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从10月以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已密集批复了35个基建项目，包括28个铁路、6个机场和1个深水港项目，总投资近万亿。同时，还出台了降息政策与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主要目标——稳增长。

众所周知，进入下半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下行压力十分巨大。特别是11月份PMI数据的发布，预示着制造业景气度已经很不乐观，50.3%的结果，不仅创8个月来的新低，而且接近跌破临界点。

分析普遍认为，要想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迫切需要有强力的投资手段来拉动，有有效投资来保障。客观地讲，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依靠投资来拉动，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这也是以往经验的总结。因为，在房地产投资被投资者和消费者共同挤出，“去房产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有效投资来对冲，经济是有点难以承受的。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对冲房地产投资，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最为现实的一种手段。

关键在于，如果投资孤立运行，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不能紧紧跟上，不能有效配合投资政策的出台，这些有效投资的作用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与效果。

很显然，在如何增加基建投资的同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要知道，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在货币政策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太大的容量。也就是说，放松货币政策、发行货币的空间很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必须对资金的要求很高，需求量也很大。否则，投资的作用就很难发挥。

要确保投资资金不受影响，而货币政策又必须坚持稳健性，那么，就势必会战胜其他方面的资金，特别是实体企业的资金。因为，中国的银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政策紧缩或其他方面需要资金，首先想到的总是先挤压实体企业的资金，以此来满足资金投放的需要。如此一来，实体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资金考验。

所以，在如何在增加基建投资的同时，不对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构成威胁，不大量抽走实体企业的资金，是管理层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否则，这样的基建投资，纵然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也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甚至会留下更多的经济隐患。所谓的投资，也就不是有效投资，而是有害投资。

要想使基建投资等更好地发展作用，变成真正的有效投资，还必须做到在增加投资的同时，大力压缩过剩产能，使基建投资等不因为过剩产能的存在而影响作用与效率的发挥，影响经济结构的改善。

众所周知，中国所以在2009年喊出经济已经“率先复苏”的口号以后，又陷入了困难状态，除了过度的政府投资缺乏可持续性之外，与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也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等传统行业，几乎都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产能的爆发性增长。在基建投资、特别是城市建设投资过热、国际经济还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还能勉强维持。随着基建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逐步降温，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

问题是，推行大规模基建投资，对钢铁、水泥等行业又会产生“激素效应”，原本要求压缩的过剩产能，会不会又在基建投资之风中死灰复燃、甚至出现新的产能呢？如果这样，基建投资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基建投资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有效投资。

除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外，如何在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的同时，扩大市场的消费需求，让消费来消化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让消费来推动投资作用的发挥，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足够的消费做支撑，投资也就很难实现作用与效率的最大化。

很显然，在消费问题上，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消费政策寥寥无几。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地方政府除了会运用投资手段之外，对消费是既不喜欢，也不在行，根本没有心思把工作放在促进消费上，更别说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了。相反，却在通过高强调征收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等影响消费。这样的结果，无疑对投资政策作用的发挥也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投资的有效性也会打折的。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投资政策，用基建投资弥补房地产投资不足留下的窟窿，是需要的，也是可行的。前提是，必须让基建投资变成有效投资，而不是无效投资，更不是有害投资。那么，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就必须跟上，必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来说，真正有效的投资还不是基建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来自于社会资本的生产性投资。只有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才会牢固。基建投资只是“激素”，生产性投资老师营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激素”转化成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