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送锦旗”农民工系警权任性

今年5月，因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产生劳动纠纷迟迟未得解决，张蓬冲与工友等数十人先后到湛河区政府和平顶山市公安局反映诉求，同时给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先后各送了一面“不作为奖”锦旗，随后张蓬冲及其所在公司经理谢金红等四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6月15日《南方都市报》）

近几年，因为百姓维权意识不断提高与申诉渠道不够畅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给行政部门送“不作为”锦旗的新闻随之不断见诸媒体。最早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行政行为不满是发生在2010年11月。因劳动合同纠纷，认为劳动部门不给力，一小伙向无锡市劳动部门送去“不为人民服务”锦旗，经过媒体报道后，网民称之为“锦旗哥”。随后，类似带有“喜气”的锦旗就不时见诸报端。

笔者以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应该能够容忍“不作为”锦旗的存在，群众有对行政机关表达不满的权力。虽然平顶山警方并不承认“农民工赠公安局‘最不作为’锦旗被拘”的说法，而是以“严重影响平顶山市信访办工作秩序”为名刑拘送旗的农民工。但我不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怎么扰乱信访办工作秩序的，是像庆安火车站被枪击的徐纯合生前那样“堵路”以阻止他人进出“衙门”，还是在办公楼里撒野，弄得与此无关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办公？难道这些农民工来信访办不是为了正常上访，而是无事生非？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农民工无非是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如果当地政府能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很好地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哪里还会出现为“讨薪”而上访的农民工？这些被欠薪的农民工，去社保部门维权却得不到解决因此上访，他们已成“行政不作为”的受害者；因为“讨薪”被打，公安却迟迟不予立案，并拖延出具受伤人员的伤情鉴定书，当事人集体来论理，就成了非法维权、扰乱部门工作秩序，那受委屈的老百姓还能去哪里讲理？

我理解，这些农民工集体上访，已让当地政府大为光火。而他们上访又送上这面“不作为奖”锦旗，竟然还在大街上展示，政府的脸面就实在是不好看了。因此极有可能恼羞成怒，以执法为名报复这些上访的农民工。

我们从过去诸多类似送“锦旗”事件的处理结果看，绝大多数单位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对待。比如2011年8月，沈阳市民向该市一工商所赠送“不作为”锦旗；2011年12月，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住建局门前被挂上“行政无作为”锦旗；2012年5月，深圳市一市民向南山区某工作站送“不作为”锦旗；2013年3月15日，广州市315咨询活动现场，一男子给工商部门送来了写有“占茅坑不拉屎”字样的黑色锦旗；2013年7月，海南一市民“政府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锦旗送至三亚住建局。

当然，以上所涉单位均无限制人身自由权，拘留送旗者不是太方便。但此前一些被送“锦旗”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杀气腾腾”，有的处理得还相当不错。比如2011年9月，成都市民侯先生将一面两米长的“不作为”锦旗送到了成都市公安局，该局及时回应侯先生“等几天给回复”；2012年2月，陕西市民元某将一面“徇私枉法不作为”的锦旗送给兴平市公安局，该局随后成立了专案组对问题进行了彻查，并向元某反馈了处理结果。

但是，对送“锦旗”市民实施行拘的此前也有先例。2012年4月，长沙两市民向长沙市政府赠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岳麓分局以扰乱政府办公场所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头，对其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舆论大哗。两市民随后状告公安机关，但未能告赢。

当然，从区伯“被嫖娼案”至今不了了之，再回过头来看三年前长沙市民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被行拘一案，大家都较好理解了。

这几天微博上有不少网友在讨论“仇警”的话题，笔者也认为“仇警”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警察原本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保护神”而存在的，何以弄成了如今较为扩散的警民对立？一些警方人士经常将“仇警”拿来说群众的不是，可你们思考过群众为什么会“仇警”吗？对百姓好一点，“仇警”的人就会少一点，希望警方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应该说，送各类锦旗只是公民对“公权力”满意度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鞭策政府工作朝良性方面改变的作用。面对这些“锦旗”，公权力不该过于小肚鸡肠，应该有接受批评的雅量，而不是挥舞限制人身自由权的大棒。正如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大新社区工作站站长曾福耀坦然接受锦旗所言：“社区任何居民前来反映意见，我们都要接纳，他来送我肯定要收，我们的工作也会公开执行步骤。

平顶山市的这些农民工，在去市公安局之前，曾在湛河区政府门口下跪，并展示了送给市人社局的“不作为奖”锦旗，然后将该锦旗留在了湛河区政府接待中心。

市人社局没有请警察拘留送旗的农民工，湛河区政府也没有命令区公安局拘留送旗的农民工，此前全国各地那么多接受“锦旗”的单位也没有呼叫警察拘留送旗的市民，甚至多地接受“锦旗”的公安机关也未拘留送旗的市民。那么，长沙、平顶山警方这种做法，就无疑是警权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