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中国的干部队伍？
---评郑永年《中国出类拔萃之辈在哪里》
徐景安
2015年07月23日
| 郑永年先生对中国的时政评论，每篇都有真知灼见，观点独特，批评中肯，建议实在。这次写的《中国出类拔萃之辈在哪里》，提出了吏治改革与建设问题。
他说：“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
对处于威权政治阶段的中国来说，能否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进入统治集团尤为重要。“当代东亚模式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出类拔萃之辈统治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有效社会政策的制订，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都和这个精英统治集团有关。”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
提出问题固然重要，解决问题更为关键。可是，今天中国一到这个层面就复杂了，任何一个支系统，或支支系统背后都会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大系统。中国改革困局就在这里，你要改一，非得改二、改三、改四，结果就成为全面改革，最后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郑先生提出：“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这就从一变成二了，一是要给从政者“体面的薪水”，二是“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而要解决这二个问题，就涉及更多的问题。
先说薪水。
郑先生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作这样的判断似乎没有错，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基层公务员工资很低。但是从全社会层面看，公务员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社会保障上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没有的特权，现在正在进行并轨的改革，包括公车改革都要给补偿。问题还不在这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太庞大，而且没有约束机制。中国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由政府自定，带来机构膨胀、人员超编。中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
公务员是社会公仆，要多少公仆，应由代表民众的权力机构定。而我国要多少公仆自己决定，公务员编制超编，设事业编制，事业编制超编，再雇各种名目的协办人员。有人冒充县委书记签名，安插了23人进入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精简公务员队伍、压缩行政开支，尤其是要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审批权交给人大，这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作这样的配套改革，简单地给公务员加工资，只能引起民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
再说道德。
公务员的道德从何而来？或者换一个说法，公务员工作的动力在哪里？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人做事，一是靠利益驱动，二是靠价值驱动。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第一靠利益驱动，打土豪分田地，跟着共产党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但更靠价值驱动，共产党代表正义和光明，吸引了无数有识之士、进步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以至于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那么，今天执政的共产党，能给公务员什么呢？
作为真正的“出类拔萃之辈”，不只是为一份“体面的薪水”所吸引，应该更多的是实现价值意义。比如郑永年先生如此用心勤奋写作，为中国改革谋划献策，中国政府并没有给您“薪水”，而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关爱，并且由此得到中国知识界的尊重而自我价值的实现。
今天中国公务员的动力就是升官，升官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这没有什么不对。没有当官不想升官的，但升官的目的是什么？这可以获得更多资源的支配权、决定权。用来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能不能提供让官员心悦诚服而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反省，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这可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啊！
郑永年先生在《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一文中说：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首先是给共产党官员、公务员队伍提供“一种道德生活”， 提供“文化或者价值”。
说到这里，必须强调，共产党、公务员也是人，不能要求他们个个公而忘私，人人都成为“焦玉碌”式的干部。所以，给一份“体面的薪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只是为薪水而工作，他们有价值意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同样是有回报的，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而获得的幸福感。
官有高低，权有大小，只要造福民众，为民众爱戴、拥护、信赖，就是人生价值意义的实现，就会获得高于物质回报的情感幸福和精神幸福。就是一个办事员，由于效率提高、态度和蔼，方便了群众，感受温暖，一定会受老百姓喜爱。看着老百姓笑脸而去会油然升起喜悦感、成就感。这位办事员同样得到了回报，人缘好、心情好、身体好，也会受领导表扬，而有更多的提升机会。
用造福民众作为价值追求来教育干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的。那么，我在招商、盖厂、修路、架桥，不是造福民众吗？如果真正将民众的幸福作为价值追求，那究竟什么是民众的幸福，是不能代表的。这就要尊重民意，方法、途径很多，幸福感问卷调查就是一种，全面系统地征求民意，然后实心实意进行整改。可今天，当官的自认为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常常是为民做主。而其背后可能是私利。
我一直鼓吹将幸福中国、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作为考核干部的目标，由此改变评价主体由上级改为民众，评价指标由GDP改为幸福感和幸福度加权的幸福指数，从而帯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同时，政府引导创建幸福企业、幸福教育、幸福家庭、幸福人生。这是治国理念的转变，也是治国方法的改进。
要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广开言路。实行精英统治是靠“关键的少数”，但并非少数人说了算。80年代改革，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政治比较开明，领导人喜欢听取不同意见。每年决策，既听老同志意见，也专门听年轻人意见。我所任职的中国体改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联络、团结、吸引年轻学者为中央决策提供意见。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华生等就是当年热心改革的青年才俊。1984年莫干山会提出的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为中央采纳也是来自民间组织发起的。相比之下，今天的决策系统比较封闭，没有相应的渠道吸收、采纳民间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建议。
你看，一个问题带出这么多问题，全面改革不错，重要的是哪儿入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谓给我一个支点撬起整个地球。撬动中国的支点，就是从改变执政理念入手，将中国民众幸福作为价值目标，进行治理制度、体系、方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