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的精神文化特质及其儒家精神的真谛

            郭向阳  文

在孔子的时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份的自觉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宗法世袭制度向地主官僚制度蜕变的社会变革中，“士”阶层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它说明，这一阶层尽管品流不一，但是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出身卑微。他们游移于底层贵族和庶民之间，或为庶民，或为没落贵族，或由贵族降格，或由庶民升格，总之，他们在经济上大多是无恒产之辈，而只能以自己的知识、思想、谋略、义勇之行作为立身之资，大多取实用的价值观。二是强烈的“以道自任”的自我实现意识。正如余英时所说：“‘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诸侯日益强大，周天子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小，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乐，已经走向没落崩溃，不过在春秋时期，礼乐的崩溃过程是很缓慢，在相当程度上礼乐对人们仍旧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是礼乐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但礼乐的教化作用并未完全消解，离经叛道的是一些诸侯国王王公贵族，礼乐对于中下层人士还是必须遵守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之下，从事礼乐教化礼乐服务的儒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也是一个很庞杂的团队，那时候儒是一个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团体，是一种职业，在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 原儒》中曾经说到这一点，“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御射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者。”由此可见，在孔子之时代，儒是一种很普遍很繁杂的社会职业，是一种谋生方式，同时儒还分有几个层次，有算命打卦的儒，看风水的儒，有巫医的儒；有或者熟悉礼乐，或者熟悉驾车射箭技能，或者具有书写算术知识，因而得以进入政府班底成为各级官员公务员的儒；还有官小位微却乐于个人承担社会道义，为社会正风气的儒。可见在当时，儒也分有明显的层次的。

春秋战国时期，拳头就是硬道理，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才是根本的崛起之路，诸侯国的拳头决定自己的位置，野蛮撕下伪装，战争像转基因食品让社会发生变异，在战争的推动下各种学说兴起，从社会制度到无休止的战争再到百家争鸣的思想，的确乱的可以让人眼花了乱目不暇接。由于因循守旧，腐败堕落，喜欢玩“躲猫猫”、“临时工”、“个人行为”等把戏，又时常让百姓吃地沟油，强拆老百姓的房子，王公贵族大搞血统论，生活奢靡腐化，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周朝王室日渐式微，所谓的能体现周朝王室意志的周克思主义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周朝对诸侯的约束力逐渐归零，秩序瓦解，人品降解，道德沦落，礼仪彻底的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野蛮决定文明，粗俗决定文雅，战争代替和平，诸侯各国“大家都是狼，可都在装羊”，都在表面上推崇周天子，实际上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打着天子 的旗号，拼命扩展自己的实力，捞取自己的好处，为争夺对天下的控制权，诸侯各国纷纷登台表演，凭借战争威慑他国称王称霸，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刁，不断的战争一次次的冲击着人的道德底线，在战争中人的道德品行越来越差，这种乱哄哄你方斗罢我登台的局面，造成了王权、神权大衰败，礼乐崩坏，圣德和王道，急剧沉寂沦丧的种种闹剧。在一场场决定命运的大战之前，人们不再祭祝神灵和祖先，不再把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当作一回事，只把自己的成败得失，当回事。单纯精神的力量——神灵，祖先，天子等等，在现实中不足以同利 益、私欲想抗衡，信念和现实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精神力量加上制约和惩罚的措施、手段，以及实力的威慑，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心。以强大的力量把四方八面、形形色色的人等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分，当中心的凝聚力衰退，中心之外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之 时，中心便会瓦解，或者有名无实，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便是中心崩溃分化的结果。分裂时间久了，强者在不断蚕食弱者中日益强大，弱者一个接一个被蚕食和吞并，然后再凭实力统一起来。可以设想，仅仅凭实力建立霸权的确可以成功，但是这样做很难持久，很难形成真正稳固的凝聚力。权威不可能没有，但不应当是形同虚设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形势逼人，牛人辈出的时代，那时候很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整个社会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励志哥励志姐很多，宅男宅女是一种耻辱，一种堕落，在各个诸侯国，李天一不流行，“我爸是李刚”还没有产生，靠骚姿弄首靠色相当上将军的可能性极小，倒是能够力挽狂澜改天换地的智勇之士，层出不穷，再难做到的事情，都会有人竭尽全力的去做到做好，例如各种实用技术的研发，学术研究，称霸大业，军事战争，等等，都同样如此。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倡导推行“仁政”，且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其深远。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五十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十四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二十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三十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五十一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六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十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五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六十四岁时又回到卫国，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