，包括海军军服、军帽、军大衣、军刀等一直完好保存在一个铁制的大箱中，达33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毁。
1912年1月底、2月初，（十二月中旬），严复写短函给陈宝琛。
严复在函中讲：“快雪时晴，惟道体安善，今日近局盼早降。宋榻十七帖，能见借数日不？如可，望带来。……”。（《严复集》补编第218页）
1912年2月
1912年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清宣统皇帝漙仪正式下诏逊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1912年2月13日（十二月二十六），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5日（十二月二十八），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7日（十二月三十），今天是辛亥年除夕。
严复在辛亥年（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7日）作有如下诗词：
《弢庵巡抚山西，用癸已江乡赠答韵》（《严复集》第二册第379页）
《追忆癸已原作，次弢庵韵》（《严复集》第二册第379页）
《王书衡尊人蕴斋先生七十生辰》（《严复集》第二册第380页）
《赠熊纯如》（《严复集》补编第113页）
《国乐》（《严复集》补编第111页）
1912年2月18日（正月初一），今天是壬子年春节，严复在壬子年初写有《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诗一首：“鐙影回疏檽，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 （《严复集》第二册第379页）这是壬子年严复写的第一首诗。
1912年2月19日（正月初二），袁世凯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就职前“备咨询筹划之机关”。该筹备处后在4月22日撤消。
1912年2月23日（正月初六），严复写信给陈宝琛。
严复在信中讲：“伻来取书，今将至父《文集》四册呈上，中无《李文忠墓志》，意是他人执笔。……” （《严复集》补编第218页）;
1912年2月24日（正月初七），严复去拜会袁世凯，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严复集》第三册第770页）
1912年2月26日（正月初九），袁世凯因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以国体既变，统一政府已告成立，即上书“请派员接受大学堂事务”，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顿肘陷入混乱，亟待有人接管。遂直接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
当晚严复即给身在天津的朱明丽夫人写了一封信。
严复在信中讲：“初七晚见过袁总统，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刻拟十一日告假出京，到津过元宵也。临时政府有在天津组织之说，须数日方有分晓。十一日晚可派车到站接我。余俟面言。” （《严复集》第三册第770页）
严复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数日，将家眷送往天津族侄家井处暂住，因房子小，人太多，以致11月9日严复来津时“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后来，朱明丽夫人在法租界长发栈后身的中元街（今为和平区长春道）三十三号租到一处二层的房子，将全家搬到这里来居住。所以严复叫朱明丽夫人到时派车去接他。
1912年2月28日（正月十一），严复告假出京，到天津与家人一块过元宵节。（《严复集》第三册第770页）
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耍弄各种手腕逼迫清室在2月12日宣告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大出严复的意料，严复原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甘心作内阁总理，忽然间，却坐上了共和制的总统室座。面对这一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现实，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严复在2月24日去拜会了袁世凯，袁世凯把严复派到为总统就职仪式做准备工作的“临时筹备处”办事。刚好这时袁世凯因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以国体既变，统一政府已告成立，即上书“请派员接受大学堂事务”，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顿肘陷入混乱，亟待有人接管。2月26日袁世凯遂直接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
严复虽然始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而一旦中国选择了共和国体后，他认为已被推翻的清政府已如刍狗，不足重陈。所以，立足现实，临危受命，他与友人谈及此项任命时，非常谦虚地说：“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