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关于贸易的作用

2017-10-24

关于贸易的作用，经典的解释来自大卫·李嘉图（1772-1823），即“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解释很可能来自亚当·斯密（1723-1790）。一般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发展。其实，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多思想，很可能受到大卫·休谟（1711-1776）的影响。不过，休谟也不是“绝对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比休谟更早的还有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休谟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文集《政治论丛》出版于1752年，而内涵经济自由主义包括“绝对优势”思想的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则完成于1732年。如果说休谟和坎蒂隆相互之间存在影响的话，也是坎蒂隆影响了休谟。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以为是休谟影响了坎蒂隆，但是在休谟的著作出版的时候，坎蒂隆已经不幸遇难了。休谟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主要是在三十年代旅法期间完成的，相信那个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如坎蒂隆和孟德斯鸠对他会有一定影响。

休谟对于贸易的作用的解释，除了“绝对优势”理论之外，还有更多的认识。比如他认为贸易具有开发民智和展示优良生活方式的意义。一个国家发展对外贸易，能够使国民了解到国外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可以对其产生刺激作用，促使其努力和进取。这种作用也被解释为贸易的教育功能。这种说法跟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雷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2）所讲的农业时期国家需要开放国际贸易的观念是一致的。关于自由贸易及其作用，休谟在《政治论丛》中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阐述。比如他认为如果存在资本的自由进出，汇率的自由浮动，将会出现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以及汇率在购买力平价水平上的自动均衡；还有，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投资机会将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自动转移，等等。关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观念，斯密很可能受到休谟的影响。在休谟的《政治论丛》完成之后，曾经请斯密审阅书稿。那时候斯密作为爱丁堡大学的编外讲师，讲英国文学的时候讲过国际贸易的内容。斯密后来曾经指责弗格森医生剽窃自己的自由贸易思想，这显得有些牵强。如果确实存在剽窃的事情，提出意见应该是休谟而不是斯密。坎蒂隆是最有发言权的，但那时候他早不在世了。

比休谟更早的更系统的对自由贸易作用的阐述，除了坎蒂隆之外，可能是孟德斯鸠（1689-1755）。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和罗桑瓦隆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对这个问题都有过深入的讨论。这二位学者讨论孟德斯鸠关于贸易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贸易的纯粹经济的意义，他们宽广的思路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启发。罗桑瓦隆阐释的是，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家们所构想的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不存在也不可能，他只是启蒙学者用于批判和摧毁旧的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罗桑瓦隆的著作中揭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东西。比如他认为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受到牛顿（1643-1727）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影响、启示和刺激。因为牛顿探索了在万有引力作用之下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就促使社会科学家们去努力寻找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秩序。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学说，亚当·斯密关于道德世界的“同情心”和“内心公正旁观者”的学说以及经济世界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都是对牛顿启示的回应。赫希曼的《欲望和利益》试图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之前，启蒙学者的努力，都是要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证明。证明自由贸易的合法性，也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个方面，孟德斯鸠的阐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当然，到了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证明可以看成是已经完成了。

在《论法的精神》开篇，孟德斯鸠关注的是社会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之前的“社会契约论”已经给出解释，比如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霍布斯说，上帝造人，进入自然状态，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天赋权力。绝对权力并不能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在每个人都拥有绝对权力的背景下，必然会陷入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所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是人与人相互为战的丛林状态。战争的危险呼唤理性的出现。在理性的引导下，人们将导致无休止冲突的自然权力让渡出去，交由第三方行使，于是国家产生，和平出现。孟德斯鸠对此不以为然。在关于社会可能性问题的理解上，他更倾向于洛克（1632-1704）。不过，孟德斯鸠的认识又不完全等同于洛克。孟德斯鸠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人是软弱而卑怯的。相对于自然界的强大，人显得很渺小。正是由于这种软弱和卑怯，反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和平的，友好的。为了对抗自然界，理性引导人们建立契约，进入社会。一旦进入社会，人类的力量变得强大。已经足以对抗自然的人们变得自负起来，于是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才陷入战争。所以，孟德斯鸠的观念与霍布斯不一样。在霍布斯那里，自然状态是战争的状态，订立契约之后和平就出现。而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状态，订立契约使人类变得自负才进入战争状态。

在战争的阴影之下，社会是否可能呢？如果人与人之间是无休止的战争，绝对地理解的话，无休止战争的结果是只剩下最后一个胜利者，社会将不存在。可是，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孟德斯鸠需要对此给出解释。孟德斯鸠认为，和平产生的原因在于贸易。即使一个社会的习俗是野蛮的，好战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使之变得温润而和平。贸易的发展可以“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温厚”，“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而且，贸易的发展还可以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这也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贸易的精神自然地带有俭朴、节约、节制、勤奋、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按照赫希曼的解释，在资本主义取得胜利之前，启蒙学者的使命就是要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证明。如果贸易的作用在于改变习俗，实现和平，那么以自由贸易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的资本主义自然就具备了存在的合法性。圣奥古斯丁（354-430）说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泉有三个：性、荣誉、金钱。性是不洁的，荣誉是危险的，剩下的就只有金钱了。如果人类过剩的精力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金钱可能是唯一的无害的选择。所以凯恩斯也说，开设股票交易所让人们发泄过剩的精力，满足人们赌博的愿望，是推进社会和平的有效选择之一。

孟德斯鸠关于贸易可以使习俗温润，从而带来和平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讨论过相关的主题。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种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与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的选择机制，往往是坚硬而僵化的，要么是这种信仰，要么是那种信仰，信或者不信，这里面没有妥协，没有中间地带。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的教义，都主张自己的信仰的绝对性，不能容忍对其他信仰或者其他经典的宽容。由于这样的绝对性，往往造成种族之间，宗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因为信仰不能妥协，要消灭别的信仰，就得消灭持有这种信仰的人本身。借助于贸易，基于身份的种族种族冲突是可以得到缓解并解决的。意识形态是整体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比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基督徒信仰三分之二的上帝和三分之一的佛祖；或者要求一个佛教徒信仰百分之八十的佛祖和百分之二十的耶稣。但是，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佛教里，都是承认人的现世存在的——尽管都没有将其作为唯一或重要的存在。既然人是现世存在的，就有利益的追求。意识形态是不可分的，而利益则是可以分解，可以计算的。不同地区、阶级、种族、宗派之间可以因为禀赋的差异而发生贸易，发生利益的往来。这样，可分解和可计算的贸易，有可能带动意识形态的妥协，从而带来和平。

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十七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也讨论了关于贸易作用的主题。如果没有贸易，世界是不存在的。在十五世纪之前，地球表面就是一个个孤岛，谈不上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就欧洲和中国的关系而言，也是彼此隔绝的。十七世纪，欧洲人掀起一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热潮；通过远洋贸易，大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进入欧洲。尽管中国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天下一切美物，老子无所不有，但还是有一些舶来的东西进入中国。比如，明朝时期，从福建上岸的就有土豆、红薯、辣椒、番茄，还有烟草和同性恋。卜正民用一个个小故事将历史串联起来，给我们展示了全球化黎明时期经由贸易推动的整体世界形成的过程。卜正民在全书结束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话“人非孤岛”。地球表面本来就是一个个孤岛，只是因为有了贸易，才将这一个个孤岛连接起来，才形成了整体的世界。贸易创造世界，这就是“维米尔的帽子”里装着的故事。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贸易的作用，突破了单纯从比较优势角度的考察。我从孟德斯鸠、阿玛蒂亚·森及卜正民的著作中，看到了解释贸易作用的新的思路。这种思路比之主流经济学单纯的理性选择观念，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也更有趣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