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时代”还是“黄金时代”？
我在三十年前就知道美国有个经济学家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得出与正统思想大相径庭的结论，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并非没有效率，美国铁路网的建设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后来知道这位经济学家叫做罗伯特·威廉·福格尔，他与道格拉斯·诺斯一起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福格尔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我最近翻阅台湾学者赖建诚的《西洋经济史的趣味》，其中就有对福格尔这一贡献的介绍。我之前没有读过福格尔关于美国奴隶制的著作。我想当然地以为，福格尔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尽管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是有效率的，但人们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高于对效率的追求，出于维护正义和实现自由的目的，美国人民选择通过战争来捣毁奴隶制。这样的理解，赋予福格尔此项研究以道德合法性，否则怎么理解它的“重大意义”呢？
我最近才读到福格尔的这部著作，是与斯坦利·L·恩格尔曼合著的，书名是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主标题译为“十字架上的岁月”可能更合适一些。“黑人奴隶制所存在的时代及其后废除了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斯坦利·L·恩格尔曼：《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这里的CROSS，有耻辱的意思。这段话是对著作标题的解释，不过含义却不是很清楚。成为耻辱的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废除奴隶制的南北战争？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界定。或许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将TIME ON THE CROSS译为“苦难的时代”也还不错，耻辱是相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而苦难是针对奴隶而言。就那个时代的奴隶来讲，是苦难的；对整个民族来讲，就是耻辱的。
我们所接受的文明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奴隶制是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社会制度；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与牲畜属于同一类存在；对待奴隶，奴隶主是缺乏人性的，他们贪婪、残暴、冷酷，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奴隶制度相对于原始社会的进步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总的来看，奴隶制度都是一种低效而浪费的经济制度；因为社会资源的很大部分被用于对人的控制，这样的社会不仅落后而反动，而且低效而浪费。我们对奴隶制度的罪恶和低效的了解，一个是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解放前的西藏。看那些反应奴隶制度下奴隶悲惨生活的艺术作品，能复苏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也会加深我们的厌恶和仇恨。那样一种违背人性，悖逆上帝意志的制度，怎么能在人类当中存续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奴隶制度的存在，是人类共同的耻辱。我们对文明和文化进步的理解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奴隶制度的罪恶和低效，才需要废除它，才需要用一种自由和民主，公平和高效的制度来取代他。美国南北战争之所以有重大历史意义，就因为它废除了奴隶制；中国对西藏的解放之所以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因为它结束了奴隶主的统治。
可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给我们讲述的，却不是这样的文明进步的故事。在他们的研究和著述中，历史的真相似乎被扭曲了，传统而正统的观念看起来是精心编制的谎言——奴隶制度并不那么罪恶，南北战争也不是那样彪炳春秋。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使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利用计算机、统计学、应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使用“长期以来尘封于古老档案中的信息”，应用“新的分析技术和原先被忽略的研究资料”。得出一些反传统和反正统的结论：1，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工业部门中的奴隶无论是在勤奋程度上还是在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2，“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3，“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农奴来说，终其一生，他能获得其产生的总收入的90%。”4，“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前言”）
看起来，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研究目的，远远不是要解释奴隶制度的黑暗和残酷，远远不是要对黑暗和残酷的奴隶制度进行谴责。——如果是这样的研究，就没有多少创新色彩，他们也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学术成就了。实际上，在他们的观念里，关于美国南北战争，传统研究的结论呈现错误的一致性，因为他们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应用了相同的材料；那些方法和材料，妨碍了研究者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对问题的合理解释。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要向世界展示的，是在新的方法下揭示新的事实真相。奴隶制度远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残酷，奴隶主远远不是人们一贯以为的那样冷酷，奴隶也远远不是人们印象中那样不自由没尊严以及懒惰和低效。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眼里的奴隶制，和谐而美好，公平而自由，到处呈现田园牧歌的景象。在作者的描绘中，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奴隶制，不是“苦难时代”，而是“黄金时代”。
从南北战争之前的就业情况来看。奴隶并非只从事苦力，而是有着广泛的职业分布；除了体力劳动领域，奴隶还在技术领域，甚至管理领域得到就业机会，除了极少数行业（行政、律师、教育等等）之外，并不普遍存在对奴隶的职业限制和歧视。在奴隶制度下也存在良好的社会流动，只要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职业的变迁和职务的晋升渠道对奴隶也是畅通的。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也可能努力工作，而不是只会偷懒和懈怠，因为这里有着灵活而高效的激励制度。“认为奴隶主仅仅靠着鞭打奴隶来保证服从和效率的印象，是一个及其错误的传言。在奴隶世界，正如在自由社会一样，积极的激励、以物质的形式奖励，是经济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奴隶制尽管限制了黑人的经济和社会流动，可也没有消除它。”（23）奴隶的自由并没有被完全剥夺。比如那些被出租的奴隶，“他们为自己打广告，为自己的合同交涉，自己收钱并还清债务，并且得到他们自己的住所和生意场所。这样的奴隶与自由工匠的主要不同在于，这些奴隶必须向他们的主人交纳他们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的金钱。”（34）奴隶的生活并不悲惨。即使同现代工人相比，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奴隶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幸福的。“奴隶饮食中包含的食物不仅仅是玉米和猪肉。奴隶所需要的种植园产品还有牛肉、羊肉、鸡肉、牛奶……”（76）“奴隶的日常饮食是非常丰盛的。在1879年，他们的饮食所提供的能量比一个自由人的平均水平还要高10%。”“彼时奴隶的餐饮不仅非常充裕，并且大大超出了现代（1964年）对于主要营养水平的需求。”（77）“像自由人一样，大多数奴隶都拥有独门独户的住宅。”（79）因为奴隶的工作和生活都是自由而幸福的，奴隶的劳动效率必然是高涨的，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研究表明，南方黑人奴隶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北方的自由工人，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是生机勃勃的。
奴隶主不是贪婪到愚蠢的剥夺者，他们是理性的经济人，是有创新精神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不同意那种关于奴隶主购买和占有奴隶是出于荣誉、名望和权力的非经济目的的判断，他们反对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的主张，而强调奴隶主购买和占有奴隶完全出于经济的目的，出于利润的打算。因为奴隶是一种有效的投入要素，而且是一种能动的投入要素，奴隶主就要关心奴隶，就像关心自己的其他重要财产一样。比如，奴隶主就很关心奴隶的家庭和婚姻的稳定，关心奴隶的身体健康和生育繁殖。奴隶主鼓励奴隶结婚， “鼓励婚姻的经济引诱包括一套房子，一片家庭自留地，和一笔现金或是家用物品的奖赏。对分娩女性来说，最主要的诱惑是她们可以减少劳作，而且孕妇和新妈妈可以享受到特殊照顾。怀孕5个月后，女性的工作量通常会减少40%-50%。在邻近分娩的最后一个月，她们放下地里所有的工作，只需要做一些纺纱缝纫之类的工作。妈妈可以比别人晚出工一个小时，每天还有三-四个小时给婴儿喂奶，当然还有更多的长期优惠。有特别多孩子的母亲就会变成‘光荣妈妈’，可以彻底不做田野工作。”（56）奴隶主不仅仁慈，而且周到。奴隶主庄园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是完善的。维护奴隶的身心健康是种植园主的中心目标。生病的奴隶会得到精心的照顾。一般大型种植园都配备有大型医院。“种植园主真心实意要为奴隶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条件。” （83）“奴隶的医疗保健在孕妇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保障。……直到孩子出生16或18个月时，新妈妈们在工作日里每天有四次照顾孩子的机会，而且只需完成正常工作量的50%-60%。为了平衡家庭的需要，新生儿在每个工作日中平均可以被他们的妈妈照料两次。”（85）奴隶主并不像文学艺术作品中那样残酷，他们很少使用酷刑。鞭刑只是幼稚的传说而已，奴隶主有更多更好的方法来促进工人努力工作。“奴隶主试图向奴隶灌输清教徒似的工作道德”。有时候提供物质奖励，“奴隶主提供衣物、香烟、威士忌给奴隶作为奖励，有时候甚至还有现金。如果表现非常好，有时候还会得到假期或者旅行的奖励。”（103）有时送礼物。1840年，一个奴隶主给奴隶送了20美元的礼物，相当于现在的1000美元。（103）奴隶的劳动，与其说是在为奴隶主提供剩余价值，不如说是为自己提供生存资料；与其说是奴隶养活着奴隶主，倒不如说是奴隶主养活了奴隶。根据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周密的计算，一个奴隶一生的收入，只有10%奴隶主占有。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给我们呈现的，真是一幅田园牧歌的美好景象。奴隶主是仁慈而公平的，奴隶是自由而幸福的，奴隶社会就是一个和谐而美好的世界，奴隶主庄园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秩序良好的大家庭。可是，这样一个美好世界，却被美国南北战争给破坏了！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解释思路大致是这样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黑人奴隶制是成功的，有效率的，表现在南方比北方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增长率。南方奴隶制的成功基于两个内在因素：一是南方奴隶比自由工人有着更高的效率，这又与黑人奴隶稳定的家庭与婚姻，良好的生活条件，一定程度的自由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奴隶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奴隶主工作，因为剥削率仅仅是很低的10%。这是奴隶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奴隶主的企业家精神。南方奴隶主都是有创新精神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他们购买和占有奴隶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利润；为此，他们能够建立有效的奖励和惩罚制度，能够有效管理，能够善待奴隶。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研究结论让人震惊，但我却无法接受。我不接受，也不相信。我所接受的那些关于奴隶制度的负面评价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那些东西是我们理解文明进步的基础。如果可以为奴隶制翻案，将其理解为一种文明的优雅的优越的制度，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解释了。我完全能够理解，对历史的判断总是有相对的性质。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甚至是基于相同的文献材料，出于不同的立场，人们的判断也会不尽相同。对于奴隶制度和南北战争，美国不同阶级甚至不同地域的人群，可能有着对立的意识。这就让我不得不猜度作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意图。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此项研究，研究想要解释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呢？作者的研究是否是试图证明，经济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合法，以此彰显公平和道德的重要性？这种理解也是我在阅读这部著作之前先入为主的判断。显然不是这样。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对奴隶制进行道德判断——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如果说在文字背后事实上隐含着价值判断的话，那也是对奴隶制的肯定和支持。在作者的分析中，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不仅在道德上是公平合理的，在经济上也是成功而高效的。在后记中，作者似乎对该项研究没有提出道义的命题感到遗憾。“可能《苦难的时代》一书最大的不足在于它未能提出对奴隶制的道义上的控诉。”（204）其实，作者根本就没有意识要谴责奴隶制。在作者的整个论证和分析中，奴隶制在道义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作者试图证明的正是，奴隶制不仅在有效的，而且也是符合道义原则的。
在传统思维中，通常用经济上的失败来佐证政治上的不合法性。为美国南北战争及废奴运动正名也大多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作者对这种思维和判断做出的挑战，就是试图证明，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因此在政治上也是合法的——这一判断是此项研究所内涵的核心，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作者在结语中说此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修正我们对黑人历史的看法——美洲黑人奴隶是没有文化传统的、没有文化成就的、在美洲大陆这片沃土的250年间没有任何发展的。”（191）这一声明似乎是要批判人种理论，要为黑人的存在及其利益的实现辩护。但是作者的注意力远远没有放在人种上，没有放在为黑人辩护上，而是放在制度上，放在证明奴隶制度的有效性上。 “关于黑人奴隶的传统见解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人们忽略了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状况。通过不断地夸大奴隶制度的恶劣影响，人们将废除奴隶制之后的所有进步归结于奴隶制的终结。而对于存在于黑人群体上的很多问题——工资较低、医疗健康条件差、较低的劳动技术含量和相对较短的预期寿命等，都被认为是奴隶制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193）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研究表明，对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制度的这些怀疑和指责是错误的，虚假的。南北战争之前，奴隶制实际上是有效率的，奴隶劳动有效率，奴隶的劳动质量也不低。基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彻底否定了南北战争及解放黑奴运动的积极意义。南北战争实际上并没有改善黑人的处境，相反使之恶化了。“不断积累的证据证明，黑人的生存环境在南北战争后不断恶化，更有甚者，在某些层面而言，他们的生活要比以前更为恶劣。证据显示，从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黑人的预期寿命减少了10%，他们的饮食健康水平不断恶化，1980年的疾病率比奴隶庄园时期高了20%。同时，黑人劳动的技术含量逐渐下降。他们曾经是工匠行业的重要代表人群，现在却逐渐被排除在这个行业之外。19世纪的后半叶，手工工场领域出现了技术创新，他们却被阻止再次进入这个行业。从南北战争之后不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不断诶拉大。这种趋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得以扭转，而直到最近15年，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才不断缩小，黑人和白人在职业中的平等才再次映入眼帘。”（193）根据作者的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南北战争，让奴隶制度自然发展，黑人奴隶的状况也许可以得到更快更好的改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放黑人奴隶，而是将黑人推入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人类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其结果却扭曲并迟滞了历史的进步。
我无法认同作者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我甚至为作者标榜的“经济学”和“创新”而感到耻辱。如果经济学所提倡的就是这样研究，那么它应该堕落到应该被扫入垃圾堆的程度了。经济学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既是人类理性进步的产物，同时也应该是文明和进步的维护力量。如果经济学家为了“创新”，为了赢得眼球和喝彩，不惜拿人类的文明和尊严进行批判和攻击，这样的经济学就走向了历史的反动，走向自我放逐的不归路了。好在，虽然也有人为福格尔的这项研究喝彩，但毕竟还不是多数。撇开其“立场”不谈，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此项研究在科学性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本书正文中没有展示“计量史学”的方法，也没有充分展示他借以解释的“尘封于档案中的信息”和“原先被忽视的资料。”对于作者为什么对美国奴隶制的研究能够得出与主流和传统截然相反的结论，作者的解释似乎是，他们使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计量史学，应用了传统研究者所忽视的“尘封于档案中”的大量资料。针对同样的事实，是否应用计量史学就可以得出与一般方法完全不同的结论，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认识和判断不是缘于事实，而是缘于方法，这显然与我们的一般认识是冲突的。另外，关于重要信息被系统性地忽略的说法，我也不能苟同。人们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会选择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那些没有被采用的信息，极有可能是缺乏充分有效性的信息。正是因为不是很重要，才会被忽视。说重要的信息会被系统化地长期忽视，这显然不是事实。而且，著作中显示的数据材料，大多是间接的，很多是猜测的，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怀疑。
作者的研究严重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作者所描述的奴隶的职业流动，优越的生活条件，愉快的工作环境，以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和照顾，奴隶主对奴隶孕妇的工作和生活关照，奴隶主赠与奴隶礼物等等，都是一些单独的特殊的例子。这些事情可能存在，但也只是极其偶然的现象，完全不具备普遍性，完全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理解。比如，个别奴隶主可能是慈善的，有人性的，愿意将奴隶作为平等的人来看待和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奴隶主都是慈善，都是有人性的，都将奴隶作为平等的人来看待和对待。而作者的研究恰恰是，将极其个别的现象一般化，将特殊性的现象普遍化。作者的很多判断其实还自相矛盾的。比如，奴隶主是经济人，是最大化利润的追求者，那么他的经济行为应该就是理性的。奴隶对于奴隶主而言，通常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善待奴隶还是恶待奴隶，不仅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还是一个与预期稳定性有关的经济问题。如果社会经济形势缺乏稳定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会不乐观，则奴隶主更有可能恶待奴隶。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笔下的奴隶主，既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者，同时又是大善人和慈善家。他们给奴隶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尤其是给黑奴孕妇提供的关怀和照顾，他们还给奴隶一定自由，给予晋升的机会，市场赠送礼物；如果说这些是极其少见的现象，似乎还可以接受；如果说这是普遍的现象，那么，不是奴隶主疯了，就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疯了。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是高效的经济制度，美国南北战争不是推动而是阻碍和迟滞了美国黑人境况的改进。这样的认识，与南北战争时强烈对抗北方军，竭力组织废奴运动的南方奴隶主其实是一个论调。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与南方奴隶主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打着经济学家的旗号，挥舞的是“计量史学”的大棒。我回头再仔细阅读他们著作的时候发现，这二位“经济学家”的语调也是奴隶主的。比如他们竭力要证明，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贸易中，很少存在将黑人家庭分开的情况，也很少存在买卖少年奴隶的现象；奴隶主一般不愿意拆散黑人家庭。即使有拆散黑人家庭的情况，有少年黑奴买卖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的。主流研究中关于童年黑奴买卖的“所谓的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实际上也不过是从26年的时间跨度（1834-1860）中列出20多个包含大约50个孩子的单独交易罢了。”（30）事例和数据的选择当然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可以选择和处理的。从这段话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出作者口气和腔调——“也不过”，“罢了”——似乎这里涉及的不是人的买卖，而是工具的买卖，这种腔调，正是邪恶的奴隶主的腔调。这样的事例，在书中比比皆是。
近代以来，对奴隶制的残酷和低效，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对于美国奴隶制的残酷和低效，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也有无数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们很难想象，福格尔和恩格尔曼之前将近一个世纪，研究者们都受到了蒙蔽，系统性地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使用了错误的信息。如果说人们长期以来的共识都是不可信的，又怎么能保证那些隐蔽在角落里，长期被忽视的无关紧要的信息是可信而且重要的？如果说以往的方法是错误的，又怎能保证“计量史学”就是唯一正确的？文明的发展，奠基于我们对某些进步观念的继承，如果奴隶制都可以为之翻案，我们的文明就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我们的文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我相信福格尔也不是在为学术而学术，我相信他也在竭力证明吻合某个阶级或者集团的意识形态。不过，仅就为奴隶制招魂而言，这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中的存在，是经济学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