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解开五个高尔丁死结

　　树成天下

　　2016-12-24

　　注： 本文是博主@树成天下受邀在第十五届南方改革论坛暨中国体改研究会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与首届“南方杯”改革创新优秀研究报告和论文揭晓颁奖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该大会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广东省经济学会和福建、广西、海南等多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主办。

　　内容提要： 经济转型是国家生命成长期间变化的客观反映，它是一种质变式发展状态，绝不能与过往旧经济的量变式发展情形下，所进行的结构调整相提并论。它涉及国家生命体的肌能蜕变、改造和生发，由此所引发的方方面面改革在所难免，那种对国家生命运动轨迹、新经济的特性和国家生命力的真谛不知所以，必然使国家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上演“狼孩的故事”。 若要经济转型和自贸区建设取得大成功，必须解开前进道路上的五个高尔丁死结。

　　（一）新经济与旧经济的本质存在天壤之别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如火如荼，对于这一关乎国家全局的天字一号大事，怎样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对此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于是。从认识论的原理仔细考察，这些振振有词，难能说是把握了新经济的本质，以至于要么成了强词夺理，要么成了无病呻吟，要么成了换马甲的游戏，与真正的思想理论相去甚远。

　　 然而，新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从可变态物种生命演化的启迪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绝非是过往旧经济的尾大不掉，而是与之存在天壤之别。

　　 从生命运动轨迹看，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期间。国家生命成长彷佛同蝴蝶演化一般，都秉承4313生命密码运动前行。亦即整个生命过程，都将面临着四个期间、三个拐点、一次量变和三次质变的严竣考验。时至今日，世界本身和多数国家都走过了“卵——幼虫”的生命孕育期和“幼虫——成虫”的生命生发期，正跨入“成虫——化蛹”的生命升华期，当然离“化蛹——羽化”的生命化蝶期还很远。虽是一前一后，但却凸显出了可变态物种的生命景象，已是另一种生命形态和不同的立世活法。

　　 从发展的性质看，它们两个期间大相径庭。一个是以生命体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为变化特征，以表象化、渐进化和外延化的路径进行“量变”，反映的是一种放大镜或比例尺的原理；而另一个则是以生命体的肌能蜕变、改造和生发为根本标志，以脱胎换骨式、内涵发掘式和变态发育式的通路进行“质变”。不仅是形态结构与过往形式不同，而且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生命进化。并且改变的形态又是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使之生活习性上骤然间判若两人。

　　 显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发展主旨、基本功能、生命诉求、运营对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千差万别。与之相应，过往的旧经济与时下的新经济，无论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发展模式、运营路径、和盈益通道等内涵，还是在管理组织、改革重点、发展方向、欲求平衡和政策杠杆等选择，都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面对此情此景，绝不能成为混淆光彩的色盲。倘若经济转型理论不知究里，必然是一脚错百脚歪；而如若谋国者对此不知所以，太过盲目自信，把自已深深囚禁在“老黄历”之中，无端地自鸣得意，那么，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抑或逞强于“头过身就过”的蛮横，终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新经济的着眼点是造就国家生命力

　　新经济作为一种可变态发育式的“质变”，由此所引发的国家经济转型，绝非是常规意义上的“发展”字眼那么简单，它涉及国家生命力培育和造就的方方面面，倘若凭好恶进行选择性地着眼，无异于缘木求鱼，讳疾忌医。

　　然而，国家生命力是什么？由于国家是一种社会生命体，按照力学原理，其经营成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因而，人们在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当然经济转型也不例外，其最终都是为了培育和造就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头，追根溯源就是影响国家孕育、成长和消亡的那些重大因素。根据层次、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大体可归结为原发性、继发性和诱发性三类因素。

　　原发性因素，它是国家诞生时就具有的先天力量，宛如自然生命的基因，不能因时因地因人而随意更改，其生命组织和器官也是与之密码设计而配套，因而将其称之为原动力。体现在国家生命体中，它是由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所构成。它们或是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纽带，体现着国民的基本权利、责任和义务；或是类似于遗传基因，国家生命进化都是通过它们来实现；或是免疫系统，它对国家生命成长起到良好的规范和保护作用。显然，原发性因素决定着国家的诞生、类别和先天质量等，因而，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客观上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运行。

　　继发性因素，它是国家生命体降生后生存、发展和壮大的主体力量，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应激反应和新陈代谢的能力，因而将其称之为能动力。这种因素，在自然生命体身上的体现，就是促进其生命组织发育和健康成长的因素。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它就是构成和影响组织良性运动的那些重大要素，主要由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构成。它们或是反映社会舒适度的痛感神经，或是经久产生国家、社会和公民动力的荷尔蒙，或是构成国家生命伟岸形体的组织硬件等。显然，国家健康和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有效作用的结果，而非是单凭依靠某种揠苗助长所能长期奏效。

　　诱发性因素，它是一种来自于国家生命体外部的矛盾性力量，其具有反作用性。由于这种力量乃是源自于客观外部因素，且是一种对外部因素利用、规避和转化后而形成，因而将其称之为外动力。对于自然生命体而言，这种因素就是社会生态和生物链等。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集中体现为客观生存环境、和谐态度和驾驭能力方面。它是由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制衡性等要素构成。它们或是能量端口，或是生存空间，或是发展生态等。无论之中的那一种因素，都存在正向和负向的作用。显然，能否正确地规避、利用和破解外部矛盾性因素，将直接关乎国家生命体的能量交换、生存空间和生命进化。

　　现实中，那些构成国家生命力的每种要素，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其背后都拥有若干相关因子的支撑，而每一个因子的后面，又排列组合着数不胜数的分子。倘若对国家生命力进行动漫，它就是一座由国家生命力要素--要素分解因子--因子的组成分子等物质和精神因素，所有序砌起的壮丽金字塔。

　　而解读国家生命力的要素系光谱，大凡分布如是：国家原动力所包含的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分别由国体、政体、所有制、体制，文化、宗教、教育，资源禀赋、装备、人口质量，结构、产业方向、环境等因子构成；国家能动力所包含的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分别由行政、司法和非政府组织，科技、市场、产业水平，人才、公平、欲求平衡，经济、技术、设施、教育的能力等因子构成；国家外动力所包含的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制衡性等要素，则分别由社会、民族、地区、就业，政策导向、市场规模、国际性，党派、新闻、社会、法律的监督，软硬实力、国际关系和军事能力等因子构成。并且随之社会的演进，将不断发生增减和轻重变化。

　　不言而喻，国家所产生的任何问题绝非偶然，都是国家“三力”作用的客观外在表现。当国家生命力构成要素缺失时，将导致相关力不归位而影响生命力之间的互动；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所发生的突变时，将导致生命力相互间的作用机理失衡；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力产生的障碍时，将导致生命力不能有效地迸发。凡此种种，使得国家生命的“三力”作用效果难以正常产生，甚至相互抵消。那种国家生命力严重不足的后果，必然是百病缠生和一厥不振。

　　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自始至终都有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的作用存在，并随之“三力”之间的相摩相荡，使国家获得经久不息的动力源。换言之，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只有围绕着国家生命力的真谛溯本探源，找出并摒弃阻碍生命力产生的障碍，努力实现“三力”归位，才可能达成国家生命力的最大化，也才能实现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取得伟大的成功。

　　（三）无厘头的经济转型必然上演“狼孩的故事”

　　然而，有道是境界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那种对国家生命运动轨迹缺乏意识、对新经济本质不知所以，以及对国家生命力真谛的想当然，无疑将使国家（企业）的经济转型发展，不可避免地上演“狼孩的故事”。  从出发点方面看，不仅没有从整体上朝着质变的方向去努力，而是更多的依然沉迷于用不同方法去进行量变式发展。似此对国家不同生命期间的独有指纹视而不见的后果，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无情地践踏新时代新经济的客观需求，以致于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格格不如，必然都存在有机性割裂、生命力缺失和成长点虚置等弊端。而那种不以雷霆手段对国家（世界）促及灵魂，进行生命肌能蜕化、改造和生发，以谋求国家（世界） 最大发展公约数的后果，必然将使世界市场陷入“公地的悲剧”，抑或拥兵（地）自重的群魔乱舞。

　　从着力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所处的拐点时态去应对，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平铺直叙的瞎折腾。由于潜意识内都没有追究所处生命期间、拐点以及量变、质变的萌动，以至不能切准国家生命运动的脉搏，大凡都存在生命轨迹的混沌、生命需求的莫然、管理层级枉纵。正是那种认识与行动错位导致的药不对症，使得很多经济转型的努力，成了白目的病急乱寻医。

　　从成长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树立从优化国家（世界）治理结构求发展的理念，而是依然变着戏法进行外延化的量变式盲动。虽然发展方式上，较之过往注意科技含量、经济结构、区域联动和互联网经济等，但从大格局上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特别是新兴体国家更是旧梦不醒，国内没了撒银子的去处，就向国外图谋。而真正向改革求发展的选项，还是一种漫不经心的面上忽衍。

　　从外溢点方面看，不仅没有形成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大开大阖，而那种小确信自喜、小天地自闭、小集团自乐乃至强权式围堵，却似乎越演越烈。以至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大数化效应，不能真正有效地惠及国家和世界，还因为那些无端的壁垒与割裂，而使国家（世界）的生存发展空间变得更狭小。

　　从行为方面看，不仅没有破茧出与新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思维，而是依旧难以释怀过往旧经济时期的“三板斧”。总是沉迷于从金融、财政、税收、投资、贸易、市场、股市等杠杆的操弄，殊不知，那些耳孰能详的小儿科，若对过往的量变式发展堪称灵丹妙药，而对于时下质变式的国家经济转型，则无异于隔山打牛，抑或是饮鸩止渴，必然是愈推动愈适得其反。

　　不仅如此，现今世界的乱象丛生，诸如意识形态之争、哲学主义之辩、宗教地位之异、价值观之别，以及治国理念和国际关系之妄等，追根究里，更多的都是源于对国家生命运动密码和生命力真谛无知之故。

　　个中不难发现，历时一个多世纪意识形态的优劣之争，其实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命题。因为，压跟儿就不是同一个期间的问题，也就难以分得出高下。传统计划经济那一套思想理论，若用在处于“卵——幼虫”的生命孕育期的国度时，必然是游刃有余；而市场经济那一套思想理论，用在“幼虫--成虫”的生命生发期，则无疑是如虎添翼。倘若两相颠倒错位，必然成了一种克长取短的悲哀。而对于正进入的“成虫--化蛹”生命升华期，以及之后的“化蛹--羽化”的生命化蝶期，则无论以它们之中的那一种理论主打，都将是自讨没趣。必须根据新经济的特性另辟溪径，过往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理论，只能在新经济的崭新思想理论体系驾驭下，充当一些必要的具体的运作补充。

　　亦可清晰窥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处心积虑推动的“颜色革命”，最终都以惨败收场，就是由于对国家生命期间认识错位的结果。当把后一期间的生命需求，强加给前一期间的受众时，必然产生不相融的排斥，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由此给人留下“摧毁一个地方，然后走了”的恶劣印象。可悲的是，西方国家近年屡战屡败，却始终还没弄明白自已倒霉的缘由。与之相反，那些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却汹涌膨湃，且越改革越危机的国度，其病根却是对国家生命力的真谛茫然，不仅不能铲除阻碍国家构成要素发挥的障碍，实现国家生命力最大化，而且往往愚蠢的自我设限，深深地沉溺于过往旧期间的思想理论和行为模式之中，莫视国家和社会的生命新需求。

　　更能有效地见证，那种国家治理中的周期性蹂躏，莫过于谋国者无厘头的原罪。由于对国家生命运动密码和生命力真谛的懵懂，使得目标与路径和对策风马牛不相及。有如把一个可变态物种的头变成了另类，而整个身体和器官还保持原型之滑稽，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不能陡生出新的功能，更不可能有什么惊人的壮举。于是乎，终究只能别无选择地上演“凑主义、换班子、揑柿子、挣面子”的龌龊。多少美丽的宣言，社会只当是又听到一次“狼来了！”。

　　需要特别警示，那些新兴体国家的经济转型，几乎都是围绕着达成心理预期的经济增长而策动。虽然对这些新贵而言，保持一定增幅是投鼠忌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若不明理保持必要的量变发展，只是为了换取质变所需的时间，那么，势必就将南辕北辙，终究万劫不复。

　　事实上，即便是相同的发展指标，其含金量也不可同日而语。那种依靠巨额外储、民储和积极财政政策所进行的海量投资催生的疯长，与真正的经济内生所俘获存在本质区别。一个是一次过当，另一个是经久不息；一个仅是赤条条的孤立现象，另一个反映了良好的经济内在关系；一个是无味地超前摆设，另一个是现实生产力的展现。并且那种靠打鸡血的雄起，随之基数增大将难以为继，终有不可收拾之日。

　　 （四）经济转型成功必须解开五个高尔丁死结

　　如此说来，国家经济转型成功的出路在哪里？从新经济的本质和特性考察，解开前进道路上的五个高尔丁死结，即观念结、理论结、方向结、路径结、催生结，乃是一条金光大道。它们或是立业的第一粒纽扣，或是行为主体拨乱反正的杀手锏，或是令人心动的财富矿点，或是有效行动的通道，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杖，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与新经济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只有拥有了这一切，才能做到心明眼亮，行动有创造，从而走出困局，驾驭未来。

　　破解“观念结”的重点。在于提高人们行为出发点的境界。从过往的思想理论和行为活动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大凡行为主体对客体所反映的态度，大体可归结为木偶型、衍生型、混沌型、投机型和生命型五类。与之相对应，人们所秉持的行为出发点，不外乎唯信、唯我、唯沌、唯势和唯无五重境界。它们无不是行为主体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或是把客体当成没有生命（意识）的木偶所产生的观念或意识，或是把行为客体看成自我的衍生物所酿就的观念或意识，或是把行为客体看成没有差别的不变态物所生发的观念或意识，或是把行为客体看成一种简单利用工具或“爆点”所产生的观念或意识，或是把行为客体看成一种自然生命体或社会生命体所孕育的观念或意识。

　　很显然，以唯信、唯我、唯沌、唯势为代表的前四种思想境界，乃是人们对事物表象认识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更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而只有“唯无”思想境界，它所触及的是事物内在和灵魂，可谓为人类本质认识的结晶。不言而易，在过往旧经济时期，得益于量变式的一目了然，因而，国家、社会和企业所追求的成功，以那些表象认识为出发点已经游刃有余。而在新经济条件下，面对那种质变式的发展，如若人们依然老调重弹，必然会走入死胡同。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行为出发点转到“唯无”的思想境界上来。

　　然而，“唯无”而治作为行为的最高境界，它不仅是一种超然的哲学意识，更重要是一种“无状之状”的行为方式，若要达成如此收放自如和“会万物为己者”， 绝非是手到擒来。只有行为主体勇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奋力跨越“五大跨栏”，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为出发点，以达成国家生命力要素归位为重心，以了然国家生命体的内在需求为着力点，以实现社会“欲求平衡”为落脚点，以开启“可塑性经济”为导向，才会有光明远大的前途。

　　开启“理论结”的关键。在于构建起与新经济相适应的，包括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发展模式、运营方式和盈益通道等所组成的崭新思想理论体系。倘若不能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依然用过往的旧思维模式去红汞碘酒，必然是越改革越发展越危机，终究作茧自缚地陷入死胡同。恰如西方的一句谚语：你想简单地把球挖出来，那只会把洞越挖越大越深。

　　之所以开启经济转型的“理论结”，首当其冲要对新经济的价值座标加以定位，因为它是新经济这一事物固有的特质和价值表现。有道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只有准确地认识其价值座标，才能从根本上发掘其内在潜能，也才能有效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运行规律。然而，新经济的价值坐标是什么？由于事物的特性是通过与它事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因而，只要从那些充当新经济表演主角的企业和园区的价值实现方式中去观察，就能够鞭辟入里。

　　从企业的角度看，它将以“重塑市场创造力的构成”而获得经营成功。过往旧经济时代，这一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重要能力的形成，乃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经济规模、科技水平、技术工艺、人力资源素质、流动资本充盈，以及商业价值链、市场渠道建设、企业区位和政策杠杆等显性要素的优越。而在新经济环境下，随之世界量变式发展的完成，以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过往企业发展所凭借的显性要素和点、线、面化的“单一式”运行轨迹，将与时代格格不如。企业的市场创造力构成，将转变为以概念创意水平、运营议题创造、要素勾兑规模、功能叠加与新创造、智慧生产、互联网+、大数化，以及服务行销模式创新、智能化与亲和力照护、营造新生活时尚和掀动市场经纬等。毫无疑问，诸如阿里巴巴等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无非仅此而已。

　　 从园区的角度看，它将以“智譬则巧，圣譬则力”而进行曲巧取胜。过往旧经济时代，作为经济增长极的经济园区，大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往往都是通过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化，而进行“筑巢引鸟”，以引进项目投资形成产业集群，从而直接贡献GDP、税收和就业。而在新经济环境下，由于过往那种常规性商品供大于求，且那些耳熟能详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通路已经大为拥挤，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大势是一种“质变式”的发展，因而，使得经济园区自身的发展和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方式，将更多的从直接作用转变为间接作用，通过那种政策力的释放和功能叠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化和提高，实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换言之，以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为代表的国家特殊区域，乃是通过辐射、带动和撬动的途径，推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并非是平铺直叙的直接发力，亦即其最大价值公约数是一种“外溢效应”。

　　对于新经济的目标追求，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和园区，一个将以“提高项目概念创意策划度”为成功向往，另一个则以 “构建商品集散和各类中心”为未来愿景。而非过往旧经济时代，借力于世界经济的量变式发展东风，屡试不爽地践行一种“拥有式”，要么凭借资本实力进行规模扩张，要么依仗政商关系进行资源掠夺与屯积，要么借力权力而获得捕鼠器，要么自恃内行而进行虎口拨牙。一切的一切，都循序着虫路或蛇路的“潜规则”而行走，从而往往铸就了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的怪异传奇。

　　对于新经济的发展模式，应秉持“内外有为，虚实结合，长短兼顾，投资与发掘并举”的指导思想，亦即充分发挥国内和国际两种优势，特别是应找准切合点推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动发展；既要把着眼点放在“为什么出发”的根本问题上，即行为活动不能偏离新经济的质变式发展诉求，又要兼顾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下行压力，有计划地适当进行必要的杠杆操作；既要保有近期经济增长的心理预期，又要特别注重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运筹；既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力度，又要把内涵挖掘作为根本的选项。由此看来，新经济的发展模式，至少拥有共振双赢型、区域联动型、互联网+型、在地开启型、园区转换型和科技创造型等六类最佳选项。

　　对于新经济的运营方式，并非是过往那种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排雷式”抵进，亦非是那种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力量的作为。而是一种把握时代脉博的超然新生活引领，抑或是搭好仙山庙宇，访寻有缘菩萨的的“创造式”修为。无论它们之中的那种模型，都无不闪耀着形为主体的智慧光芒。亦即根据区域经济所拥有的综合优势和既定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按照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大势，超然地做好发展规划（项目）的谋局，而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定向招商，抑或搭好特色大平台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提纲挈领。必须特别表明，这种超然地谋局，绝非是那种崽卖爷田心不痛的没完没了的修桥修路。

　　对于新经济的盈益通道，新时期的新经济条件下，作为区域经济运营主体或推手的企业、园区和政府，大凡盈益通道至少有八个方面，即从抢占制高点中求效益，从创意策划中求效益，从功能叠加中求效益，从大勾兑中求效益，从变被动为主动中求效益，从逆向思维中求效益，从运营大平台中求效益，从发挥外溢效应中求效益等。

　　追寻“方向结”的根本。在于根椐新经济所拥有的特性和本质要求，进行超然地拨草寻珠和跟踪定位，寻找到富有含金量的财富矿点，以求有效地认识和把握发展商机；抑或进行反求工程，依葫芦画瓢地营造与之相应的发展生态，孕育生机，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企业组织和园区社会的转型发展成功。

　　过往旧经济时期，得益于量变式的经济发展大势，大凡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投资路线的选择，几乎都是根椐资源禀赋状况，围绕着实体产业和服务而进行挑肥拣瘦，行为主体所做的更多是选择题，亦即如何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和赚得杯满钵满。而新经济环境下的转型发展，面对这一前无古人的艰巨任务，行为主体所面临的是求解方程。倘若不能开启这一重大命题，任何行为活动都将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陷阱掉进另一个更大的误区。

　　然而，如向才能开启“方向结”呢？对此人们可以曲径通幽，从大千世界那些特别事物的特性中去获得启迪。大凡任何一种社会特别事物，都或多或少具有高地性、引子性、诱发性和外溢性的特性，它们或是拥有对周边地域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优势；或是在人类社会的行为活动中，所起到四两拨千斤和惊世骇俗的功效；或是释放出某种特别气息，引发外部事物发生突变的非常能力；或是一种生发于行为主体自身，能够极大地光大或损益外物乃至社会、市场的矛盾性力量。正是它们交相辉映所产生的“洼地效应”，常常能够使那些名不见经传之地，在一夜之间成为趋之若鹜的投资热点。因而，只要以此“四维密码”进行溯本探源，就能够去伪存真，求得芝麻开门。

　　换言之，当人们掌握了这种规律和武器，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对国家经济社会所呈现的诸如区域、产业、行业、政策（战略）和项目进行甄别，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些令人心动的财富矿点，以达成捷足先登，超前起跑线，运筹帏幄，根据自身的条件而相向而行，从而获取内心向往已久的超而红利。

　　探求“路径结”之道。在于揭示政策（战略） 所产生的各种显性和隐性作用，以循序寻觅到达成功彼岸的通道。它是行为主体达成财富目标和铸就美丽蓝图的行动路线图。宛如冒险家们的淘金梦一般，当发现令人心动的财富矿点，只可谓行百里半九十，若没能选准开凿之捷径，还称不上已经笑到最后。

　　过往旧经济时期，所谓发展路径的开启，更多的饱含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要么是周而复始地向社会剪羊毛，要么是向上跑步抢夺“唐僧肉”，要么是横征暴掠社会资源，要么是钻改革空子挖国家墙角，要么是投机钻营捕鼠权利，要么是一味地追逐战略或政策的“浮华”。凡此种种，不仅使社会戾气横生，而且使多少战略或政策不能用够、用足、用活，使得诸多发展商机丧失殆尽。于是乎，那些诸如“综合试验区”和“国家区域战略”的金字招牌，在很多地方被一些空心大佬糟踏成忽悠的“行头”。似此一来，多少区域经济、园区建设和企业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翻“过山车”、走“抛物线”了。

　　值此过往发展路径已经穷途末路之下，行为主体如何从逆境中求生存，在困难中求发展呢？应当说，发掘已经出台的诸多政策（战略） 的本体性、衍生性、相生性、伴生性四类发展商机，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它们或是一项政策的出台理由和本质目标追求，所相应规划的那些蓝图和实现载体；或是一项政策的本质追求所相向派生出来的经济形态，通常表现为某种特殊的创造；或是一项政策的目标达成所必不可少的关联性内容，通常表现为配套性、服务牲等领域；或是其更多时候是一项政策出台所催生的“经济泡沫”，常常表现为资源的掠夺、过热的房地产和政策的做空等。

　　毫无疑问，当行为主体跳出过往追逐政策“浮华”的窼臼，认识和把握新经济条件下每一项政策（战略） 所蕴含的其它间接商机，并把握住最佳行动路径，那么，就能够从容地把机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将离成功不远。

　　大化“催生结” 之必要。在于因应新经济的特性和本质要求，通过超然创意策划手段，把国家和社会所蕴含的潜能，更多的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面迸发出来，以促进国民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发展的成功。

　　之所以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必须凸显大化“催生结” 之重要，这是因为新经济与众不同的特质所决定的。当人们从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和元素质量方面去深入考察，不难发现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经济形式，客观上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可数性经济”，另一类则是“可塑性经济”。

　　前者是一种以资源、投资等显性因素为条件，以简单思维逻辑出发的发展模式。其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机械运动，所追逐的只是有限的“值”，盈利方式是一种聚合的、静态的、单相的简单方程，倘若一旦倒腾空尽，形势必将陡转直下。后者是以发掘事物内在潜能等隐性因素为立足点，以超然创意为出发点的多维发展模式。抑或是将一切物质注入灵魂，使之与人和环境达成高度的统一与和谐，以实现价值的持续升华。其行为更多的是思想创造和体制机制革新，所追逐的是无限的“量”，盈利方式是一种发散的、动态的、多相的复杂函数，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可誉为智者的游戏。

　　显而易见，那种“拼”字当头的“可数性经济”，与“创”字顶天的“可塑性经济”，“两者”之间的根本价值体现，存在着天壤之别：从表现形式看，一个显性，一个隐性；从形成过程看，一个简单 ，一个复杂；从价值含量看，一个可数，一个可塑；从影响程度看，一个面窄、时短，一个面宽、时长。不言而喻，大凡过往的旧经济都属于“可数性经济”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就是久久难以破解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谜底。而处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下的新经济，显然是一种“可塑性经济”。 正由于此，在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转型，创意策划手段不可或缺。过往那种没有超然理念或者说思想文化武装的企业，靠误打误撞成功的低级奇迹，已经几乎不可能再发生。对于创意策划的超凡价值，被誉为香港打工皇帝的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坦言：“善用创意是和黄创造盈利、成功拓展业务的关键；” “和黄能够发展到今天，创意的经营方式功不可没，创意是最基本的运作元素。”

　　（五）经济转型突破口的自贸区发展新思维

　　新经济条件下，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示范区的自贸区 （国家特殊区域） ，肩负着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希望。然而，由于对这一充满诱惑而又生性倔犟的“物种”，人们只知表不知里，使得那些责任主体和利害攸关方，一方面是爱不释手的高烧持续，一方面却又显得一派茫然。

　　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海关“只管生，不管长”，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地方政府“只想生，不会养”，作为责任主体的园区“想进步，不上路”，作为利益受体的企业“意犹行，不知门”，似此一来，使得这一国家意欲打造的“红太阳”，一个个发展不尽人意，甚至被活活地折腾成了“白矮星”。

　　从新经济的特性观察，自贸区（特殊区域） 的发展与运营，必须要以追求“外溢效应”的价值取向为依归，以建立“大基地、大市场、大物流、大平台”为目标追求，以“流通制高点、经济大循环、外溢效应、总部经济和结构优化”求发展，以“谋定思动、定向招商”为行动取向而进行谋局、谋势、谋造，才可能取得大成功。

　　以此同时，政府应在战略层面给予助力，使之强身健体而增强对外“辐射能”。 必须从“行政方式变革、价值定位、目标定位、角色定位和关联定位”等，增强其战略驱动力；从“前店后厂、功能驱动、区港联动、区岸共进和区城联动”等，推动其外溢效应的发挥；从“体制机制、项目评价、投资促进、管理条例和竞争机制”的建立，促进其内在潜能的开发。

　　而园区管理组织应从创新运营方面努力，使之畅通和拓展与外界能量交换的端口，以维系和增强其生命活动的动力。然而，由于自贸区（特殊区域）运营目标更多的是搭建供市场主体活动的“大平台”，而此类大平台的创建极富挑战性，并非仅靠市场主体自发力量所能及。因而，园区组织应当主动出击，从“识局、酝局、绘局、布局”的重点环节做好谋“局”；从“度势、借势、营势、导势”的点面运筹好谋“势”；从“引导、推动、帮扶、营造”的层面开展好谋“造”。 若能使自贸区（特殊区域） 所展现出的姿态，是亦非是，非亦是非，把那些物质的产品演绎成精神的产品，引领时代消费潮流，那么，这类园区就将名副其实，并一定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